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缺乏阶级仇恨就是缺乏党性”

1945年前国民政府期间，吴之伯在云南宣威县过了单纯的青春岁月。1945年后，中共发动窃政战争期间，吴之伯被中共煽动的学生民主运动所蛊惑，加入了西南联大和所在学校云南大学的学运和中共外围组织。194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4月，27岁的吴之伯担任了共产党的威信县长，被人们认为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然而，中共革命的目标并不是只打倒“反革命”，事实上，它对打倒被利用过的“革命者”也同样习惯成自然、手到擒来。

据吴之伯回忆，中共整个1950年代在云南省地县多级干部会议上一再传达的土改精神是：“有的人认为我们建国了，有了政权了，就准备按法律法令来施政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个革命传统不能丢，打就要打到肉体，镇反和土改就要见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政策依据和执行方案，敌人骂我们是痞子运动，我们就按这个咒骂来组织农会和建立阶级队伍，就是要有一些下得了毒手的勇敢分子来打开阶级斗争的局面，再小再穷的村子也要划出地主富农，不杀地主怎么调动得起贫雇农的力量？不造成三代人的仇恨还叫什么大镇反？不流血怎么叫阶级斗争？怎么叫无产阶级专政？缺乏阶级仇恨就是缺乏党性，就是不接受毛泽东思想，就是根本立场问题。”

中共颁发《土地改革法》，表面上依法土改，实际执行过程中明目张胆收缴《土地改革法》文本，强行勒令干部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类似这种喊着依法治国口号，干着杀人越货罪孽的流氓治国之道至今仍在上演着，比如迁拆事件、镇压宗教信仰、打压人权律师、迫害法轮功等。

二、全家11口无辜惨死

吴之伯家是自耕农，有3亩水田、10亩旱地，被强行划为地主，之后的结果是超乎想象的灾难：

（1）71岁的祖母浦三妹，双手指头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点燃，“十指点天灯”，在疼痛惨叫中昏死。又被四名痞子抬起四肢，架在火上当众烤死，再把残存的尸骸丢进山水沟。

（2）（3）父亲吴绍昆，曾在开远、建水、沾益县任过税务局长，又在宣威县左所小学当校长，1952年被抓入昆明监狱摧残折磨，出狱就惨死，年仅44岁；母亲浦双英，善良的农家妇女，土改中遭受十多次残酷殴打，至半死，12岁的弟弟吴之玄用马驮她，死在半路的马背上。

（4）（5）（6）伯父吴绍崟土改中受不住酷刑吊打跳崖而死；四叔吴绍煜土改中从碉楼的四楼上跳楼身亡；小叔吴绍煌，土改中被殴打，两度逃至山林避难，活活饿死山中。

（7）儿子吴兴亚，前妻所生，因全家成员都已死去，交由昆明厂口乡吴之伯后母照管，文革中全国性的屠杀“黑五类”成风，因父亲吴之伯是极右分子，19岁的吴兴亚，花季一样的年龄，在绝望中自杀。

（8）（9）岳父浦恩高，前妻之父，自耕农，土改伊始就被关押批斗，打成重伤后，在押解的担架上吞鸦片颗粒自杀身亡；岳母张二妹，土改中无法忍受酷刑，更无法交出根本就不存在的浮财，被逼迫上吊自杀。

（10）姑爹叶家林，土改中被斗争、吊打，追逼其交出根本没有的金银烟土。他谎称藏在房梁上，爬上房梁后跳至石板地面自杀惨死。

（11）男孩吴兴文，吴之伯与芒部乡板桥村宋儒芬结婚后之子，3岁时由感冒导致肺炎。孩子的母亲宋儒芬因“嫁给右派分子”而被列为群众监督对象，所以孩子不能及时送医院就诊，不治而亡。

五十年代，威信县长吴之伯被打成右派前，想回家乡宣威看看，没想到中共翻脸大声训斥这位忠实信徒：“你还在留恋你那地主阶级家庭吗？不准！”

三、政权到手，卸磨杀驴

2009年，82岁的吴之伯写道：“说直白点，政权到手了，鸟尽弓藏、卸磨杀驴了。”

中共窃政后有一个针对地下党的“新十六字方针”，即“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一“尚方宝剑”对当初轻信中共上贼船的“革命者”来说，无疑是一把夺命的大铡刀。

以云南为例，中共从1952年始将地下党边纵干部，从党政军战线上全部换成二野的军转干。中共美其名称为“枪换肩”。这一换，血流成河，冤情遍地。

据吴之伯叙述，中共把已削去实权的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强行安上“地富路线”、“土匪武装”一类政治罪名，进行专政性质的政治迫害，用残酷手段整死、整残、整垮数百名曾为中共卖命的干部。

1955年，威信县委秘书地下党员江新泽被中共以“偷听敌台”的名义打成反革命。中共曾在威信地方上培养的苗族干部、大红大紫的执行中共合作化政策的先进人物杨洪灿，运动中转眼就被打成“破落地主”、“反革命分子”，没收全部家产，坐监15年。

1954年，云南昭通银行的一名回族小姑娘马燕，被县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的党棍看中。公安局长强迫迎娶被拒后，持枪强暴马燕。马燕欲在县委四级干部会议上揭露公安局长兽行，被中共制止，后被开除公职，反右斗争期间，中共终于找到报复机会，将马燕划为右派，送大坪农场劳教。

对于中共的卸磨杀驴，学者傅国涌曾这样表述：“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他们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屣，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

五、调查饿死人真相，被打成右派

1955年，中共实施粮食统购政策时，威信县马家乡每人只准留350斤口粮，不少人被饿死，医务人员和中共干部们怕被扣上“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大帽子，向上谎称“黄肿病”死的。1956年，县长吴之伯任组长奉命走访调查，一些家属说了真话，工作组认定25人属于饿死。1957年，中共再次派人复查，那个强暴妇女的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任组长。

县委副书记大声向马家乡民众宣讲粮食统购统销“就是要让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然后问大家：“你们说统购统销政策好不好？”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死者家属们谁敢说不好？一个个强撑起力气说：“好好好。”副书记又问“既然好，那么统购统销会不会饿死人呢？”

家属们面面相觑，只好顺话说：“不会！不会！”中共叫人拿纸笔来，一个个签名，盖上手印，威胁家属要写明是“黄肿病”或什么病而死的。复查结果，马家乡没一个饿死，全是病死。

1957年整风反右，前次参加过调查马家乡饿死人事件的很多人均打成右派。有人不服写信给周恩来，结果被从“右派”上升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余年。

1958年3月，中共大跃进前，各地誓言要把隐藏的很深的右派分子象“挖山药蛋一样一窝一窝挖出来”。吴之伯被划为右派，罪名之一是“有意将马家乡病死的人说成饿死”。一个月内，威信县委县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财政部长、县委秘书、检察长都被打成右派，县委、行政半数都成了反革命。其中有人就是因为批评过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的老婆就被打成右派。

此后，吴之伯被以“极右”身份送到彝良县大坪农场劳教，500名劳教人员中主要是右派，3年的劳动改造，捆绑批斗、互相揭发成为必修课，死亡屡见不鲜，粗略不完全统计死亡59人。

1979年，也就是21年后，中共给吴之伯摘除“右派”的帽子。在所谓的“平反”大会上，有中共人员承认：“当年吴之伯同志调查的马家乡饿死人事件，完全是真实的，说饿死25人，太少了，实际两个月饿死80多人。”

为时已晚。一个人一生有多少个21年经得起这番冤案呢？死去的亲人们更是不能复活。中共的所谓“平反”，不是对生命的尊重，也不是对法制与正义的伸张，那只是欺骗的游戏、邪恶的伪善。“平反”后作恶依旧，只是受害者换了，平均十年换一批受害者。假、恶、暴是中共的本性，嗜血是中共的本性。

明慧网报道，2021年，更多的体制内人士听取法轮功学员所讲的真相，看清了中共，选择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中共解体的时日越来越近。还未清醒的人们请抓住时机，为了自己和家人，及时上岸，远离中共这个洪水猛兽。

参考：吴之伯：《82岁中共顺民的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