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晚，我们炼功点的同修接到了一个痛心疾首的通知：全国市级以上的法轮功辅导站站长全部被抓，请求政府释放。本镇有能力的同修租了一辆卡车，我们几十人连夜去了三百里远的市政府，到那里已经是半夜了，市政府广场聚集了许多人，都是来找政府请求的。半个多小时后，学员传过话来说市领导意见，他们解决不了，要想解决，就去北京。我们无奈返回。

二十一日早晨，我到家后准备休息。因为家里活多，我没有休息。中午，同修约我去北京，当时，我和女儿还有两名同修，没有路费，在一名同修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如愿以偿。我们和大家几十人来到几十里远的火车站，售票处不卖进京的车票，我们只好买去天津的车票，到天津换车去北京。

半夜十一点半，我们到北京站下车一走出检票口，映入眼帘的是满广场的武警，他们在驱赶旅客上到停放在那里的许多大客车。霎那间，有几名武警来到跟前问我们去哪里，我没有吱声，心里想：我要闯出去。瞬间我身边的两名同修被武警拽走了，我和女儿还有一名老年同修跟在一个男同修的后边一直匆匆往前走，几分钟后我们四人来到了一个偏僻胡同，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发现了那里有一家小饭店亮着灯，饭店没有关门，窗前堆放着一些关门时所需要的挡窗板，是木头的。我就一块一块抱过来，铺在地上当床，我们就地休息。有两名老太太来到了我们这里，原来她俩是北京同修，去串亲从辽宁返回来的，我们在一起交流修炼心得体会，谈的很入心。饭店的一个打工仔发现了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外地的，你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全北京城已经戒严两天了，不让出门，满街都是警察，出门就挨抓。”

二十二日天刚拂晓，由北京同修带路，我们便朝天安门广场方向走去，一路上，经常有人盘查。我们只好分开走，相互之间离开一段距离，即使这样，北京的两名同修还是被抓了。我们拐向小巷，寻找去中南海的公交车车站，我们终于乘上了去府右街的车，车里乘客稀少，透过车窗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城街面上除了警察之外，没有市民，大街小巷空荡荡的，只有三五成群穿绿色警服人的身影。北京城沉浸在一片死气沉沉之中，没有一点生气。

我们无奈，下午回到北京站。我不想返回，我还想去中南海说明情况，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请求给法轮功一席之地。我不怕抓，不怕死，就是死了，我也觉得值。男同修劝我，去不得，去了就被抓；老年同修也劝我，现在是不让咱们说话，就是抓咱们；女儿也劝我，咱们好不容易逃出来，咱们不能被他们再抓进去。女儿和我寸步不离，我一走，她就往回拽我。在三名同修的好一番劝说下，我才勉强同意返程。

在火车上，因为同去的几十名同修被抓，自己不情愿的返回。因为白跑了一趟北京，心情特别悲伤，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一直哭，简直哭成了泪人。车厢里的旅客们都把目光投向我，身边有三名河北同修，其中两名女同修，一直在安慰我，递过来不少卫生纸让我擦眼泪。还有三名穿警服的警察对我十分怜悯，也安慰我，并且告诉我说，他们是吉林的，来北京执行任务，就是管法轮功（学员），已经完成了任务回本地。三名河北同修到站要下车了，我还在哭，他们依然劝我，“别哭了，别哭了。”我的泪就是止不住的流。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长时间，后来我睡熟了。女儿叫醒我的时候，已经快到站下车了。

二十二年过去了，这件不寻常的往事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为了在中国能够争取一个修炼环境，我曾经想过，去北京为大法请愿，就是被枪杀也心甘情愿。我去北京临行前，我真想给丈夫留个条子，告诉他我一旦回不来，你要把两个孩子扶养成人。由于赶时间，条子我没有来得及写。那时我就看透了中共邪党的本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学潮，他们杀了多少大学生，又有多少大学生被流放到中国的北大荒关押，所以我去北京之前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

两名身边被抓的同修回来后和我介绍了他们的情况：他们被劫持到北京附近的丰台体育馆，硕大的广场人山人海，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集中羁押在这里，一排排警察全副武装，如临大敌，在这里把守。一辆辆大客车不间断的朝这里送人，来一车同修，大家都热烈鼓掌欢迎，气氛非常祥和。一批批的来，一批批的被送走，整个丰台体育馆变成了人的海洋。

他们被遣送回来，乘坐的是专列，列车载满了东北的法轮功学员。

“七·二零”中国有多少万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无法计算，往回遣送的都是专列，而且是全国各地。

我在写这篇文章之时，满眼泪水，心情难过……我向当年“七·二零”期间走出来起到护法作用的同修们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