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孟昱、陈晓红、周德勇、郭红琰、贺柏青、孟繁芸六人被非法关押、批捕，他们是两名女教师、一名油田工程师和一名未婚女职工和两名退休职工。

被绑架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左邻右舍和单位公认的好人，遭到警察的非法抄家；有的学员在上班时被带走。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亲人为何被抓，很长时间不知道人被关在哪里，打国保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到公安局找国保被门卫拦住不让进，亲人的生死都无从知道。漫长的煎熬几天后，家人们接到一个通知电话说已拘留，但始终没有收到拘留证。一直到三十多天后，国保才通知家人签一纸“逮捕证”，然后又是毫无音讯的漫长等待。

从执法程序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抓捕、抄家、关押、审讯、逮捕，都是违法的，滨海局国保、派出所警察及检察官已涉嫌多项犯罪。

根据《警察法》可知， 警察办案必须先出示工作证，然后出示法律条文依据和犯罪证据，然后才能抓人。而这帮人实施绑架时，都是穿的便衣，工作证都用黑色夹子盖着，其它什么也没有。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这些所谓“执法人员”犯下“绑架罪”；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公安人员犯下“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和“非法搜查罪”。

几位法轮功学员先是被关在“610”洗脑班（集输洗脑班和胜采洗脑班），在洗脑班被非法审讯之后又转入看守所。集输洗脑班和胜采洗脑班是违法的黑监狱。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相关警察犯下“非法拘禁罪”、“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

自绑架之日起至今，公安局始终没有向家人们出具拘留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第八十五条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二十七条。

根据《警察法》，警察依法抄家时，所抄物品一律要列清单，而且要房屋主人在当场看着，查抄完，要房屋主人查对物品与清单是否一致，如果物品与清单不一致时，要及时纠正；如果物品与清单一致后，要房屋主人签名按手印。而警察在多个家庭非法查抄时，只让学员在现场停留了一阵就把人带走，然后继续搜查。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执法人员犯下“入室抢劫罪”。

依据《刑事诉讼法》，警察限制人身自由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否则属于非法拘禁，是犯罪行为。几位法轮功学员家属一开始都不知道家人被关在何处，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这些人犯下“非法拘禁罪”。

这场迫害行动，对法轮功学员们造成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极大伤害和痛苦。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当地公安人员和洗脑班人员犯下“故意伤害罪”。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公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可以会见律师。通常只要手续完备，律师跟看守所预约好时间就可以会见当事人。现在因疫情，律师可通过视频会见。会见地点在公安局，连上看守所的摄像设备，进行远程会见。但正常的合法会见，竟然被国保以任意借口剥夺。

周德勇与律师的会见也曾遭到国保的阻挠，但他在美国的亲人为他争取了会见的权利——一位美国众议员给习近平写信，要求释放被绑架的周德勇，周的儿子把这一讯息告诉了司法官员。很快律师便得到了会见的权利。但其他被非法关押的学员第二次会见律师的权利仍受到剥夺。滨海公安局副局长马建（分管国保）下令，“七一”之前不准律师会见。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剥夺了被监管人的合法权利，马建、安茂森等相关人员犯下“虐待被监管人罪”。

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使无数的人道德升华，成为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拥有纯洁的心灵，法轮大法是佛法，他带给人们的是祥和与幸福，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能节省大量的医药费，能强健人民的身体，拥有健康的身体。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也没有破坏中国任何一部法律、法规的实施，国保和检察官才是践踏宪法，破坏法律实施。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对他们批准逮捕，是假借法律名义，陷害好人，制造冤案。明知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而仍然拘留或批准逮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检察官构成“徇私枉法罪”。

或许滨海公安副局长马建等人认为自己违法的成本很低，但人在做，天在看，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等迫害大法的血债帮已落入法网，对于基层的公检法人员来说，不要以为“执行上级的命令”就可以为自己开脱，要知道中共历来是卸磨杀驴，更何况天网疏而不漏，会以各种形式向人们展现善恶有报的天理。胜采公安分处处长陈东，多次抓捕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三月十日被出租车撞死；滨海公安局东营分局黄河路派出所多年来曾迫害游云升、孟昱、郭红媛、陈晓红等多名法轮功学员。二零二零年底，原黄河路派出所副所长董其祥被以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判刑两年半……

各种恶报正是对人们的警示。在不久的将来，所有参与迫害的人都要承担的后果，报应都将毫厘不爽。善恶有报是天理，作恶的必然逃脱不了人治天惩。只有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不再跟随邪党迫害大法，退出邪党，才能真正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幸福与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