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入监时，恰巧有一个炼法轮功的也刚送到入监队，我们其他犯人还好，大执（狱警安排管犯人的罪犯）虽经常打骂，但除每天学习、巡操外，互相之间说话、课间在监道里活动，上厕所还是自由的，但那个法轮功学员就不行了，他和我们之间不准说话，入监队给他打印了一份强制转化的“学习计划书”，由监管他的包夹拿着，时间是三个月。

在强制转化期间，在这期间他（法轮功学员）睡的比别人晚，起的比别人早，每天起床后在监道小板凳上坐着，由包夹看着，强制不停的看污蔑法轮功的书籍或是到教室中看攻击法轮功的录像，有两名包夹监视，十五分钟做一次记录。离开规定范围，做任何事，他必须打报告，由包夹同意并跟随。

这个“学习计划书”非常详细，每天几点起床，几点休息，几点看什么书籍或视频，几点背监规，几点写思想汇报，（每天一份）几点巡操，他的一言一行都由包夹监视并记录，每天向当班狱警汇报，如不按要求去做，包夹就会给他穿小鞋，甚至警察会警告、记过或是关禁闭。

狱警为减轻自己的工作，会安排一些关系户，或是身体强壮行为卑劣的杀人犯、强奸犯、组织卖淫犯、抢劫犯担任大执、组长、监督岗、监管法轮功学员的包夹。入监队的犯人们有时也会被安排干一些外协的生产任务，完不成的就或被狱警用橡胶警棍殴打。入监队的“作业”、“试卷”，狱警从来都不看，都是由指定的犯人批阅、打分，想给你打几分就打几分，对不听安排、或巡操动作不规范、体力跟不上、或不懂他们所谓的“规矩”的服刑人员，大执随意打骂，这是狱警给大执的特权。大执每天会向当班警察汇报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所谓的“入监教育”不过是骗人的幌子，你的品行好或坏，狱警根本就不关心，他们的目的就是把你训练成拼命干活挣钱的工具，为下队干活挣钱做准备。一般犯人下队快则一星期，慢则一个月，则根据生产监区的需要而定，但是法轮功学员最短必须三个月，三个月强制转化合格后，在入监队大会上念‘四书’之后，报甘肃省‘610’来人验收通过；否则，继续强制三个月，直到“转化”才分配下生产监区。

在每个犯人入监后的十几天里，你的家庭背景，比如亲人都是干什么的，什么职位，或是否做生意，狱警们都会摸的清清楚楚，然后给你点步，让你拿钱，家里人给了他们钱、送了礼，警察们会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岗位或差事，或下到生产任务轻的监区。也有的犯人一入监，家里亲人就把监狱领导打点好了，监狱领导会告知监区领导哪个人需要照顾。这些后门岗位如大执、组长、监督岗就会配合狱警管理、监视、惩罚、欺压其他犯人，行使警察的权力，警察会对他们另眼相看。

大部份狱警平时表面上“义正词严”，实际上思想扭曲，背地里行为龌龊无耻。在生产监区，你就是干活的机器，任务完成的好坏，成了衡量犯人素质好坏的唯一标准。你如果是一个踏踏实实、不偷奸耍滑的，不跟大执、组长拉拢关系（给他们送烟、食品等货物），监狱规定的任务你就非常不容易完成，因为你干的活过不过关他们说了算。完不成任务，回来后就罚站、开批斗会、或抄监规学习。这些犯人平时语言粗俗，行为卑鄙下流，但是一有狱外领导或团体来检查观光时，这些犯人马上就会按狱警的要求变成一流的演员，他们言行统一、举止文明、态度诚恳谦卑，然后狱领导会借此机会大肆宣传监狱的文明管理和教育成果。

有良知的犯人、炼法轮功的人在酒泉监狱最苦的不是空间的限制、身体上的劳累、或是与亲人的分离，而是心灵上的一种煎熬，因为每时每刻都会在这些狱警和犯人身上看到令人作呕的虚伪表演。

2017年10月，酒泉监狱搬到了新监狱，在搬迁之前监狱长就已经由纪某某换成了李文堂（之前任金昌监狱政委），在李文堂没来之前，狱警再晚也就6、7点钟就收工了，除非有特殊情况才延长收工时间，星期六、星期天基本都是双休。可是李文堂当了监狱长，到新监狱取消了双休，原来下午2点出工变成了1点出工，没有了午休，吃完午饭洗完碗马上出工，李文堂会亲自到出工大门口督阵，出工最后一名，监区长还要受批评。监区领导为了讨好他，下午6点收工改成了晚上9点40收工，除了重工车间8监区外，其它监区都是如此。犯人的精力、体力受到了最大化的压榨。而且对完不成任务的犯人，李文堂还亲自到现场询问原因，对完不成任务的犯人他鼓励狱警们大胆动用警棍、手铐、辣椒水等“执法”，犯人回去还要写检查认错，由组内开会分析完不成任务的原因并进行批斗，然后再罚站、延迟休息时间、抄监规。在任务上是流水线作业，工序相连。一道工序完不成任务，上下道工序连带受罚，完不成任务工序和上下道工序中午不收工，这样不用警察或组长去催，相连的工序经常会因为任务恶语相向或大打出手，狱警们认为这样会提升工作效率。

2018年上半年，在监狱长李文堂的管制下发生了两件这样的怪事：

第一件：8监区新分去时间不长的一名犯人，出工干活双手十指就被切掉了。过了几天，监狱给每名犯人发了一张“安全生产承诺书”，内容是每名犯人要严格按安全生产规定生产，不违章作业。每名犯人签字并按手印，可落款时间却是那名犯人手指被切掉之前的几天。其实犯人都明白监狱又开始耍无赖，要把责任推掉，然后再给当事本人强加一个罪名。果然，签完承诺书，对那名犯人的处理结果就下来了，说这名新犯出工后脱离互监组，安全意识淡薄，没经干部允许私自开动机床，违反监规造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给予警告处理。在酒泉监狱服过刑的人都知道，新来的犯人在没有干部和互监的允许，脱离互监并开动机床是根本不可能的。出了这种事，老犯人们都明白，狱警们的做法就是连蒙带骗带恐吓，直到你违心承认是你自己造成的，与监狱无关，他们才肯罢休。

还有一件事：酒泉监狱服装生产车间一、二监区是在同一间厂房的二楼。前一半是二监区，后一半是一监区，两个监区中间隔着一条三四米宽的走道。当时是夏天，车间里很热，二监区的犯人们都在紧张的干活，突然一监区有四名犯人抬着一名昏迷的犯人，他脖子上还不停的往下淌血，后面跟着一个警察和一名拿着拖布的犯人，那名犯人在警察的指挥下，一边跟着一边擦地上的血迹，他们赶往医务室。收工时，我们两个监区是从一个门出，两个监区的犯人很多互相都认识，他们一监区很多犯人说：二监区三个警察把这名犯人拽到一个监控看不到的地方拳打脚踢很长时间，惨叫声他们都听到了，这名犯人在遭受长时间毒打之后，一气之下，用拳头捣碎了身边的玻璃，用碎玻璃割了脖子。

事件发生后，一二监区马上开会通知不许传，声称要不听谣、不传谣。第二天上午九点，鉴于侦察科来人调取监控，并连续几天，每天抽一监区五六名或是七八名犯人，由一监区警察带着去接受询问，被抽的犯人早就被警察威胁并统一了口径，老犯人们心知肚明，可谁也不敢说真话，说真话他们就会收拾你，让你在剩余刑期内生不如死。那名被打的犯人被抢救过来后，监狱怕真相泄漏，直接把他关了禁闭，由禁闭室两名犯人24小时监控，监狱警察、一监区警察不停地找他谈话威胁，让他承认警察没打他，是他自己想不开，与警察无关。他一开始没有妥协，后来在狱警多次威胁、限制自由、罚站，强制洗脑、不让睡觉等折磨下，这名犯人终于妥协了，违心的承认警察没打他，只是找他谈话，是他自己想不开自杀，与警察无关。在禁闭室看他的两名犯人中有一名叫常玉君（酒泉人、罪名组织卖淫），以上禁闭室的经过是常玉君的口述。常玉君还说：“这个大傻子，挨了警察毒打、受了这么大罪，还替警察开脱，最后还被定了个违反监规自伤自残。”

2018年下半年，酒泉监狱根据监狱管理局的要求，在酒泉监狱选出400名老弱病残犯人，分别转往兰州和白银监狱，临走时突然集合，点到名的犯人到大厅集合，任何东西都不让带，包括你自己的私人物品，只让穿一套监狱夏装，点名由十几辆大巴拉走。然后从新疆转到酒泉监狱1000名新疆人，有的新疆人被3、4人看一个，严重一点的戴着镣铐被十个人看着。对这些新疆人实行非常严格的隔离管制，监狱要求必须把这些新疆人收拾的服服贴贴的。

以上是我在酒泉监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