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的人们都记得反右运动：中共承诺“说话算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事实上一旦说了真话，必遭涂炭。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总结为四条：1、引蛇出洞；2、突然袭击、一言定罪；3、群众批判，无限上纲；4、无情打击，杀一儆百。

这里跟大家讲讲历史，看看中共实施整人术的两个惨痛实例。第一个是空军头号右派的经历，第二个是所谓“147斤黄金培养出的飞行员”等165名空军军官被打成右派的经过。

空军头号右派的泣血人生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做动员报告，之后希望党员干部带头贴大字报，给他提意见，帮他改正云云。动员会实质就是为了解除人们对中共搞运动的戒备，达到整人第一步：引蛇出洞。

人民空军杂志社政治组动心了，被党和司令员的“真诚”感动了。政治组成员仿照《人民日报》社论“整风要和风细雨”，贴出了一张题为《向刘司令员吹些和风细雨》大字报。李凌是组长,本着对党的忠心，就署了自己的名字。

三天之后，第二步来了：突然袭击、一言定罪。空政大院内铺天盖地满院大字报，一致声讨李凌。李凌成了空军头号右派。

第三步也来了：李凌被关在楼上的一个废弃厕所里，窗子钉死，卫兵把守。大小斗争会群众批斗。

接下来是第四步：无情打击，杀一儆百：在吴法宪亲自主持下，召集军委空军、北京军区空军和南苑空军部队所有知识分子2000人大会，批斗了整整六天。运动前李凌撰写的数篇论文，是他被评为先进的资本，今天，却原封不动的统统成了反革命罪证。

在北大荒农场，“极右分子”李凌每天劳动十五、六个小时，每月口粮18斤（一日三餐每餐平均1.7两），还被不停地要求向党交心，监督囚友，互相告密。李凌多次寻找机会自尽未遂。1963年被转至北京通县养猪。文革期间再遭批斗，常常鼻青脸肿、满面流血。直至1979年所谓的“平反”。

“147斤黄金培养的飞行员”自杀之后

1949年11月中共空军建军，有些来自陆军，更有不少北大、浙大、上海交大的应届毕业生，被中共迷惑，满怀革命热情，弃笔从戎，飞上蓝天“保卫祖国”。

这些曾为中共卖过命、正准备卖命的蓝天骄子，突然间被中共宣布为右派，摔到了地上，碾作尘土。其中，中共空一师飞行员汪庆凯，因在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中说了一句为农民抱屈的话：“农民生活苦、糠菜半年粮、定量不够三百六。”被打成右派，在锦州农场劳动改造，反复折磨中不堪忍受痛苦，上吊自杀身亡。

中共立刻组织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忆苦思甜”展览会，对汪庆凯进行死后鞭尸般的污名宣讲。农场党委与汪庆凯的原飞行师取得联系，把汪庆凯用过的英纳格手表、绸缎被褥、呢子便服拿了出来，另外又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破筐、碗、罐，把这两类物品对比着展览，借以说明所谓“新旧社会的差别”，和汪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卑劣”。

农场管教是按照事先编好的“解说词”向全场宣讲的：“汪庆凯自幼和母亲讨饭度日，共产党、毛主席培养他当了飞行员，全部费用折合黄金147斤。……他早已忘了本，过着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他不思悔改，上吊自杀威胁党组织，自绝于人民……”

在场的工人、干部、农民工、孤儿、右派们个个胆战心惊，按照当局的说法：“从此老老实实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否则死路一条……”

人们无从知道这147斤黄金是如何折算出来的，这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党需要这么个数字，是不是147斤已经没什么关系了。需要的时候，张思德烧鸦片身亡，也可说成献身南泥湾大生产，死得重于泰山。

165名空军军官累计改造3630年

汪庆凯的悲剧只是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例，黑幕下的冰山一角。还有165名空军军人三分之一经过国共内战、朝鲜战争，大部分是朝鲜战争动员时来参军的大学生，其中还有初涉人世懵懵懂懂的中学生。有政工干部、飞行教员、飞行员、航校系主任、雷达通讯工程师等等。无论这些人为中共立过怎样的战功，或是抱着如何的爱党爱国热忱，一旦运动来了，作为阶下囚的命运却大抵相同。

1958年4月，在没有经过军事法院审判的情况下，中共对这小两百人宣判：开除军籍、党籍、团籍，剥夺军衔，定为“右派分子”，降2-5级行政级别，长期劳动改造。定为“极右”的除“双开”外，每月只有18元的生活费。一律送往锦州市前所果树农场劳动改造。

中共对空军右派的处理还出了个说法，叫做“敌我矛盾内部处理。”为后面的猫玩老鼠游戏留下后手。

这批右派直至1980年才彻底“摘帽”。22年中被砸死、饿死、打死的难以追踪。如果统一按每人22年劳动改造算，165名空军军官累计改造3630年。这过程中，但凡中共搞运动，这些老运动员一定要被“上场”，人生中再无安分的日子。右派“改正”后，其中的一些受害者们无数次申诉上访，遭到中共严厉的打压、监控与边控。

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是中共与“刁民”做斗争的惯用招数。

165名受害者之一的王玉林是原北京炮兵第六师“选飞”飞行员，22年劫后余生。2007年，王玉林感慨道：“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是一党、一人专政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说真话倒霉，说假话官运亨通，自此人人说假话，不敢不说假话！不说假话就发不了财升不了官，还得去劳改、坐监。”

误上贼船悔恨迟

反右开始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发表社论，对“引蛇出洞”曾有一番洋洋自得的评价：“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大右派章伯均看到后，惊呼：“我这次讲话是上了大当。”

其实，上当悔恨的还大有人在。

前文提到的空军头号右派李凌。他在通县养猪改造期间，发现集体制畜牧的弊端，全县每年亏六、七千万斤粮、300多万元，于是提议社员个体养猪，却被中共屡屡批评：“怪不得1957年把你打成右派，你到现在还满脑袋瓜资本主义思想！”“你知道不知道，不要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因李凌善钻研，还曾被西南联大同班同学，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约过稿，发表过关于畜牧方面的论文。然而就是这个傅冬菊，国共战争期间，认贼作父，亲手出卖了自己的父亲傅作义，导致北平被中共不费一枪一弹就拿下。

傅冬菊这样一个对中共恩重如山的人物，却从来就没有被中共真正接受过。文革期间，她被中共反复批斗，不承认她当初的地下党员身份。晚年无房住，病了住不了高干病房，护工费都付不起。

2007年，反右运动50年，李凌写下了作为空军头号右派的惨痛经历，傅冬菊则贫困交加，在无人看望的病床上怅然若失地离开了人世。

据大陆搜狐新闻报道，傅冬菊曾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她说现在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她还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已经为时太晚。

欺骗与迫害仍在发生

有人被中共文宣洗脑后，会说“反右”、“文革”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不要总揪着历史的小辫子不放。其实这是中共的愚民、控民、欺民的又一个伎俩而已——煽动国民仇恨日本人的时候，中共说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

中共1982年曾承诺对气功等超科学现象采取“不打棍子、不争论、不报导”的“三不”政策。1992年，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从长春传出后，因其去病健身和提升道德的神奇功效，在短短7年内就吸引上亿人走入修炼，中共和江泽民出于妒忌开始在报刊、杂志、北京电视台等媒体上公开污蔑法轮功，公然背弃了自己的“三不”政策。

1999年4月，时任政法委书记的罗干开始在天津随意非法抓捕打压法轮功学员，并哄骗学员去北京上访。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国家信访办门前和平上访，而这样一次中共历史上最为平和的民众大上访却被中共污蔑为“围攻中南海”，并以此为借口于全面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于长新，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副军级的军队离休干部，曾是空军第一代飞行员，共飞行30余年，国家二等功臣，主编过空军高等教学教科书，他的研究成果大大降低了中国空军的飞行事故。1992年6月，于长新老俩口为祛病健身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很大。1999年7•20后，在江泽民亲自操控下，总政和空军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专案组，对于长新进行隔离审查，采取诱骗、威逼、熬鹰不让睡觉折磨等卑劣手段。

2000年1月6日，年近80的于长新被秘密冤判17年重刑，在军队高层造成很大反响，一些高级将领为他鸣冤。但中共迫害起好人来何曾手软？2000年3月，中共下令把于长新的老伴赶出空军指挥学院，并在家门上锁打封条，致使70多岁的老人无家可归。

中共对飞行员身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远不止于长新教授一例。家住天津市河东区的法轮功学员刘平，曾是飞行员。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平被绑架至双口劳教所，被酷刑折磨，2002年元旦前后死在劳教所的床上，全身溃烂得血、肉、脓和衣服粘成一片，年仅20多岁。劳教所收买医院开了假证明，证明刘平“死在医院里”。

中共从诞生开始，一直到垂死的今天，以残酷斗争的方式连续不断地戕害中国人。谁相信了它谁倒霉；你不相信它，它更容不下你。

有网友说：“说中共是流氓，但流氓却比它文明；说中共是土匪，但土匪却比它讲信义；说中共是黑社会，但黑社会却比它讲规矩；说中共是刽子手，但刽子手却比它有人性；说中共是下三滥，但下三滥却比它要脸皮：中共就是一个专为祸害中国和中国人，祸害世界和人类的邪魔烂鬼。”

远离中共，才有光明。如今，已有3.7亿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让我们为这幸运的3.7亿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