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生活一直很艰难，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在不幸的环境中煎熬。而我的父母是坚强的，他们没有被压垮。父母都愿意唱歌，尤其母亲曾当过音乐教师，她只要病稍好一点，就会给我们唱“莫愁”歌，这时我们家也充满了欢乐，忘记了一切烦恼之事。我的父母非常善良，他们能忍受痛苦，乐观、开朗、愿意帮助人，在为人上特别看重，是宁愿自己受苦、不愿别人受穷的那种人，在为人、与人相处的问题上，对我们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们的种种言传身教对我的影响很深。

记得一件事，文革中军队干部住进了地区行署，成为当时行署中重要专员，文革结束后，有一军队干部挨整治，给他立了好多罪状，由于我父亲为保这位军队干部受到牵连，工作面临调整。正在这时，这位军队干部得了重病去世了，别人开始给我父亲出主意，说只要我父亲把一切事情都推到军队干部那里，就成了死无对证，我父亲就没事了。但我父亲说，我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往死人那里推，我宁愿什么自己都揽过来，也不做那种事。为此，我父亲的工作从原来的地区机关党委副书记被调到了基层防疫站工作。当时我非常敬佩父亲刚直不阿的为人。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在他们身上体现的很充分，从修养、道德、为人都给我很好的启迪。在这样一个困境重重的家庭环境中，我却受到他们良好的教育熏陶，为我人生后面的路打下了基础。

高中毕业后面临去向问题，因为我身体不好，父母都想让我留城工作。我想出去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闯一闯，认为这不是坏事，不愿那么安逸的留城。说服了父母后，便踏上号召的上山下乡的路，来到了绥化新华公社五一大队插队，后来又转到绥陵山下“五七干校”青年点。到农村真苦啊，铲地，割麦子，什么都干，我也能吃苦，不甘落后。由于干的好，把我抽出来到一所小学当教师。整整三年时间我都在农村各种环境中磨练，学会干许多事，当过出纳、宣传员，到招待所帮厨，教师，后来又抽到庆安钢铁厂劳资科。虽然身在农村，但心里始终有个愿望，还想继续读书上大学，我也认为我有这个能力。

当时上大学都是推荐，没有考试上大学的形式，由于我在青年点干得出色，被青年点与当地“五七干校”的干部集体推荐，我的票数排在第一，这样我便获得了上大学的名额，来到了黑龙江大学哲学系读哲学。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许多学生都是由各单位推荐上来的，年纪也很大，他们的社会阅历很深，社会上的东西很多，思想也比较复杂，相比之下，下乡知青上来的学生思想还是单纯一些。入学的第一年，学习劲头很猛，期末学习成绩全都是优秀。在大学里学习从一个方面来讲，现代化的科学知识也相应的拓展了我的视野，开阔了眼界，而辩证的思维方法使我学会了多角度看问题的能力，我比较善于自学，而且不愿意受讲课内容与复习题的限制，经常不拘一格的想或写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哪怕考试只得了60分，我也不在意。表面上学习我是这样一种形式，而从另一方面，在我心灵深处有着久久不能割舍的深层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呢？人是怎么构成的呢？宇宙中本源中的东西是什么呢？世界有没有大同？我为什么会感到人活着这么艰难呢？许许多多的问题和困惑缠绕着我。上大学，与其说是学习知识来了，还不如说通过知识的学习反倒加深了我过去一直探索不明白的问题，这种种思考没有答案，令我苦恼，但我相信“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说法，这也成了我当时许许多多问题得不到解答的一种安慰，将来会有人帮助我明白的。

上大学也如此艰难，身体越来越不好，有时上课都难以坚持了，整天跑医院，医生又给我确诊为肺结核、神经衰弱、内分泌紊乱，原来得的那些病医生说都没有了，这回又添了新病。上课中经常不能坚持到底，有时病在床上起不来，我非常悲观，非常苦恼，这样的身体还怎么样坚持下去？每当这时我总在问自己：别人活得自由自在，而我为什么活的这么苦呢？而且这个苦总是在伴随着我，摆脱不掉、左右不了，想做的一切事都力不从心，真有一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味道。医生给我诊断为肺结核，一周后，我又去医院检查，这时医生告诉我：“你的肺结核钙化了，钙化的挺好。”我问什么时候钙化的，他说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觉得特别奇怪，这不矛盾吗？刚刚诊断为肺结核，一周时间又说已经钙化了很长时间，那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得的？又是什么时候好的？到底有没有此病？这不是很怪的事吗？回想以往给我罗列的那些病，医院自己又都推翻了，而我自己的确经常病得起不来，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成了一个谜。从那时起，我对医院都产生了怀疑，认为他们看不明白我，还会随便给我扣帽子，说戴上就戴上，说摘掉就摘掉，从小到大这么折腾，真够烦的，医院也不过如此，没意思，我想以后不到万不得已我再也不去医院了。工农兵大学学制是三年，还好，多一年也学不了了，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毕业的渐渐邻近，觉得自己可能该处朋友了，同班有一个同学喜欢我，但看到我身体这样，最后还是含泪告诉我：“我实在没有能力使你健康起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个我的上届同学，他已经分到我的老家地区党校工作，没接触几日，他就从家乡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你的身体不好，我父母不同意，我不能让你象我嫂子一样死去。”他的嫂子年纪不大就病死了。我看到这种不懂礼貌而伤人的信后，很伤心，把这封信寄到了我的家里，我父母看后也为我难过。婚姻问题的种种不顺和给我心灵上的刺激，我下决心先放下找朋友的想法。三年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我的努力学习与为人得到了同学们的好评，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同学送给我的发自内心的几句话，说我：“心地善良、意志坚强、生死不怕就是有点胆小。”他的评价好像有点矛盾，但我还认为评价中很贴切地表述了我内在的东西，尤其最后一个弱点，他说的是对的，我胆子小，不愿去干那些出头露面的事，只愿自己默默地做。

毕业分配了，开始把我分到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任教，后改派到哈尔滨邮电专科学校任教，被走后门的同学把我的名额抢去后，我被推到了黑龙江省人事厅，人事厅最后把我分配到了哈尔滨体育学院马列教研室任哲学教师。体育学院是刚刚组建时间不长的学校，专业教师都是各大体育院校毕业的或留校的大学生，我刚到学院人事处去报到的时候，人事处长是一个老太太，她上下打量我好半天，然后很不高兴地跟我说：“你是新毕业分来的？”我说：“是啊！”她说：“我怎么没听说？你的身体不适合在体育学院工作。”我说：“我是由省人事厅分来的，你可以打电话问，我是来教课的，又不是来搞体育的。”她不吱声了，拿起电话问人事厅确有此人分过来。她还是不高兴地难为我说：“学校没地方住，你自己找地方住。”我说：“行，我自己解决。”后来我知道她当时介绍的那个人没来成，省厅把我分来了，她当然不高兴。这样我便正式地走上了工作岗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