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刚走入大法时，从录像中第一次看到师父时，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听完九堂课后，我更有一种大法太好了，我学晚了的感想。那时《转法轮》还很缺，在九堂课中，我请到了师父的著作《卷二》，还有《美国法会讲法》，我就如饥似渴的读，一遍又一遍的看。从那时起，我每天都沐浴在大法中，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喜悦。

修炼前，我在个人利益上从不吃亏，在工作中想方设法的捞钱，为了钱我挖空心思，做了许多坑害别人，伤害别人的事，每天都生活的很苦很累。学大法后，我不再自私自利、不再做坑害别人、伤害别人的事，也不再利用工作之便，一心只想捞钱了。在单位、在邻里之间，我与人为善，遇事替别人着想，大家都说我是个好人。

回想起二十几年的修炼历程，我虽然因坚持修炼大法被关过监狱、拘留所，但我无怨无悔，假如生命能够让我从新选择，我还会选择修炼法轮大法，当个大法徒。

一、初建资料点

九九年“七·二零”，大法遭到无理的打压，大法弟子遭到无端的迫害。我和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没有惧怕与倒下。毅然走上了去北京上访之路，不但上告无门，还被非法关入拘留所。

面对被谎言毒害的众生，面对被谎言欺骗的百姓，大法弟子要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那时，我地资料来源很缺，流离失所的同修，冒着危险偶尔从外地拿来一些，但远远不够需求。我就买来彩纸和粗碳素笔，写上“法轮大法好！”送给同修，贴在公共场所、楼群街道。后来，在外地同修的指引下，我又买来喷漆送给同修。“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的醒目标语，时而出现在小镇的大街小巷，震慑着邪恶。

二零零一年，一个流离失所的同修，从外地运来一台复印机，我地就用这台机器，组建了一个小资料点。有了资料点，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同修们都能及时的看到。各种真相资料，大大满足了同修讲清真相的需求，同时也带动着同修们，在修炼的路上，更加精進。

后来这个资料点暴露，三名同修被绑架，后都被判重刑，警察抄走所有耗材与资金。当时由于这台复印机太笨重，就没搬到资料点，这台机器才幸免于难，没被警察抄走。那时同修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向世人讲清真相，把局面正过来，根本没有怕被迫害的概念。这批同修出事了，又有一批同修站出来，接着做。我们就用这台复印机，又建了一个资料点。

说是资料点，由于原来那个资料点，耗材和资金被警察洗劫一空，除了这台机器，我们什么也没有。能接触资料点的同修，有两个是流离失所的，有一个本人没工作，丈夫又被非法劳教，家里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我和丈夫也都是每月靠工资，维持家庭生活。九几年随着“改革开放、让一部份先富起来”的政策，我丈夫又被迫下岗失业。所以经济条件都不太好，同修们都很着急。眼看同修讲真相没有资料，看不到《明慧周刊》。我知道一个同修家里有台电脑，就想从同修那借，那个同修毫不犹豫的把电脑给了资料点，我又卖掉自己的金首饰，当时卖了不到三千元。我们用这钱购买了一些耗材，资料点终于能运行了。

我们本地同修听说后，都主动的往资料点凑钱。大家拿的都是些零散钱，百元一张的都很少，都是同修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还有农村同修卖鸡蛋、卖农产品的钱。大家都很信任，经过转交，才送到资料点同修手中。有一位老年同修，每月只领九十元生活费。这位老年同修听说后，把刚领的九十元钱，又添了十元，把钱给了我。我拿着钱，没有推辞、没有赞赏，只是默不作声的望着老同修。

那些生活在中共谎言下的人们，可曾想过在你身边，竟有这样一群人，不畏强权、冒着危险，用自己的全部，告诉你不要再上当受骗，为的是你能平安。为了这些他们却有随时被抓、和失去生命的危险中。

同修拿来的钱，我都是单存单放，从来不和个人钱混在一起。为了好管理和用钱方便，我就把钱存在有同修工作的银行，用多少取多少。我们没有常人的会计和出纳，也没人查账和点账。就凭着大法弟子的一颗心在做，一分钱都不差。尽管我们当地同修都不富裕，大家都在全身心的，维护着资料点的正常运行。

我每月工资五百多元，由于我丈夫下岗失业，家庭开销全靠我工资，还要供女儿上学。尽管这样我每月还是拿出一百元做资料，就很少给孩子买水果。为了让孩子节省花钱，我就把这事告诉了我女儿。当时正在上初中的女儿，由于学习很累，就馋水果吃。一次女儿对我说：“妈，你每月拿五十元不行吗？”我说：“不行啊，做资料需要钱，不管怎样，我每月都有工资。那些没工资的人，还想法攒钱往出拿呢，我既然决定了，就得坚持。”

我家除了生活必需品外，平时很少花钱，大人和孩子穿的外衣、外裤、内衣、内裤、袜子、裤头，每样只有两件，能够换洗就行。鞋也是这双不能穿了，再买那双。我平时把同修拿的钱，放在我家最隐蔽的地方。直到二零零七年，我被绑架，后被冤判八年。我丈夫和女儿都不知道我家放钱的事。

在派出所，我丈夫和侄女来看我。我清楚我丈夫的为人，这钱要落在他手，一分也别想吐出来。我趁我丈夫不在的时候，把这事交给了我侄女，我告诉她钱放在哪，让她在适当的时候从我家取出来，然后把钱和存折，交给谁谁谁，这个同修我侄女认识。我侄女找到我说的那个同修，一起顺利的从我家把钱拿了出来。后来我丈夫知道了，几次找我侄女要这些钱，为了要这些钱，我丈夫竟和我侄女翻了脸。不管怎样我侄女就是坚持说：“这钱是我姑让我保管的，我谁也不给。”后来我侄女把这些钱，通过同修转给了协调人。大法资金一分也没损失。

二、时间紧救人急

二零一五年，我结束了八年的冤狱，回到家中。我把师父的所有经文，以最快的时间，看了两遍。马上就溶入到正法的洪流中，和同修们一起去农村，去大街小巷面对面讲真相。这里有惊有险、有苦有乐，更有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后的喜悦。

我丈夫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得重病离世。女儿也已结婚，住在省城，我一个人在我们本地居住。我每天三点多起床晨炼，吃完早饭，就和同修一起去讲真相。下午三、四点钟回来。到家后赶紧吃完饭，就去学法小组学法。学完法回来已是晚上九点多钟，这时我就开始浏览明慧网，之后再把同修们的三退名单，整理出来及时发出去。有时，有的同修写的一些交流文章，我也要及时整理出来，发到明慧网，每天都是发完半夜十二点正念再睡觉。

为了节省时间，我从来不做费事的饭菜。每天做饭都是一顿带出好几顿的，这样到家就可以吃饭。菜也很简单，都是豆腐酱、鸡蛋酱、茄子酱、土豆酱、粉条泡的软软的也炸酱。还经常利用吃饭时间把下一顿饭，用电饭锅闷好，回来就吃现成的，不耽误时间。尽管这样，从不感到苦，心里总是乐呵呵的，每天都感到很充实。有的同修问我：“你一个人寂寞不？”我就笑了，我哪有时间体会这些啊。

二零一六年年底，我女儿和她丈夫离了婚。就经常让我去帮她照顾孩子，我开始挺不高兴去，心想这多耽误我救人哪？心里就很烦不愿去。女儿为这也很不高兴，还说三道四，我们都很不愉快。后来我想修炼人，遇到啥事都不是偶然的，也许这就是我的修炼道路，我一定要走好。

我就开始奔忙在两地之间。在我女儿家，我和省城的同修也有了联系，我们就一起做三件事。当时，用手机讲真相，电话卡很不好买。我就和我们当地一个卖手机的同修联系好，从她那买电话卡，然后给省城同修带过去，解决了省城一部份同修，用电话讲真相救人的问题。我们有事都是在信箱联系，每天我都要上信箱看看，以便有事好联系。

有几次，我要去省城，就上信箱看看那边有啥事没。一看没事，就下了信箱。可刚一下信箱，那边就发过信来，说要买电话卡。可我不知道，就去了省城。可到了省城，她们问我电话卡带来没。我才知道，我们错过了上信箱时间。为了不耽误同修救人，我转身就往回返。这一个来回车费就得百十来元，省城同修很过意不去。我说：“我遇到的事，也许就是我史前的誓约，我必须兑现。”

省城同修多数都是家庭资料点，她们没有和当地做护身符的同修联系上，我就从我们当地给她们带。后来《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发表，省城同修满足不了她们的需求，我也从我地给她们带。开始没啥经验，过安检时，就直接过，什么也不想。在师父的保护下，每次都安全通过。后来，我帮省城同修建立了一个家庭资料点，解决了带书的问题。到此，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要来省城，为什么要穿梭在两地之间，这就是我要走的修炼路，这条路不但要走，还必须走好。

三、大疫期间多救人

二零一七年，我地资料点人员调整，协调人找到我，让我進入资料点，我二话没说，马上答应了。我们资料点共三人，我们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去，很少见面。平时都是一个人，面对八台机器。虽然一个人，但从不感到寂寞，干活时我就背法，给机器听大法音乐，每天见面都向它们问好，干完活说声谢谢。别看八台机器，一点杂音也没有，都一个声的顺畅自如。

二零二零年年初，疫情突发。整个小镇所有小区被封，外人不得進入，满城被封的死气沉沉，在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很困难。后来同修们意识到街上没人，我们就往楼群发资料救人，这样资料用量就很大。资料点所在小区也被封，大门有人把守，進出有人过问。怎么办？我就观察看守人员几点上班，几点下班。我就避开他们，在他们七点上岗之前去，晚上九点撤离之后再回家。

我把时间安排好，每天早起炼功，发完正念带点饭就去资料点，机器休息时学法，晚饭就煮点挂面，有时拌酱油、拌咸菜，啥也没有时就拌点盐。虽然这样一点也不觉的苦和累，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我们把整个小镇铺了一遍。

我所居住小区管理严格，外人進不去。一天，我到协调人家有事，协调人说：“你们小区外人進不去，你把你们小区的资料发一发，能发多少发多少。”我一听就急了，因为去年有两个外地流离失所的同修，住在我家。被当地警察跟踪，最后被定位，他们协同我们小区物业，一起在我家，把那两位同修绑架回当地。我说：“我们小区哪都是摄像头，再说去年那事，他们已经注意到我，我在我们小区做不方便。我可以给来做的人一个开门卡，我到别的小区去做。”过后，我就买了一个進门卡给她送去，还把進单元门的密码告诉给她。当时我觉的，我已经尽到了我的责任。

后来我想：这事为啥让我遇到，按正理协调人应该想到，我在我们小区做不方便，她为什么还和我说？我不敢在我们小区做，这不是怕心吗。哪都是摄像头，你大法弟子的正念哪去了？我居住在这个小区，也许我小区的众生，和我是有缘人，都是我应该救度的。不行，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主角，我得把这个怕心去掉。

于是，我就从我住的单元做起，很顺利不一会就做完了。从那天起，我每天要走时，就带上资料，只做一个单元，做完就直接走出大门，回来再直接做另一个单元。我们小区高层是十八层，我每次都是从楼梯走上去，一边上一边做。做到顶楼，再从楼梯走下来。就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做。后来附近同修和我一起配合，她做底层，我做高层。不长时间，我们就把整个小区近四十栋楼做了一遍。最后剩下三栋，别的同修也给补上了。事后很是欣慰。

在这二十多年的修炼中，我不惊天动地，也不轰轰烈烈。二十多年过去了，在那艰难的岁月中，在大法蒙难时，我尽了一个大法弟子的微薄之力，在大法需要我时，我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因为我是大法一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