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警察等不法人员把我从家里绑架到洗脑班。我正念闯出后，被警察从洗脑班接出来，送到我家门口，让我下车。我要他们拿出我犯罪的法律依据。这时，家人也要他们拿出法律文书，他们不给我出具法律依据，我就不下车。

因当时车内还有两位大法弟子，警察司机没有办法，就把那两位同修送回家后，又回过来，把我送到我家附近。他们就把我从车上拖下来，然后扬长而去。

因当时身体比较虚弱，我坐在地上，向路过的行人讲被迫害的经过，常人借手机给我拨打110，因没有打过110，不会描述事件的经过。我说，我被派出所的人送進洗脑班，没有给我法律依据。一听是派出所警察，他们当然是不会出警的。所以那次报警失败。

二零一八年，我外出办事，有两个辅警要我到街道办事处去，说司法所长要约我谈话。我说办完事再说，他们就跟着我走到地铁站，我准备乘车，被跟踪的辅警从车上拖下来。我告诉他们，我要去办事，有什么事回来再说，他们不同意。于是，我马上拨打110报警，我这次报警吸取上次的教训，就说，被不明身份人员（我知道他们是街道办派来的，但在报警时就不告知与他们认识）限制人身自由，在某某地段的地铁站内。接线员问我是否认识他们。

刚报完警，又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分局警察，他拿出警察证，在我面前晃了一下，后说要带我到局里去了解情况。于是我被他们架着我的胳膊，就准备把我带出地铁站。刚走到要上电梯出地铁时，110警察恰巧赶到。因警察及时到来，我获得了自由。

这次报警，最遗憾的是没有向110警察要一份《接处警登记表》。所以，我要找对方限制我人身自由的人员的相关信息太难了，我利用这次事件，和区公安、市公安、省公安厅打了几场官司，虽然都输了，但对我而言，还是赢了，因为我是原告，是他们在违法。所以在邪恶猖獗的时期，我们更应该重视利用好法律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十月一日大陆综合消息中，有一条消息“武汉市硚口区大法弟子周爱玲被绑架到硚口区额关湾洗脑班迫害”，该报道的证据收集非常完美。首先这张照片，就能证明该同修是拘留期结束后，被相关人员从拘留所绑架到洗脑班，同时还收集了被带走的车牌号。不法人员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罪、非法拘禁罪。我们拿着这个证据就可以通过信息公开進入诉讼程序打官司，从而营救同修、窒息邪恶。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信息，都可以征得家属的同意，首先拨打110报警，寻找失联的同修，把《接处警登记表》保存好，利用这份文书作为证据，对参与迫害的人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窒息邪恶。同修与公义论坛同修请教，通过法律程序，制止邪恶，营救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