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了一连串令人震惊的事件，黑龙江巴彦县一14岁女初中生刘某某因为母亲让她上学，把母亲杀死。此前，陕西上初一的13岁的男孩杨某将6岁的邻居程程骗到自己家中，用极为恶劣的手段残忍杀害。二零一八年湖南省益阳沅江市12岁男童吴某康持刀杀死母亲，二零一九年江苏建湖县13岁男孩邵某因不服管教将37岁的母亲砍死，……。

近二十年来，粗略统计约有六十起16岁以下青少年杀父弑母案发生。仅二零二零年发生的未成年人弑母案，报出的就有4起。

二零二零年底全国人大通过《刑法修正案》，将青少年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从14岁降低到12岁。这无疑是青少年犯罪低龄化、社会进一步败坏的表现，却被新华网说成是“与时俱进”。

那么这些孩子为什么能对亲生母亲有这么大的恨呢？为什么能如此血腥和暴力呢？回顾一下中共的杀人史，以及中共灌输仇恨的洗脑教育，对中国人的影响，可以看出问题。

神父眼中的暴行：让孩子围观杀人

美国总统胡佛曾经向全世界推荐雷鸣远神父（Raymond J. de Jaegher，1905-1980）的著作《内在的敌人》。雷鸣远于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他在书中讲述了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吓民众的事件：

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广场上去，小孩子们则由他们的老师领着，目的是让他们观看13个爱国青年是如何被砍头的。在宣读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后，中共命令已经吓得脸色发白的教师领着小孩子们高唱爱国歌曲。在歌声中出场的不是舞蹈演员，而是一个手持钢刀的刽子手。

“刽子手是一个凶狠结实的年轻共兵，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底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大纪元配图）

刽子手连续挥动了13次钢刀，砍下了13颗人头，随后中共的士兵们一起动手，对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这一切暴行都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从此之后，雷鸣远神父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后，他们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中获得刺激的快感。

暴力土改：儿子牵老子的“牛鼻子”

中共篡政后，1950年发动暴力土改，发动农民斗地主抢土地，“户户斗争，村村流血”，据估计杀了近两百万地主。

在《“土改”：革命专政和暴力再分配——以湖南溆浦县为例》（《当代中国研究》2008 年第3 期）一文中， 披露了曾担任溆浦县桥江区“土改”工作总队副总队长的郭静秋对土改的回顾，湘西区党委书记周赤萍在布置任务时说，“宁愿错杀一百，不要放走一个”，土改时期基层对政策的掌握，是这句话。地主遭群众“凌迟”，地主陈壬龄（俗称陈老二）在被枪杀后，随即群众纷纷剖膛取心，割肉下酒，不过一袋烟功夫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牛氏是山西省兴县赫赫有名的旺族，牛友兰是当地著名工商地主，开明绅士，平易近人，言谈举止一副儒雅做派，居家克勤克俭。抗战期间牛友兰几乎给中共献出了他的全部家产。但1947年的晋绥土改时被揪出来游街。据《红色绅士牛友兰：土改挨批斗绝食而死》记载，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用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叫他的儿子牛荫冠牵着老牛游街。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的脆，一下子就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回家后牛友兰就开始绝食，谁劝也不听，三天后含恨离世。

牛友兰是开明士绅，土改中不堪侮辱，绝食而死。（网络图片）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记载，“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仅一个县如此，整个中国被杀的地主又有多少呢？

大饥荒：人吃人的铁证

历史学家余习广从湖南醴陵县当地公安局的档案里找到一张举世震惊的照片——大饥荒年代“父食子”照片，成为当时“人相食”的铁证。父亲刘家远被枪毙前站在墙边，手戴着铁铐，身边是他儿子的头颅和骨架，还有一个铁锅，锅里面炖着他从快饿死的儿子身上割下来的和胡萝卜一起炖的肉。图片是枪毙前给他和儿子遗骸而拍的存档的照片。

《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余习广主编，香港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9月第1版）

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三四千万人，人口不到7000万的四川饿死1000万人，甘肃通渭县的死亡率达到1/3，老百姓饿得没有活路，“人吃人”的惨剧在多地发生，1961年安徽省公安厅报告称，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人吃人事件。1961年甘肃省委文件记载：“作案人贫农杨占林全家，挖尸煮吃”、“作案人贫农焦文忠，拿同社一流产小孩煮吃”、“作案人贫农康杂麦，用斧砍死烧吃”。

荷兰史学家冯克称，大跃进饥荒堪称丧失人性的大屠杀，可与古拉格群岛、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学者宋永毅认为，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悲惨的一页”，历史上只有暴发大规模的战乱和灾害才出现过“人吃人”，而中共在和平年代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政策导致了大饥荒这一人祸。

文革：癫狂时代的“条件反射”

1970年2月，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16岁的长子张红兵举报。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执行枪决，而张红兵不仅参加了万人公审大会，甚至到了行刑现场看到母亲被处死。张红兵一举成名，“大义灭亲”的事迹被陈列在县革命教育展览馆受到表彰。

1979年，张红兵和父亲看到官媒报导张志新的冤案时，才意识到他们父子当年做错了。此后，张红兵常常梦见母亲，醒来后总是嚎啕大哭，因为母亲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成为压在他心头永远的痛。

40多年后，年逾60的他接受媒体采访，公开为“弑母”忏悔、道歉。他回忆说，“在我的脑海里、融化到我的血液中、落实到我的举动上的是红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种条件反射。”

张红兵手举母亲的照片（网络图片）

文革中家人互斗、朋友之间相互揭发成为常态，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说明“立场坚定”。中共将人性泯灭，将人伦破坏殆尽，党性代替了人性，实际上是魔性代替了人性，将人魔化变异，所以张红兵才会有那样的“条件反射”。

张红兵醒悟过来后说：“什么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全是愚弄别人、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是毒害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鸦片，是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不管是谁，永远都离不开自然规律——吃饭、穿衣，生老病死；世界上最伟大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注重维护伦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信义、孝悌，以此维系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用无神论毒害世人，在“破四旧”的打砸抢中，切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有时表面上是在保护、传承传统，实则悄悄改变其内涵，党文化取代传统文化。

小学课本充斥洗脑故事，“吃水不忘挖井人”、“抗日英雄王二小”，电视剧或者是八路抗日，或者是宫廷内斗剧，宣扬斗争哲学，灌输仇恨，变异人心，造成了整体社会文化，漠视生命，充满戾气，甚至把人只当成躯壳而非生命。

（大纪元配图）

一位律师遇到的“黑社会”青年

这是刊发在明慧网的真实故事。Z律师代理诉讼，有一次为办案方便，让一位青年住在家中。晚上洗澡，不经意他看到这位青年上身一大条疤痕很是刺目，从胸部凸显到腹部。吓他一跳，“这是怎么回事？”这位青年脸一红，转瞬间释然的道出了原因。

他说自己以前是黑道上的人，与人火拼时留下的伤痕，当时肠子都流出来了。关在监狱时，他第一次听到了“法轮功”三个字，开始还不以为然。

“那时对法轮功迫害得真厉害，连我这个黑道上的人都看不下去。可他们法轮功不管在怎么样的对待下，都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且还不恨不怨，坦然面对。又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几乎都那样。我就觉得法轮功不一般，特别！哪有这样好的人？没见过，从来没见过！”

“待我正要问时，他们就给我讲开了法轮功的真相，听得我泪水汪汪的直流。您老先生不知道我们这伙人，见爹妈死了都不掉一滴泪水的，真是心冷如冰，没有人性。可他们法轮功对我这个吸毒、打、砸、抢、砍杀无所不及的坏人没有一点戒忌和歧视，您想想：一个连生身之母都瞧不起的人，他们却瞧得起、看得上，那是什么感觉？就这样我得大法了！当时我禁不住对监管（监狱不仅禁止炼功，而且还转化炼功人）领导说：“我炼法轮功了。”领导都惊讶！他抬眼看看我，您猜领导怎么说：“你炼法轮功，我同意！小仔，保证还让你提前出去。”这话后来真兑现了。由于表现突出，我被提前释放了。

回到家，母亲还东躲西藏，不愿见我。我说，我修炼法轮功了，母亲说我浪子回头金不换，给座金山都不换！”

Z律师听了这个青年讲的故事，整夜没睡着觉，翻来覆去地想一句话：“共产党真完蛋了！”一个混仔（他自己说：五毒俱全。）一朝得法修炼就戒掉了那么多的恶习，从此成了好人中的好人，这个法轮功了不起，太了不起了！太震撼了！

无论是从每天的电视上，还是从网络，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歌舞升平，岁月静好，然则在这宣传画面的背后，却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真相：每天都有人就因为修炼“真善忍”，信仰法轮大法，而被非法抓捕，非法判刑。从1999年至今，已二十二年过去，对于法轮功正信的迫害，每天仍在发生。

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这个西来的“幽灵”，就会继续用其无神论毒害世人，魔变人心。认清中共，唤醒心中的善良，让中华传统回归，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美好，光明与正义才会重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