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九年暑假里，正是中共刚刚开始迫害法轮功。当时，我镇的男性法轮功学员，包括我父亲和法轮功学员杨舅，都被非法关押在镇政府里。一天中午，母亲做好了饭，让我和三姐（杨舅的女儿）去给被非法关押在镇政府的父亲送饭。

那一年，我十三岁，从未去过镇政府。头顶烈日，骑行在柏油马路上，内心有点忐忑：年幼的我并不知道父亲他们具体被非法关押在镇政府的哪里，也不知道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会如何对待我们，到底让不让我们见父亲。

那一段路并不算长，心路的未知却让我觉得很长，甚至还有些许的无助，有点硬着头皮的意味，烈日酷暑反倒无所谓了。

到了镇政府，我们慢慢進了大院。正不知如何寻找之时，被非法关押在楼上的三姐的父亲杨舅看见了我们，喊着三姐的名字，我的心才轻松了一些。

上了楼，关押父亲们的房间的门并未锁，也没人看管，我们顺利见到了父亲。父亲见到我，颇有些意外，问我：“你怎么来啦？”

说实话，当时听到这句话，我有点伤心，嘴上说：“来给你们送饭。”

一九九九年的夏天，去镇政府的路上，我第一次清楚的感觉到了中共迫害中的“难”。

（二）

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凌晨三、四点钟，特警翻墙入院，直接敲响了我家卧室的门，随后强行非法搜查，连我的卧室也不放过，甚至把我的床铺被子都细细搜查。无果后，要绑架我的父亲。镇政法委书记（女）还伪善的对我说：“没事儿，就是让他们去‘学习’几天，就回来了。”

当时已入秋，母亲要给父亲带件厚衣服，被我夺下，我指着政法委书记说：“她说的，（父亲）过几天就回来了，不带衣服。”

就这样，我的父亲在十月一日“国殇日”这天凌晨，被特警翻墙入室绑架，弟弟似乎有些被吓到。

过了一会儿，我和母亲醒悟：不能就这样让他们把人带走啊，我们何罪之有啊？！于是出门去镇政府要人。路过杨舅、杨舅妈家，大门落锁，门口赫然有一只女性的鞋子。

我和母亲匆忙赶到镇政府，政法委书记告知：我父亲已被送走了，具体地方不告诉我们。

正在这时，杨舅妈被一个高大的特警押着路过，杨舅妈双手被铐着。看见我们，她叫住我母亲，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了我母亲，那时杨舅已被非法关押一段时间了。

当时政法委书记还向我和母亲卖好：杨舅妈被绑架到镇政府时，脚上只有一只鞋，是她“好心”的借一双鞋给杨舅妈，还劝我“安心”去上学。

那时我上寄宿学校，三个星期回家一次。三个星期后回家，同学的妈妈来车站接我们，对我说：“你杨舅妈被他们打死了！”我听了，眼泪立刻在眼里打转，在众人面前，只好强忍着。

回家后，妈妈等我吃完饭后，才告诉我：“跟你说件事，你杨舅妈被他们打死了。”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母亲也流泪了，相对沉默良久。

后来，杨舅、杨舅妈的儿子结婚生子，当他们的孙子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让孩子们戴红领巾，孙子对老师说：“老师，我不戴，我奶奶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没想到，却遭到了老师的训斥。听到这，我依旧想哭。

（三）

我的亲舅舅，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当地中共政府视为“重点对象”，屡次被非法抄家、关押、酷刑毒打、罚款，后被迫流离失所。直到他儿子结婚前夕才回家。

他儿子新婚第二天早上，全家还在熟睡中，县国保大队等人便入室绑架了我舅舅，后舅舅下落不明。我们去县派出所找人，国保大队指导员蛮横的说：“我不和你们对话，你们都出去。”国保大队长更是无理的说：“你们去告我们呀。”随后，我舅舅被非法劳教一年。

无独有偶，我的公公和大姑姐也因不放弃信仰而被非法劳教过。大姑姐也被视为“重点迫害对象”，所以她常年在外，类似流离失所。

我和丈夫结婚前夕，大姑姐也回家了。好在当时大家有所警觉，在我们结婚的前一天晚上，便把她送走了。果不其然，同样在我们新婚的第二天，乡政府的一大群人来家里，找大姑姐了，没有见到人，还不死心，非要我们告知大姑姐的所在地址。无论家人怎么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就是不走。无奈之下，丈夫只好在手机上随便找了一个地址给了他们，他们才离开。后来听说，他们竟然真的按那个随便抄的地址去外地找大姑姐了。

中共邪党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一直迫害法轮功至今，以上只是我记忆里的几个片段，但足见中共邪党的邪恶和毫无人性。二零二一年的七月份记录下几个片段，是记忆，是事实，是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