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修炼

到了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那天，村书记到炼功点不让炼了。二十二日，乡政府政法书记等三人，村里全体村委，全体党员和法轮功学员，都召集到学校，像开斗争大会一样，一个一个的审问法轮功学员。两个同修到西瓜地找我，问怎么办？我说：“该炼炼，别害怕”。我们仨到了学校，政法委书记问甲同修，甲说：“法轮功叫人做好人，人心向善，我还炼。”第二个问我，我说：“炼法轮功，走路一身轻，不争不斗，教人做好人，我炼，坚决炼到底。”乙同修也说炼。丙同修也说炼。政法书记很生气。

没有炼功点，我们就在家炼，经常遭到村里乡里的骚扰、监管。就这样，我们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对法的坚定，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克服重重困难，顶着各种压力坚持炼。

二零零零年，全国各地同修都出来，用各种方式证实法，有進京的。我与乙同修交流，咱们也得出来证实法。我们七位同修到一起交流，决定第二天到乡政府供销社集体炼功。

第二天，乡政府所在地也来了几位同修，由于乡政府所在地一同修没做好，叫乡“六一零”人员知道了，“六一零”人员纠集“六一零”、派出所、武装部，乡政府二十多人，把我们十多人劫持到乡政府礼堂，進行训话、面壁、开飞机。依兰县政保科科长韩云杰、郑天龙、刑侦科指导员李术月来了，三个头目审问我们，为什么到这来开会？我们说：“我们是来说真话的，法轮功不像电视说的那样，我们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为师父申冤！师父伟大，法伟大。”县里来的三个人分别给我、乙同修、丙同修做了笔录，后来把我、乙同修、丁同修绑架到县公安局，最后送到看守所。

二、在看守所讲真相证实法

我共被绑架五次，三次拘留，两次劳教。在本县关押六个月后，被押往市里的，在本县两个看守所都被关押过，不管在哪，我就是讲真相救众生。也不知道什么是怕呀，一心按师父的法去做。

第一次在拘留所，里面非法关押三十多位同修，分了三个号房，在里面的同修就给犯人讲真相。第三天，我们集体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刑事犯号头孙辉就把多名同修给打了。第二天，把我等多名同修叫下地，当时我对孙辉说：“你不能打人，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哪修得不好，你可以说出来。你是犯人，我们不是。”他不打我了，让我上床。后来孙辉被押到东院看守所去了。这次我在里面被非法关押五十八天。

三、進京证实法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县同修進京的都回来了。我和乙同修交流，咱们進京上访吧。当时没有钱，乙同修给我拿了一百五十元钱，另外两位同修给我拿了二百元钱。

十二月二十八日，没有身份证，我就進京了。坐火车直达北京南站，一路顺风。下车很多人，我在站前等车接站，不一会来了一个接站车，问有住店的吗？我说：“我住店，没有身份证。”他说：“行，上车吧。”第二天五点多钟，起床洗脸，碰到邻县两位女同修，我们互报地址后，一起坐公交车，到前门站我们下车去了天安门，走到升旗的地方，当兵的要身份证，女同修有身份证拿出来给他看了，我没有，就被便衣盯上了。要身份证我没有，就把我拉到警车上去了，又抓了几个人，车就开走了，把我们拉到天安门分局，下车之后，问我来北京干什么？我说：“来上访没有身份证，被你们拉来了。”又问炼法轮功有什么好处？我说：“法轮大法好，教人做好人。我来说句真话，真善忍好！”问我是哪的人？我是黑龙江省的。

下午三点多钟，由驻京办事处的人把我送到驻京办，好多同修都在那里学法交流。第二天，我县警察将我拉到火车站，晚六点上车，第二天早六点到哈尔滨市里，转乘客车回到依兰县里，又打车到国保大队，龙科长、韩云杰、李树山都在这。我乡派出所所长骂我進京了，他什么都没有了。我说：“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遭报应。你要不迫害大法弟子，什么都有。”做完笔录，那天是元旦，把我押送第二看守所，再过半个月就是大年。

看守所的人很多，刑事犯也不少。正月初五、六，同修们要求集体炼功，两个号头张长李、杨森林把十多个同修打了，把王云峰同修用被子捂上打，我和另一同修就去找班长李波，我说：“号里打人了，捂上打，要是打坏了，打死了，我就是第一个证人，班长告诉监室不许再打人，谁打坏，谁负责”。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县公安局看守所把我们押送到哈市万家劳教集训队，三个女同修被押送到七大队，集训队关押不少人。在那里天天让背监规，所纪，不背他们就问我，我说：“我不是犯人，你们是犯人；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不犯法，不做坏事，在哪都是好人。”

七月二十号，我的被子让犯人头给别人了，我就找带班的要被子，我说你们不给找回来，我向队长要，队长不给，我向所长要。你们不怕加刑吗？我说话就好使。他们看我要的坚决，就给要回来了。

集训队人员多了，就往长林子劳教所投押。我和其他二十多人投押到劳教所五大队。来到五大队天天在床上坐着，不让说话。被转化的人，都出去干活，新来的都在那反省，不让说话。有狱警看着，有事报告。有一天睡觉做梦：我坐在火车头上，带着的车厢里有很多人。我悟到：师父点悟我，起火车头的作用，我就和几位同修互相鼓励，开创五大队环境集体发正念。一天放风回来，我说咱们立掌发正念。真正发正念的时候就没人发正念了，我自己立掌发正念。有犯人要打我，有的骂我。狱警站一屋地，队长、教导员都来了，有的说给他搬下来，我说：“谁动就让谁遭报”。我发了十五分钟，功柱都跟着转，十五分钟到了，我把手放下。队长让我去七队部，我就和队长讲真相。发正念是消除另外空间的黑手坏神和控制人的邪恶生命，是对人有好处的。队长明白了真相，天天发正念也没人管了。刑事犯和被转化的，对我也刮目相看了，环境也宽松了。别的队有被转化的来我们这里，我们就和他们交流，是学法不够，正念不足，有执着，转变观念去掉怕心，从新做好悟回来。有三位同修写了声明，堂堂正正回家了。

有一天，教导员王凯找我谈话说：“你吃共产党的粮，花共产党的钱，还反对共产党”。我说：“我没有吃共产党的粮，也没花共产党的钱。江泽民流氓集团利用共产党在迫害法轮功。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吃着老百姓种的粮食，花着老百姓的血汗钱，还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利用军警特务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修炼者判刑、劳教、精神洗脑，用各种方式進行迫害，我们大法弟子说真话、上访是错吗？教导员你是有头脑的，谁正谁邪？是我们反对共产党吗？对待不公时，得允许人说话。”教导员明白了真相。我接着说：“谁对大法弟子好和坏，是有善报和恶报的，路是自己走。”教导员说谈到这吧，你回去吧。五大队的环境宽松了，狱警也明白了真相。

离回家的日子不到两个月了，放松了正念，被邪恶钻了空子，身上长疥疮很难受，后来刑期短的都上四队了，再关押一个多月就到期了，十二月三十日到期，有的同修到期，本地“六一零”来接，我县“六一零”没来接。二零零二年一月九日，我也着急了，我喊报告。后来市“六一零”来和我谈话说：“法轮功和国外势力有勾结反华，法轮功反党反社会。”我说：“法轮功不像你说的那样，是按真善忍做好人，也不反党，也不反社会，法轮功讲真善忍，说真话，办真事，实事求是，为别人着想。共产党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等等。”市“六一零”头目说：“三天后你县‘六一零’来接你”。过了三两天，我要见四队郝队长，刑事犯不让去队部，我就喊郝队长，郝队长说：“你给老郝家丢人了”。我说：“我给老郝家做了一件顶天立地的大好事，给老郝家积了大德了。”队长说：“今天星期六，后天星期一送你回家。”周一队长和狱警把我送到县“六一零”，宏克利镇政法委书记马桂山也在那，我问：“镇里怎么不来接我呢？”马桂山和县“六一零”主任说：“这小子还不老实。”“六一零”主任说：“不老实再把他抓進去。”我说：“你说了算吗？你说了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后来县六一零把我送回了家。

四、善恶有报

回家后，学法、炼功、发正念、讲真相，身体的疥疮很快就好了。

向世人讲真相：不管什么场合，就讲法轮功遭诬陷的经过；讲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实；讲大法的神奇、超常；讲善恶有报的真实案例。听了真相，好多人认同大法，退出党团队组织，也有的得了福报。可还是有少部份人不听不信，遭了恶报，令人痛心。

下面举几例遭恶报的例子，虽说“善恶有报是天理”，但我们不愿看到这悲惨的结局。写出来希望能够警醒世人。

例一：村长刘宪福追随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监视我们学法炼功、做真相资料、贴传单，经常骚扰。我们几个同修都被他打过、骂过。还在村广播里骂大法弟子。向他讲真相也不听。于二零零五年得肝癌死了。

例二：乡派出所所长李树山迫害法轮大法弟子，多次骚扰抓捕，辱骂、毁传单标语。二零零零年腊月二十二日在派出所办公室上吊身亡。

例三：宏克利镇马鞍山村支部张书记，把去团结屯发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郝运书抓到他家，向他讲真相也不听，最后把我送進看守所，劳教三年（二十一个月闯出劳教所）。我从劳教所回来半个月，张书记就得肺癌死了。与张书记一起抓我的村民李井有煤烟中毒也死了。

例四：村民严华，二十五、六岁，村里电线杆贴的大法真相传单，他毁传单，往上抹牛屎。二零零六年九月六日早晨，大法弟子劝他不听，还振振有词。晚上他从地里干活回家，在高速公路翻车被砸死了。

例五：原生产队的大队刁凤文会计，村民刘三家办事，刁会计一边喝酒，一边骂大法、骂大法师父。跟他讲善恶的关系，他不信。他儿子在大庆，两车相撞成了植物人；他本人在县政府广场滑旱冰车时摔成脑残，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死亡。

例六：村民魏义朋，大法弟子贴的传单，村长让他往上抹废机油，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反而说把大法弟子都枪毙了。结果遭了报，骨瘦如柴的病死。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迫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能不受天谴吗？奉劝那些仇视大法的人，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马上悬崖勒马，真心悔过，退出邪党组织，做一名真正的炎黄子孙，不给邪党当陪葬品，为家人、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