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五月八日上午，郴州燕泉路派出所陈所长带着两个警察闯入雷保良老人的住处骚扰，将近四个小时之后才离开。他们呆这么久，象是在等其他法轮功学员去雷保良家。

下面是雷保良老人诉述她的经历：

我叫雷保良，女，今年77岁，湖南省郴州市人。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我是偶然遇到一位大爷，从而接触到法轮大法的。这位大爷满面笑容，慈祥善良的样子让我感到很亲切。我问大爷：“大伯，你胸前佩戴的东西是什么啊？”他说：“这是法轮功的徽章。”原来他是炼法轮功的。我就一问到底，并且跟着他到了他家。大爷看我有心想要学炼法轮功，就送给了我一本书《法轮功》。

得法获新生

当我第一次接到金灿灿的大法宝书时，如获珍宝。翻开第一页，我看到了师父的照片，师父很慈悲。我顿时觉的自己多年飘零的身心象是突然找到了根，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回家的路，找到了领自己回家的师父了！

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百病缠身：腰椎间盘突出、血小板减少、脚关节肿大、乙型肝炎、类风湿、皮肤长疯团、左脑后遗症、鼻息肉、先天性弱视、满脸布满黑斑、肺气肿咳嗽起来象放鞭炮，越到后来呼吸困难，气管被棉球堵塞似的、耳鸣、有时还突然讲话没有声音、便秘、乳房肿瘤接近晚期、低烧，长期阵冷阵寒。

就这样一个百病缠身、几乎象一个废人一般的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所有的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了。那种完全没有病的状态，是我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我就象换了一个人一样。

修炼法轮功让我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师父把宇宙的真理传授给了我，让我得到了这万古难遇的修炼的机缘。我的精神得到了充实，道德品质得到了提升。从此，我的人生有了目标，知道了如何做人，如何处事，不再浑浑噩噩、迷迷瞪瞪的活着了。

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明确了修炼心性是长功的关键，心性多高，功多高，强调重德行善做好人。我有很多不明白的问题，师父都象开锁一样打开了我的心结。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给我们弟子讲述了高深的法理。自从我修炼法轮功以后，我内心世界的变化简直太大了，心胸变的开阔了，气量也变大了。能理解别人，容忍别人，善待别人。我的心性在突飞猛进的直线升华，是师父在直接把我们往正道上引领。

一九九四年元月六日，我参加了师父在广州办的法轮功面授班。在广州学习班期间，我在公交车上，一个乘客把车窗用力使劲一推，把我的手割破出了血。我很快把手含在嘴里，怕对方看到引起他难过。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我不会有这样的善心。

有一次，我在郑州捡到了一个钱包，当时我自己的行李都顾不得拿，马上直接找到了失主。当时失主都觉的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都是我原来做不到的。学了法轮大法，真是心境辽阔，再大的仇恨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

我在农村建房的砖瓦、木材、地皮都被前夫的兄弟占有了。我当时想等小孩大了以后再去算这笔账。可是修炼法轮功后，我有了不同的想法。我一直没有告诉儿女，怕他们会找人家的麻烦。再说修炼人也不能挑起仇恨，所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以前我父亲被征兵入伍，我二伯母嫉妒我父亲继承了新房产，狠心诅咒我父亲死在外面。后来不久，我父亲真的死在了路上。我三岁时，我母亲就改嫁了。从此，我成了孤儿。为此，我对二伯母怨恨的心从未放下过。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明白了人各有命。让别人占点利益，也不用记在心上；否则，恩恩怨怨何时才能了结？所以再大的怨恨也就一笔勾销了。

还有一次，一辆面包车违规行驶，把我撞倒在地上，我当时说话气都接不上来了。我大声说：“我是炼法轮大法的，不会有问题，你们先走吧。”我用手使劲招呼要他们都走，然后自己用力爬起来就走上了大马路。我回头望望他们，他们竟然还原地站着，动都不动，可能他们真的是被今天的奇迹给惊呆了吧。虽然被车撞了，但我仍然尽了法轮功学员的善心，按照大法师父的法去修自己。

讲真相　遭残酷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十月二十五日，我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讨公道，讲真相。可是，很多法轮功学员被北京火车站派出所绑架，我也如此。第二天，他们非法把我转押到郴州驻京办事处。我在那里被非法关了三个晚上，我单位和当地公安过来接我。郴州驻京办事处的人要单位交了二千七百元钱后，我才被放出来。后来，这笔钱从我的工资里面非法扣除。

我一回到郴州，刚下火车，一群公安人员拿着摄像设备给我们非法摄像。然后把我送到单位宾馆非法关押，并且单位轮流派值班人员对我进行非法监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左右，单位廖书记等人送我回到家，并且要我交出大法书籍，我没有交。同一天，公安局一个姓何的警察也逼我交书，并逼我儿子开着单位的小车把我劫持到桂门岭拘留所非法关押。在桂门岭拘留所，我被迫害了十五天后，又被转送到了郴州第一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了三个多月后，于二零零零年三月，我被非法劳教两年，被劫持到湖南株洲白马垅劳教所。劳教所找借口说我不“转化”，不服狱警，加期半年。我实际被非法劳教了两年半。

当我一进株洲白马垅劳教所，就被强行搜身。把我所带的衣服都倒地上，一寸一寸的摸。把我的新皮鞋从里面割烂，目的是搜大法经文。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大队长丁彩兰为了达到“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指标，对法轮功学员用尽各种残酷手段迫害。成立严管队、攻坚队，用欺骗、威逼、利诱等各种恶劣、高压的手段“转化”法轮功学员。

1、酷刑“打禾”、“剥老虎皮”

当时劳教所为了逼迫我“转化”，采取了极其恶毒的手段，几十个人集中迫害一个人。几个身材高大的人把我抬起来，再用力摔在地上，着地的那一瞬间，脑袋就象开花一样，眼冒金星。如此反复的长时间连续下来，导致我下身流血，内脏伤痛，肋骨处高高凸起。她们把这个迫害人的方式叫“打禾”。

为了达到让我更加痛不欲生的目的，想把我的肝区直接拍坏，所以对我的两肋使劲拍打。一群人用手在我身上抓、掐。掐肩的顶部，直接麻痹左右大脑这条大骨筋；拽、揪、拍、砍。从头上开始，用手指头使劲往里抠头部，整个头都麻木了，她们叫“扒蛇皮”、“剥老虎皮”；用手砍脖子、砍后脑勺、砍头顶；一个劲的扇耳光。有一个邪悟的人是衡阳的，打的手痛了还不停手，还在奋力打我的脸。打累了，就让我去面壁，说明天接着再打。

2、扯眼皮、拽耳朵、砍脖颈子

在那里，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进电视房，听马三家演讲洗脑。我不听、不看，在心里背着大法师父的《论语》。她们就过来扯我的眼皮，把我眼皮翻上来、翻下去；还拽耳朵；还逼我写认识。跟我说：“来这是干什么的！就是转化你的！听了那么多还不转变，变不变！”我说：“要出淤泥而不染。”她们一下子跳起来，喊：“再打！再不悟再打！不转也得转！”她们立掌猛砍我的脑后脖子，而且是两个手掌同时使劲。还对着耳朵打，顿时我的耳朵什么都听不到了，只听到轰轰的响。

有时她们拿纸卷个筒，对着耳朵大声吼叫，她们叫“轰炸”；用手砍后脑勺，砍的又红又肿，她们叫“砍狐狸头”；使劲掐穴位，长时间掐腋窝、锁骨、耳朵等等多处敏感部位，被她们掐过的地方伤痕累累；用手指掐头皮，连头发一起往起拔；把头发都拨拉到脸上，达到丑化我、侮辱我的目的。几个小时折磨下来，我的衣服纽扣都被扯掉了，衣服被她们的手抓得都发臭了，身上没有一块好肉，都是紫的。

酷刑演示：暴打

不打我的时候，她们就在我耳边骂大法、骂大法师父，骂我，对我的人格进行侮辱。我被这样活活的折磨了十八天之久，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真正是痛不欲生！有人说马三家黑窝里学来的整人的邪恶手段都用尽了。这时候，劳教所领导赵贵保和一个女所长来了，我要赵贵保看我被打的又红又肿的地方。赵贵保说这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我说没有人安排，她们也不敢这么做，何况这么久了是会要出人命的，我一定会曝光这次残暴。在这个黑窝里，就算是打死人也是被白打死，也会说和这里无关。

3、时时监控毒打

在劳教所，二十四小时都是被监视着的，就算是入睡都有人盯着你。最可笑的是，当时我的床上被挡了一块布，不让别人看到里面是谁，门上也挂着一块布挡着，不让人看。可能她们做尽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心虚吧，而且大概也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做的准备吧。

夜晚我无法入睡，想通过炼功打坐康复一下伤痕累累的身体。不到一分钟，我的腿就被犹大给拖下来了。深夜又对我进行了一轮围攻迫害。到第二天下午，我躺在床上，有个良心尚存的人摸着我的肋骨，我告诉她这里痛。我听她在说不要继续打了，再打就会出人命了。

4、关在半山腰的小号里折磨

二零零一年元月，因为我坚持信仰真、善、忍，他们把我非法关在半山腰的小号里二十八天。小号里面只有块水泥板当床用，一张破棉絮只能放地上冰着。一个坑当便池，里面堆满了大便。有一个水龙头，但是没有水。还有一个专门迫害人的门，让人在上面撑不直，也蹲不下。

特警副队长潘向东用手铐扣住我的双手，再用一根长长的铁链拴住，猛的往下一拽，我身体往前一栽，几乎要倒在地上，手铐深深的卡进了我的手腕，象刀割一样剧痛。然后，把我拖到垃圾旁边的桔子树下，双手反铐在树上，整个头用布包起来，只留鼻孔出气，然后再用胶纸包扎实，让我挣脱不了。

中共酷刑示意图：吊铐、固定铐、反铐在大树上

进小号的时候又要铐我，我挣扎着不配合，一群人当时使劲把我推进了小号。特警正队长谭湘谦要我跪下，我不从。他就从我身后猛踹一脚，我倒在地下，他把我抓起来，反铐在那扇特制的门上，我站不直、也蹲不下。晚上睡在一个刚好容一个人的水泥板上面，只有一床又脏又破的棉絮。白天，破絮放在地上冰起。在小号里我被非法关了二十八天。头两天没有给我送饭，饿到第三天才送饭进来。

5、关大禁闭室吊铐

从小禁闭室出来，又被一种残酷的方式逼迫“转化”。他们把十七个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关到一起，叫大禁闭室。门口摆着一箱电棍，一箱手铐。不准我们上厕所，屋里放着一个小桶，供十七个人大小便用。吃的东西都是从门缝里塞进来，或者从地上门坎过去。那门是铁圆柱的，不是铁板，方便监控我们。除了几个特警轮番监视外，只要认为有机可乘，一群吸毒人员随时闯进来拖抓我们。只准我们吃喝，却不准上厕所，其实就是变相的逼迫我们绝食。

二零零一年三月八日这天，我们不约而同的绝食反迫害。劳教所乘机用最恶毒的手段把我们往死里整。他们把我们每个人的两只手往两边拉到极限，再铐到床的上铺，一个接一个连铐起来，人没有丝毫的活动余地。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动一下，连铐的所有人都要产生一阵剧痛。因为地面不够宽，还有人象被串绳一样，一串串的好几个人吊铐在同一上铺的柱子上。

中共体罚示意图：铐在床柱上

刚刚铐上时，给我们的脚下垫上一个东西，等全部铐完了，脚下的东西都被抽走，使我们脚沾不着地。顿时，手铐就陷进了肉里，手腕钻心的剧痛，头发昏，人呼吸困难，就象心脏错位了一样。有的人休克了过去，有的人脸色惨白，豆大的汗珠往外冒。

6、野蛮灌输摧残、药物迫害

更邪恶的手段是后面的灌食，由于手段过于残忍，有人说看到眼睛翻白了不松手，导致第一个被拖进去灌食的左淑纯就这么活生生的被迫害致死了。之后，左淑纯是被用门板抬出去的。因为要路过这个门口，所以大家都看见了。左淑纯从头到脚被盖着，右手耷拉在外面。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八日，门口开来了一辆车，进来几个特警。他们用暴力把我连拖带抬的拽上车，鞋子掉地上了都不让我穿回去。其中有一个叫唐队长的女性，还有一个年轻的女性。他们把我劫持到了劳教所外的一家医院，我看到有病人在那抽血。

我一来，一瞬间戒备森严，整个医院看不见其他真正的病人了。医生对我进行了各种检测，强行从指尖取血化验肝功能。接着，就将我推进一间房子，把我按在手术台上，进行内脏检查，做CT检查，还吊了几瓶不明药物。

我当时的身体状况并没有什么不适，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暴力的强制行为把我单独拖到医院里来，对我的五脏六腑进行全面检查。打吊针的时候，我不停的讲法轮功真相，但没有一个人吭声。过程中，除了几个医生，还有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男干部守着。

从医院回来后，又安排我住在劳教所医务室，天天强迫我打吊针，和我一起打吊针的还有两个法轮功学员。打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发现身体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膝盖发软，没有了力气，走路两脚不听使唤，与大脑协调不起来。其中一个法轮功学员夏晴更是严重到眼睛发直，流着口水，象是患了痴呆一样，只能扶着墙壁走路。

7、“严管队”虐待

我问他们：“你们这是打的什么东西？打出问题来了。我现在脚走路都走不稳了，我将来要曝光你们。”结果，就把我搞到“严管队”去了。在那里，天天坐小板凳，背朝外面，脸朝墙壁。坐小板凳也是酷刑，要求怎么坐怎么坐的姿势都是邪恶研究出来的。人一身的重量都靠臀部尖那根骨尖在承受着。瘦的人坐一下就不行了。

有一天晚上，我睁开眼睛，看到一个脑袋伸到我面前，我吓的喊了一声。那人说：“我听你是不是在背经文。”还有一天晚上，在没有妨碍任何人的情况下我盘了一下腿，两个警察就把我拖了出去，一直拖到办公室。一个拖，一个用电棍猛击我的左脚，打的我左脚连脚趾尖都是黑的。然后把我甩在办公室地上。

有一次，一个高高胖胖的女陈队长，拿了一只杯子（我看到那杯子里有白色粉），然后再装上水，强行把我按在椅子上，再坐在我身上，还把我的手反过去，另外一个人又按住我的头，撬开我的嘴，把那杯装了不明粉末的水灌我。为了剥夺我的休息时间，经常到了晚上三点了也不让我下班，借口是赶任务加班。

8、被迫害的全身瘫痪

大约是二零零二年一月，当时我被迫害的全身瘫痪，上床都需要人把另一只脚抬上去，手端不起碗，脚不能走路，吃饭都是人家喂。我的膝盖肿的很大，脓血交加，而且全身发痒，长满了比芝麻大一点的小疙瘩。痒的要命，一抓小疙瘩就冒血，结果一身皮肤全都溃烂了。身体直不起，因烂皮扯的裂缝痛，皮肤变成了多种颜色。刚开始皮肤是红色的，烂过之后变成黑的、青的、黄的。因为我不放弃大法修炼，被非法多加半年。两年半的非人生活，就如同掉进了妖魔洞里，生不如死。

中共酷刑示意图：注射药物

大约二零零一年五月初，由于他们往我身上打的毒针伤害了我的身体，使我吃不下饭。到了第五天，那个特警队潘队长把我拖到楼下一间阴森森的地下室里。在那里关了一个曹姓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有个播放机一直播放邪悟的东西给他听。这间房子地上垫的东西都有着人挣扎的痕迹，好象是灌食专用的。除遭酷刑之外，别人不会被关到这里来。我被拽下来了，高个子抓住了我的头发使劲往墙壁上撞。

为了帮助那个法轮功学员的正念，我就背《论语》，念“法轮大法好！”那个播放机瞬间就停止播放了。潘队长立即把我再往里头房间拖，离开了那个老年法轮功学员。再把我往铁床下拖，把手铐固定在床铺下，再摆放两台机子放邪恶的东西想往我大脑里灌，可是又没有播放出来。不是没电，就是机器出故障。他们还拿电棍电我的嘴，直到他们都离开地下室。我在床底下趴了不知道多久，才放了我。

本来我就是个疾病缠身的活死人，修炼法轮功才有了身体的健康。真、善、忍宇宙大法，这是我生命需要的，他们要我放弃修炼，那是要我的命！我怎能好坏不分善恶不明，人各有志，信仰自由。我吃不下饭，他们又再乘机对我灌食。这一次灌食捏着我的鼻子不放，然后用削尖的竹筒灌，划破了我的喉咙，我尖叫一声，一阵剧痛。

有一次，我突然被喊去一个会议室，那里有讲台。我一进大门，看见讲台上坐了个女的，同时也安排我坐了一个位置，就象是一个演讲用的会场。没等我入座，我就发现有人要对我录像，我顺手把我的脸盖住，我边往出跑，边喊着：“我不干，我不干。”我知道他们想陷害我上镜头，然后再强加别人的邪说，目的很恶毒。

有一天，省妇联来了一男一女找我谈话，这时我正在被关小号，头都是晕的。我直接讲我在遭受迫害，大法师父教我做一个品德高尚、利国利民、而且身心健康的人。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事，所以那些酷刑、谎言改变不了人心，改变不了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这内在的变化，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渴求。谁都不可能改变我们，只有真、善、忍才能改变我们。

一次，我所在小号的狱警们气冲冲的来了，说：“你们法轮功怎么还在天安门自焚啊？”我说：“那绝不是法轮功的学员，不要搞栽赃，那是魔干的，那是在迫害大法。大法书中很明确的规定不能杀生。”我还说：“我们这么多人被你们打，哪个人还过手？”

二零零一年的某个月，劳教所召集了各地“610”准备开“表彰大会”。当时我没任何个人安危顾虑，我应该维护大法，清除邪灵！我在大会上高呼：“法正乾坤！”同修们也都齐声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这次以后，株洲劳教所对我进行报复性的打针，我被长期的吊针灌食。在那个邪窝里，警察每天想出各种残忍之极的害人方法，想尽一切办法要把人追求真善忍的信仰破坏掉。

被非法判刑、在看守所遭受迫害

二零零二年八月的一天，我从一位法轮功学员邓果君（已经被迫害致死）家门口路过，她摆个长凳在门口坐着，招呼我进屋坐一下，我们几年没见了。结果被监控她的人诬陷为聚会，并举报到了公安局。我和邓果君被绑架到郴州市北湖区邪党学校。就在路途中，北湖区“610”吴志强坐小车追上来了，问抓的是谁？当知道是邓果君之后，恶狠狠的从车上抻出右手一挥说：“罚款一万元！”

我们被非法关押在邪党学校两天后，又转到各自的单位继续遭受迫害。我又在单位宾馆被单位专人轮流监视。过了大约一个星期，“610”吴志强和两个公安来非法审我，大声吼问大法真相资料的来源。他们又要我表态，写东西放弃炼功。还说：“给你两天时间考虑，否则就送到大西北去。”其中一个年轻人把我非法押送到了螺蛳岭看守所。

几个月后，他们在北湖区法院对我非法开庭。到了法院，我一下车就被强行戴上手铐，我高呼“法轮大法好！”一个便衣警察在走廊上没人的地方，对着我的脸猛打一掌，我被打的晕头转向，两眼翻花，什么也看不见，因为扶着墙壁才站稳了。非法开庭时，没有旁听的人，我自己辩护。检察官、法官一面之词的构陷我。邓果君被非法判刑三年；我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在看守所执行。

在看守所里，我不配合做奴工，狱警就不开风门，并收走了电视机。十几个人大小便都在监室里，臭气熏天。狱警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挑起同仓的犯人仇视我，不断的折磨我。一次，我在外面风池打坐，当时正值冷天，一个吸毒犯提一桶冷水对着我的脸猛力一泼，当时我就象掉进水里一样呛了一鼻子水，整个一身衣裤、头发都湿了。

有一次，小唐队长抢去了别人传给我的手抄本大法书。我绝食抗议，他们趁此机会野蛮灌食，选了几个男犯人把我拖到走廊上，强行将我按倒地下，踩住我的头发，用铁器从我的鼻子根里往里钻。我大叫一声，其中一个犯人说：“我就不怕你死。”并且立刻把妇科用的扩宫器插进我的嘴里，用掺好的牛奶状食物往我嘴里猛倒。有个吸毒的人以为是牛奶，也想尝一尝。我看到有人使了一下眼色，她马上就不尝了。我知道，她们给我灌的东西都是有问题的。

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善行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有良知的人。服刑期间，犯人们会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敬佩不已。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因为她们长期都在看法轮功学员炼功，她们觉的很好，她们全仓的犯人竟然集体和法轮功学员一起炼功，只有一个哑女没有炼。后来我问她；“你为什么不炼？”她打手势回答说：“我吸毒，天不允许。”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敬意。

还有的犯人公开表示：“回去我也要修炼法轮功。”曾经有一名犯人因为听信了中共栽赃迫害法轮功的新闻，害怕到睡觉的时候都不敢瞟一眼法轮功学员的床，也不敢看法轮功学员一眼，只能面壁着睡，才觉的安心。但是后来她竟然改口说道：“我认为法轮功学员是最可信、可靠、又善良的人。回家了，我也要学法轮功！”

以上是我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也是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冰山一角。 朗朗乾坤，报应不爽。其实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被中共邪恶集团绑架，做出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从而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未来，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