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真相，然而也还有众多Z世代、千禧代的年轻人，包括熟知中共整人历史的很多中老年人，不但不了解事情原委，还被灌输了误解。今天，在“四•二五”二十二周年之际，我们为大家重温一下这段对中国、对世界的道德底线都发生了深刻影响的历史事件。

一、从1996到1999

1、1996
1999年“四•二五”的酿成，从1996年就开始了。

事到如今，明白人都知道了，中共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整人史、中国人的血泪史。特别是1949年中共建政北京之后，更是平均每十年挑出一批人，宣布为敌人，随之对这批人施行“名誉搞臭、经济搞垮、肉体消灭”。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诋毁法轮功。熟悉中共历史的人一看便知，这是又一次以政治整人运动的信号——“名誉搞臭”开始了！

果然，1996年7月24日，中共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

2、1997
接下来，1997年1月和7月，有人插手公安部，两次在全国范围调查法轮功的所谓“非法宗教活动”，网罗罪证欲定为“邪教”。结果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分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

但中共是搞运动能手，面对法轮功日益上升的口碑与威德，面对当时平均每十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在学炼法轮功的局面，江泽民妒嫉难耐，已丧心病狂；罗干更是想借江泽民之手，以法轮功群体的血肉，达到他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他们会如何施展和实现自己的打压企图呢？

3、1998
1998年7月，罗干等人通过公安部，违法地先给法轮功定罪为“邪教”，再组织全国范围搜集罪证。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公然（而不再是暗中）把法轮功称为邪教，然后提出：要掌握（法轮功学员）活动内部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

当时陆续有公安、统战部和特工被派到法轮功的炼功点上学功，并和学员一起学习《转法轮》，其实都是去卧底。然而，法轮功无底可卧，因为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而且修炼来去自由，既没有人员登记，也没有会费。很多卧底人员倒因此机缘而对法轮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为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结果令罗干等人很吃惊：在全国各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都没有搜集到。

但是，罗干的两次“调查”还是在一些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从那时起，每次都有法轮功学员站出来，努力逆转中共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

例1：
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所属公安部门发出了朝公发（1998）37号《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有的辅导员（义务组建炼功点、义务为法轮功学员服务的学员）被数次罚款，累计金额达四千多元。这些莫须有名义的罚款，有的不给收据单，有的只给白条。这种情况引起四十余人到公安部上访，一千余人联名投诉朝阳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例2：
1998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进行全面的调查了解。法轮功学员们坦然面对调查了解。10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派到长春市和哈尔滨市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充分肯定法轮功在祛病健身、维护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显著效果。民间在北京、广东、大连、武汉的调查得到类似的结论。

例3：
1998年5月底，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播放了何祚庥对法轮功的诽谤。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的采访中批判法轮功如何有害，之后，北京电视台在播放对该台记者在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法轮功炼功点采访学员时的镜头时，点名法轮功是“封建迷信”。

何祚庥是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此人居然能把量子力学和中共的所谓“三个代表”扯上关系，因此被人称为“科痞”。何祚庥对法轮功的攻击，所用的例子和法轮功并无关系，都是沿用中共常见的栽赃手段。

该节目播出后，为了制止这种“名誉搞臭”活动的蔓延，北京及河北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依据中共中央关于气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争论、不报导），以写信或直接造访电视台的方式，讲述亲身炼功受益的经历，指出北京电视台的节目内容不符合法轮功的实际情况、会大面积误导观众和社会舆论。

法轮功学员的这次上访发生后，了解到事实真相的北京电视台领导说，这是建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误。很快，1998年6月2日，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祥和地炼功，还有其他人士一同晨炼的正面节目作为更正。

例4：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民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

据中共体制内人士披露，罗干在1997、1998年两次想把法轮功诬为×教进行迫害，“这倒不是因为法轮功做错了什么，而是罗干那时当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官儿坐到头了，要想继续往上升，就必须做出大动作来。罗干想把水搅浑，这样他这个政法委书记才能成为政治焦点。”

罗干搜集不到资料也着急。他发现公安部这些负责气功的人都很懂气功，很多人自己也练气功。于是，罗干在1996年开始，为此特意改组公安部，不但把编制改了，还把原来管气功和懂气功的人一律调走，为下一步打压法轮功铺路。

例5：
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民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民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当时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乔石原名蒋志彤，祖籍浙江定海，出生于上海，是中共元老。他抗战开始就在上海为中共从事地下工作，内战时任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部书记、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等职。1949年后，先做技术工作，从1963年开始从政，在中联办干了19年，一直做到副部长。1983年，开始担任中办主任、中组部部长。1985年，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主抓政法和治安、情报、司法工作。1986年，又兼副总理。1993年，转到人大任委员长。当时的人大委员长还要主抓政法。1998年到期离休。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出，凡中共高层重要职位，从外联、中枢、组织、政法、行政、立法、政法等部门，乔石都干了个遍，这在中共党内绝无仅有。尤其是从1985年到1998年，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乔石都是全国政法系统最高长官。

然而，乔石等老干部得出的“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和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在“四•二五”事件中的开明做法，却让江泽民极为不满；法轮功创始人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更让江泽民妒嫉得发狂。

4、1999的天津事件，迫害升级的第一步
“北京电视台事件”之后，北京终于形成了“不报导”的氛围，让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气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争论、不报导）得到切实实施。面对这种情况，罗干及其连襟何祚庥并不想善罢甘休。他们把主意打到了北京附近的天津市。

1999年4月11日，科痞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该文章继续引用不实的事例，指名诬陷法轮功，继续实践“名誉搞臭”的政治策略。

如前所述，何祚庥是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是一个依附政治的文人。此前的1998年5月，何祚庥就曾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用一个和法轮功没有关系的例子诋毁法轮功。后来北京电视台知道自己被利用，就不再采用何祚庥的任何东西。

何祚庥的文章在天津发表后，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有必要向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并期望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影响。因此，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

这里请读者朋友们注意，中共历次搞迫害民众的政治运动，都是由依附政治的文人在官方媒体批判、抹黑开始，发出“名誉搞臭”的信号，制造恐怖气氛。在中共专制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们作为中共内定要“搞臭”的靶子，上访是唯一的反映情况的渠道。

再来回顾天津：为了保持良好的秩序，到天津教育学院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自觉的保持安静和秩序。他们不喧哗，不随意走动，留出通往学院各处的通道，校门外也有法轮功学员义务维持秩序。

中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述，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可是对待和平的上访群众，1999年4月23、24日两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却命令天津市公安局出动防暴警察三百多名，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四十五人被抓捕，有的法轮功学员当场受伤流血。

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却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直接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迫害的严重升级引发了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各地闻讯的法轮功学员纷纷打听如何到北京上访，得知到北京上访意味着上访国务院信访办。

说到上访。因为只能听到中共的宣传，所以后来的很多年轻人、或者长期浸泡在中共宣传里的一些中老年人，先入为主，尽管看到身边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为人，还是一听法轮功就想到“围攻”，表示疑惑。

其实，不管任何人，当你敞开心扉时就会发现，在当时的中国，认真修炼法轮功的人已经遍布各行各业，平均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在读法轮功的书、修炼法轮功功法。他们的共性是，无论个人原来的起点高低，都自愿遵循真、善、忍来提升自己的身心境界，对给予他们重生的法轮功及法轮功创始人充满感恩。因此，他们平时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人际矛盾，给社会带来祥和与光明，“上访”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做梦都没想过的，更不要说亲身参与。何来“动辄围攻“之理呢？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天津警察抓人打人事件是诱发1999年“四•二五”上访的直接原因，但是中共高层的个别人，利用手中权力对法轮功施行大面积打压，从1996年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一直不停的制造事端。1999年4月法轮功学员的“四•二五”上访，只是又一个为了阻止迫害的进一步升级的善良努力。

二、“四•二五”事件始末

1999年4月25日，自发赶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但出发点相仿、经历相仿、所见相仿，二十二年来，明慧网已经发表了诸多的见证文章和回忆录。因为法轮功是修炼，不设名单、没有组织，这里我们只能摘录一些见证文章，以飨读者。

1、见证之一
一位五十年代后期的留苏生及七个科学领域的法轮功学员写道：“我是1995年10月得的法（开始修炼法轮功）。我觉得这部伟大的法是对我困苦一生的奖励，认为人类不可能找到比这部大法更好的出路。”

“关于何祚庥在天津发起对法轮功新的一轮攻势，我是从一位同修的电话中得知的。她告诉我说，何祚庥跑到天津，通过杂志如何诽谤法轮功。当天津学员去说明情况时，大批武警前往殴打并逮捕了大法学员。这位学员说，她明天去国务院信访办去反映情况。第二天一清早（1999年4月25日），我骑了一辆自行车前往信访办。9点时走到西四，看到大街两旁摆满了自行车，于是我也把车扔在那里。

“走到信访办所在的府右街，那里早已聚集了大批大法学员，在武警引导下，分别站在府右街马路两旁。我加入到马路西侧行列之中，离中南海信访办大门只有几十米远。武警指挥车来回穿梭，颇有一点紧张气氛。过了一会儿，由武警指挥，让马路东侧、站在中南海国务院红墙外面的学员站到马路西侧去。这项队伍重组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街西的场地明显地拥挤起来，垂直马路方向每行10人，一行一行密密麻麻，几乎转不开身；顺着府右街马路学员队伍不只一公里长，仅府右街就得有一万人。向北、东西向街道的学员，从西四一直排到北海公园，总有几里地。我的左侧是十几位从天津赶来的大法学员，右侧是几位从乌鲁木齐乘飞机赶来的学员。大家都很安详，静静地站着。前边的情况是通过人传人传过来的，只是越传剩下的话越少。”

2、见证之二
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当年正在中科院读博士。他在见证文章中写道，“4月24日晚上，因为加班完成实验，我很晚才去（炼功点）学法【注：学法是修炼用语，指学习法轮功书籍】。我到学员家门口时学法已经结束了，大家正要离去。辅导员李阿姨见我来晚了，边走边简单地介绍说，何祚庥在天津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文章，污蔑炼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并暗指法轮功会亡党亡国。

“此文与近年来先后出现的十余家新闻单位对法轮功的歪曲报导如出一辙；与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发出的《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的用意一脉相承。

“该通知导致新疆、辽宁等地公安机关，视学员正常集体炼功是非法集会，强行驱散法轮功学员、非法查抄法轮功学员的私有财产甚至非法打骂、罚款、拘禁、关押）。

“4月25日早晨，我到达府右街北口时大约七点半钟。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已经站了许多学员，大家或站、或坐、没有和行人交谈，有的手里捧着书在看。人虽然很多，但既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马路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如往常一样地赶路。我穿过西安门大街，进到南边的城区。小区里也有许多人，公厕旁边等着上厕所的人排着十多米的队伍，秩序井然。我是第一次来这里，连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心想先转一圈，希望遇到认识的同修。于是顺着府右街西侧往南走。街道两边的学员排列得整整齐齐，靠外侧（马路）的学员站着，靠里的学员坐着，手里捧着《转法轮》。从他们的衣着看，有些是从农村来的，透着朴实和善良。沿途我没有见到我认识的学员，倒是随处可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衣着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

3、见证之三：
还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因这场在今天您读文章时仍在持续的迫害，暂时不便透露姓名。其中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在文章中回忆道：

“炼完动功后，三五成群的北京大法弟子、以及外地赶来的大法弟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我们随着人群向府右街方向行走。一些警察早已等候在路口、路边，当我们到达府右街口时，警察不让我们继续往里走，不知是在他们的指挥下还是有同修的带领，我们顺着一些小胡同绕到中南海西门附近，最后在中南海西门以北二三十米、府右街西边人行道的西侧停下来。

“天越来越亮，聚集的大法弟子越来越多，虽然大家互不相识，但由于修炼大法后心性的提高，秩序井然，整体体现出高度的律己和平静。大家自觉地排成三排，后两排的人一般坐着，或看《转法轮》，或打坐炼静功，前排站着的主要是年轻一些的学员。盲道和一半人行道被让出来，供来往的行人通行。

“早上上班时分，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和平常一样的在马路上穿行。我们的诉求很明确：释放天津被抓的学员；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

“后来，进出府右街的车辆和行人明显少了，可能是受到了警方的限制，只见众多的警察在街上巡逻，一辆庞大的装甲车缓缓在府右街开过来开过去，很明显里面有摄像机在对请愿的人群扫描，以供秋后算账。但大家都毫不回避、坦坦荡荡地面对。后来听说就是让各单位根据这些录像来查有否本单位的人的。

“所有的大法弟子就这样待了整整一天，静静地等着学员代表和国务院朱镕基总理的谈话结果。由于所在位置不是正对中南海西门，朱镕基总理出来的情况和学员代表进去的情况都没看到，只有这样几个场景使我十分感动，并深深留在脑海里：

“场景一：在一个胡同路口，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年幼的孩子蹲在马路旁，一个中年人（可能是便衣警察）问她：‘谁叫你来的？’她回答：‘我的心叫我来的。’听了她发自内心深处而又智慧的回答，我当即热泪盈眶，我想：她简短的回答道出了我们所有的法轮功学员的心声。

“场景二：男女警察一批批的轮换，虽然大法弟子数以万计，但纪律出奇的好，所以警察轻松地在街上走来走去，食物袋、矿泉水瓶、烟头随地扔，就有附近的学员捡起来放到垃圾箱。无论马路还是人行道都干干净净。

“场景三：下午，京郊各县的官员奉命赶到现场，一个自称是延庆县县长的人询问一个女农民：‘你们放着地不种来这里干什么？’女农民答：‘我们修炼了法轮功，身体好了，庄稼长得也好，我们要把这些告诉中央领导。’准确又朴实的语言再一次深深感动了我。

“当晚九点钟左右得知上访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大家清理干净垃圾后就平和迅速的离开了。但是外地的学员多是由当地政府组织车辆接走的，所以参与进京上访的学员被记录在案，成为秋后算账的依据。广大善良的大法弟子绝对想不到两个多月以后会面临一场长达十年的残酷迫害。我在事后单位领导找我谈话时得知，据官方秘密文件中披露的‘四•二五’万人大上访，人数远不只‘一万人’，而是数万，到底是多少，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4、见证之四
另一位暂时不能公开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在给明慧网的见证文章中写道：

“（1999年4月）25日早8点15分左右，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一行人从国务院正门（西门）出来走过马路来到上访法轮功学员的面前。学员中响起了掌声。朱总理问：‘你们干什么来了？谁叫你们来的？’有许多学员说：‘我们来反映法轮功的问题，没有人组织。’朱总理又问：‘为什么不写信上访？怎么这么多人都在这儿？’学员回答说：“信都写的成麻袋了，还没得到回应。”朱总理说：“我对你们的问题有批复。”学员说：“我们没有收到。”这时大家才意识到，总理给法轮功学员的批复被人蓄意拦截了。

“总理让选几个代表进去进一步说明情况。中午时分，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三位北京学员作为代表进入国务院同政府官员会谈，申诉了法轮功学员的三点要求：

（1）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
（2）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
（3）合法的炼功环境。

“政府官员轮流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信访办的负责人，北京市的负责人，还有天津市的负责人。朱镕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傍晚时分，天津按照中央指示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随即，法轮功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

往事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看明白了：国务院信访办的位置就在中南海的西门，所以警察才得以引导法轮功学员排列到中南海附近。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全面公开后，中共媒体说法轮功学员“冲击中南海”、“围攻中南海”，这些都只不过是为迫害而编造的谎言。

三、“四•二五”评价

虽然未能遏止中共内定的打压计划，但“四•二五”让许多人，包括当时在场和不在场的许多法轮功学员，深刻见证了大法修炼者和平理性的内在、坚守良知的勇气。

随着真相的日渐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四•二五”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道德丰碑：

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全球道德江河日下的大环境中，能有这么多人不假思索地在同一天走出来，不约而同地来到同一个地方，为维护真理和人类福祉而放下了个人的一切。那个时刻，真的让天地感动、后世流芳。

“四•二五”之后，法轮功普遍受到单位内控和暗中监视，但其实这种监控早在1998年前后就陆续开始了，并未等到1999年“七•二零”和2001年1月23日（除夕）的天安门自焚骗局。

造假、邪恶、暴力是中共的本性。“名誉搞臭、经济截断、肉体消灭”是中共对任何一个目标团体的迫害策略，对法轮功更是如此。

无论黑暗势力显得多么强大，无论世界上有多少政要放弃道德底线，宇宙的真理是不会因为人而改变的。善恶有报是天理。每个人都有接受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一生负责。看清真相，坚守良知，这是我们每个人在世获得精神自由、死后在天庭与亲人团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