郑迎春从小体弱多病，出生几个月就抽风，差点死了；7岁又得了肺门结核；12岁又得了慢性脑膜炎，头痛的在炕上翻来滚去，伴着着哮喘；她说：“我三天两头感冒发烧，吃药打针几乎每天伴随着我。有一年，我又住了28天的医院，给家里带来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婚后，我又患了宫颈炎、关节炎。母亲给我做的厚棉裤，立起来都不倒。”1996年9月25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尽量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他人，宽容大度，做事为别人着想，她的病全都消失了，冬天也不用穿大厚棉裤了，几十年的药篓子扔了，面色红润，人变的年轻了。

下面是郑迎春女士简述自己遭受迫害的事实。

1999年刚开春，我和20多名法轮功学员把第二小学南面的拆迁地段路旁打扫的干干净净，用了一小天的时间，把屎尿、破烂杂物统统清理了，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嫌脏。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出于妒嫉，与中共恶党相互勾结，对法轮功开始疯狂的迫害。铺天盖地的谎言，使得我们黑龙江这座美丽的边陲小镇也没能幸免。县委、镇政府、公安、单位的各级领导层层施压，叫我去镇政府开会，表态；恐吓单位和家人找我谈话。国保张思东、柴金林亲自上门骚扰威胁，我都没有配合他们。

2002年春的一天，国保张树义在我家周围装着看报纸，监视我的一切动向。但却被我的同学看见，他立即用报纸遮住脸，灰溜溜地走了，同学告诉我要注意安全。

2000年大年初七，我与几十名法轮功学员清理县百货大楼十字路口地段的路面结冰。因为地下水管道漏水，路面结冰很厚，汽车打滑，老人小孩摔跤，行走不便。我和法轮功学员们从上午9点，一直干到下午2点多，才把街道清理干净。

然而，在清理街道过程当中，县政府派杜丽萍、张思东一直在现场监视这些做好事的法轮功学员。到了晚上七点多钟，张思东把我和几位法轮功学员叫到公安局。一进屋，张思东就问：“是谁让你们成帮结队扫大街的？”我说：“没人让。大过年的，为了让人出行方便。”张思东说：“我们这也有活，怎么不来干？”我说：“你要告诉我们，也会来干的。”

张思东又说：“你家贴的对联有问题。”我不明白，就问：“我的对联是遵纪守法的内容啊。”他又说：“你这是在找茬。”我想我们的身体好了，做事为别人着想，对社会、对家庭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呀，怎么能是邪的呢？我对中共的镇压很不理解，我就和另外两名法轮功学员去了北京讨说法。

然而，我们对政府的期望变成了失望。我们三人被公安局张树义和单位领导从北京劫回抚远看守所。四月二十一日，逼迫我们交2000元钱，才把我们放回家。

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遭受的残忍迫害

2002年5月10日下午一点多钟，张思东、柴金林、郭吉善等6、7个人闯入我的住宅，强行把我拽到车上，抢走了我的几本大法书、影碟机一台，之后把我送入看守所。6月17日，没出任何手续，非法劳教我二年。

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我先是被关单间，每天都看、听污蔑法轮功的电视广播，被强制“转化”。期间，不让睡觉，被罚站；不准上厕所；被拳打脚踢、辱骂；夏天被暴晒，冬天到外面走操和大背铐等迫害。

由于我不念污蔑法轮功的文章，一个男警察亲自上阵，用警棍猛打我的大腿和颈部，当时我就被打倒在地。第二天一看，大腿已多处青黑。七月份，警察又把我们弄到操场暴晒，我的脸，胳膊都被晒出大小不等的小水泡，又疼又痒。冬天，常把我们撵出去走操，一不顺心就让我们罚站，而警察却在楼道的二层隔里面说笑，看着我们。

劳教所逼迫我们做手机套、汽车坐垫套。我知道自己没犯法，不给他们干活。他们为了强行“转化”我们，晚上不让我们睡觉，强制我们目不转睛的目视前方，稍微眨一下眼睛，就要少睡半小时或一小时的觉。有时只睡三、四个小时。长期的折磨，使身体已经疲惫不堪。坐的是线轱辘小凳子，有的小凳螺丝没拧平，凸出来，就是为了硌我们的臀部用的。长期坐下去，臀部都坐烂了，坐出血了，走路一拐一拐的。而且几个小时都不让我们上厕所。

一次，我不配合污蔑大法，警察把我们八个法轮功学员关单间迫害，一会让我们蹲下，一会让我们坐到地上。警察穆振娟看我不顺眼，一脚踢在我的右眼眶上，当时我就被踢坐在地上。第二天，穆振娟就住院了，住了二个多月。

警察把我们八人关进单间，全部坐在地上，把我们的双手背过去，铐在床上。虽然是六月份，夜间还是很冷，包夹开窗冻我们。二十多天不让我们洗脸刷牙，共计铐了我三十天。

酷刑演示：大背铐

最后一天，警察李秀锦给我上了大背铐。大背铐是一种残忍的酷刑，一只胳膊从上背过去，一只胳膊从下面背过去，两只手被铐在床沿上，直不起腰，弯不下去，痛苦至极。这时，犯人使劲摇晃我的双手，还假惺惺的说：“给你活动活动，别铐残了。”顿时，我的心象被揪出来一样，撕心裂肺的疼痛。

这次我的左胳膊被铐残，失去知觉。这样的酷刑共给我上了三次，左胳膊回家后通过炼功很快恢复了。由于不配合他们的无理迫害，我被劳教所非法加期五十天。

持续迫害　母亲在恐惧中离世

2005年8月25日，张思东、柴金林带5、6个人又闯入我的家，强行把我绑架到看守所，抢走我的三本大法书。为了构陷我，张思东又把从别处非法搜来的大法书籍、大法真相资料摆了我一床，然后录像，上报政法委说我上街发资料被他们抓住。

2005年12月28日，我和另外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送到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再次被非法劳教二年。到劳教所后，由于心脏病，我被劳教所拒收，第二天我被释放。张思东不死心，把我母亲和妹妹叫到公安局，要勒索三万元钱，否则要把我再次绑架。家人说没钱，要了半天，无奈张思东说：“三百、五百也行。”家人还是没配合。最后张思东一分钱也没得到。这次被绑架，造成我每月150元最低生活费少拿了近2000元。

2009年，我在同江市打工，张思东指使当地国保陆文双绑架了我和另外二名女法轮功学员。我不配合他们，当晚我被释放。

2011年，我在家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张思东指使户籍警察上门骚扰。由于母亲担心我再次遭绑架，精神受到刺激，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于2012年2月1日离世。

在佳哈尔滨女子监狱遭受的残忍迫害

2013年10月22日晚，我和一位法轮功学员骑摩托车去建国村发真相资料，被受中共谎言欺骗的人举报。事后，张思东又找村长等人作证，我被非法判刑四年。

酷刑演示：罚坐小板凳

我在哈尔滨女子监狱再次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每天坐在离地面二寸多高的小塑料凳子上，摆军姿，挺直腰扳，双手平放在两腿上，目视前方，不许眨眼睛，不许睡觉，不许动。我整个身体的重量全在臀部的尖上。眨一下眼睛，就招来一顿毒打，辱骂。

有时趁我不注意，恶人在身后用膝盖顶我的后腰，两手用力撸我的耳朵，让我坐直。我顿时感觉两耳火辣辣的疼，用手一摸湿乎乎的。几天后结痂，再撸，再结痂。几个月下来不知道撸掉了多少层皮。

臀部坐出了血，上厕所直滴血。警察指使包夹打我，骂我，群殴我，侮辱我，掐我，抠我，甚至把我弄到库房没监控到地方打我。一天，一个王姓警察为了“转化”我，跟我谈话。我告诉她犯人打我，全屋犯人齐声说没打我，谁看见了？王警察就说我尽撒谎。大约一星期，没让我上床睡觉。

我被折磨的不知道吃了多少救心丸。

2016年的一天，我不蹲报点名，寝室长何秀琴指使包夹一脚把我踹坐在地上，还要把我送小号关押。我在监狱里，经常听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惨叫声。2017年刚入秋，监狱给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灌食，她的惨叫声让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和李桂月在走廊高喊：“不许迫害同修！”我俩被一帮包夹拖进监室。

两个包夹把我按在床上，压的我喘不过气，说不了话。包夹们让我看着她们打李桂月。当晚就有一个包夹抽风，一个肾结石，疼的满地打滚，折腾到后半夜才消停。

迫害还在继续

2017年10月22日，我出狱回家。刚回家二十多天，就有人敲门问：“这家租给谁办公了？”我当时心里很纳闷，我家是六楼啊，没租给谁呀。过后我才想起来，这是所谓的“敲门行动”。

又过了几天，我在大街上走路。一回头，看见一辆黑色轿车慢慢的跟在我后面，里面的司机正对着我录像。我过去质问他：“为什么给我录像？”那人慌慌张张的说：“给前面的汽车录像。”

下午，我去公安局找到彭孝国局长，我说：“你们上门骚扰我，还在大街上给我录像，已经干扰了我的正常生活。”彭说：“你要炼，就得这样对待你。”

我被非法判刑四，工资被停发。领回的一部份工资还得返还社保，否则不给开工资。我去政法委讨说法，我怎么讲，张志国和郑志刚也听不进去。张志国还把国保柴金林叫来，又给我录像，又拍照，扬言再次把我抓进去，告诉我：“你吃个馒头、吃点咸菜就行了。”

2020年5月14日，政法委指使司法所、社区人员，以关心我的名义上门骚扰。我说：“你们不是来解决问题来的。我少开一千元工资，你们能解决吗？”他们答不上来，让我签字配合他们，被我拒绝。

6月初，社区通知我女儿说，要给我三千元钱，让我说不炼法轮功，邪党好，否则就来抓我，被我拒绝。

10月初，商贸局配合所谓的“清零行动”，多次上我家来骚扰，我给他们讲真相，我告诉他们现在瘟疫这么严重，还不忘整人，整人的人都没好下场，别再迫害好人了，对你和你的家人都好。他们说为了工作，为了生活，没办法，趁我不注意拍了一张照片，溜走了。

11月份，社保局通知我，因为我两次被劳教，不允许交纳养老保险金，交了也得退回去，减去工龄。同时把这几年多领的工资返还社保；否则，不给我开资。我第二次被劳教，因心脏病没被劳教，已经开了证明。但是，他们依据的是人社厅文件来执行。最后，还是非法扣了我五千三百多元钱。现在物价这么高，我只靠一千五百多元钱维持生活。

中共对我二十多年的迫害，使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但我依然希望参与迫害的公检法所有人员，好好想想，分清善恶好坏，不要再助纣为虐。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做恶之家必有余秧啊！坏事做到头的时候，上天能饶过谁呢？希望你们能清醒，多行善积德，才能得到上苍的护佑，躲过瘟疫大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