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新收监区给大队长讲真相

二零零二年初，我市大法弟子遭受很严重的迫害，大概有五、六十人遭绑架，后来被非法判刑的同修有二十多人，我被非法判刑七年。在被迫害中，我不断的发正念，讲真相。我不配合恶警，不说出任何同修。我也不怨恨说出我的同修。我知道在邪恶疯狂的迫害下，没有强大的正念，很难走好证实法的路。我虽然没有完全否定迫害，但在对我的酷刑迫害中，我感觉到了师父对我的保护。我靠着师父的加持，凭着正念，减轻了邪恶对我的迫害。那些听了真相的警察，没有参与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九月，我们被送到省女子监狱。去之前，有同修给我们送進来了袖珍版的《转法轮》，我们机智的把《转法轮》带進了监狱。我们二十多人被警察们隔离开，各监区大队长、副大队带男警察强制“转化”我们。

我被两个大队长、一个年轻的男警察带到一个办公室，我默默的发着正念。一進屋，副大队长就厉声喊我，强迫我蹲下，她问我法轮功怎么好？还问了一些事情。她问我什么，我都不回答，就是在心里发正念。她拿起竹条子抽我，我就发正念让她放下竹条子，她就真的放下了。可是我一松懈，她就又把竹条子举起来。

当时，我浑身控制不住的发抖，我不明白为什么发抖，我的怕心并不重（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个充满邪恶因素的黑窝。特别是那几天，她们要把我们二十多人所谓的“转化”，所以邪恶因素加大力量迫害我们这些同修）。副大队长看看我，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病，是不是有心脏病。我说：“我修炼之前，全身都是病。”

晚上，她们早早把我送回了新收监区。那一晚，有很多同修身上带着伤，很晚才回来，还有没回来的。第二天，我们又各自被带走。我还是坐在地上，闭着眼睛发正念。大队长始终没打我一下，只是偶尔说两句话。那个男警察也只是看着我，也没动一下手。只有副大队长一直问我话，和我说一些负面的话。我一直不吱声，就是发正念，她气的偶尔举起东西打我两下。

第三天下午五点了，副大队长说：“你这功炼的一问三不知。行，你给我炼下去。你不炼，我都不高兴。”说完她就走了，那个男警察也走了，就剩我和大队长了。大队长出去了，回来时，给我带了她给我买的饭菜，是大米饭和西红柿炒鸡蛋、炖鸡肉，让我在这吃完饭再回去。

我一边吃，一边和大队长聊天，我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大法弟子为什么被迫害还出来讲真相。大队长惊讶的说：“你这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副大队长问你，你不吱声呢？”我回答道：“因为她不是想了解法轮功，而是要抓我说话的漏洞，想‘转化’我。”大队长听后，看着我笑了。吃完饭，大队长把我早早送回了新收监区。

（二）坚持发正念，坚持不转化

新收监区大队长、副大队长都很邪恶。把我们的头剃的象狗啃的似的，非常难看。让我们背监规，我是第一个，我不背，大队长就狠狠的打我嘴巴子。我顶住了邪恶的迫害，后面的同修就都避过去了。白天，让我们在太阳下暴晒、走步。晚上，我们铺一个被子睡在地上。

有一天，监狱“六一零”大队长过来看到了我，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聊天，我站在那和她说话。这时，九监区严管队大队长進来了，看我站着和大队长说话，就厉声呵斥我，让我蹲下。我没理她，只是默默的发正念。她看着我说：“年龄不大，还挺有个性。”

在新收监区呆了一个月，把我们分到了各个监区，我被分到九监区严管队，当时监区里有近二十多名同修。大队长在大会上公开叫嚣：“要把法轮功在九监区铲除。”早上，我们要随着她们到车间，没“转化”的人坐在小板凳上，其余的人都在干活。我们被罚蹲一天，我蹲了一会儿，就坐在了地上。看着我的刑事犯人对我很好，帮我看着，警察过来了，她们告诉我，我就起来。

有一天，大队长把我叫去，问我：“插播电视是破坏公共设施，这样做对吗？”我问她：“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前面是悬崖，但你不知道。你再往前跑就得掉下去，有生命危险。如果一个人拿钉子把你的车胎扎坏了，他损坏了你的车，却救了你的命。你说他对不对？”她一愣，说：“你挺顽固啊！”

每天，我们坐在车间能看到警察上班。大队长个头不高，大约一米五多点，脖子总是梗梗的，身上有一种霸道嚣张的气焰。她一来，大家就把头低下。我想起了师父说的：“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著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2]每天大队长一来，我就正视她的眼睛，发正念。

天渐渐冷了，她们让我们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出去冻着。我们排着队来回走步，我边走边发正念，低头看着地上，残缺不全的地上的图案都是奇形怪状的鬼脸和怪物。我们在外面冻了三个月左右。那些在高压迫害下“转化”的同修，看到我们坚定的信念后，有一天大家集体声明从新走回修炼。她们的声明对大队长是一个重重的打击，全监狱都以她为“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楷模。这回她可失败了，听说她因此落泪了。我们也结束了在外面的被迫害，進到了屋里。

（三）被关小号也不妥协

二零零三年过完年，我们住的地方维修，所有的人都搬到了车间去住，监区也换了大队长。我们一直没“转化”的人在车间二楼监舍里坐在地上，隔着栅栏外面就是车间，一楼也是车间和办公室。从新修炼的同修在车间干活（织布），有一天，她们也不想干活了，所以在早上开工时，她们都不出去干活，也和我们一起坐在地上。

上午，大队长带着女警察还有一些男警察过来，往车间里拽同修，边拽边打，我们上去阻止。有一部份同修被他们强行带了出去，有的直接从楼梯拽到楼下，头撞击在楼梯上“咚咚”的响。过了一会儿，她们把我当作组织者关進了小号。一个警察带我去小号的路上，我给她讲真相，希望她能善待大法弟子。

小号是地下室里间壁出的几个小房间，狭小的屋子里没有窗户，铁栏杆围着一块铺板，上面定着两个铁环，外面是一个长走廊。她们把我背铐在小号的铺板上。过了一会儿，有两位同修被带進来。一位是“转化”过的同修，她们把我俩背靠背铐在一起，另一位同修胳膊短，被单独铐在铺板上。她因为胳膊短，被抻的很疼（也有她有怕心的因素）。我趁上厕所的时候，和警察说把我俩铐一起，这样我可以背着她，能减轻她的痛苦，警察答应了。这时，小号大队长（一直很邪恶）進来，把警察一顿骂，还把我和原来的同修铐在一起，并且把我的袜子扒下来，给我直接戴上了死刑犯的铁镣子。因为没有袜子隔凉，我的皮肤直接接触铁环（东北三月份天还很冷）。我出去的时候，脚肿的穿不了鞋。我们晚上睡觉时背铐也不给摘掉，我们不能正常睡觉，只能侧躺、蜷曲着，每天都很痛苦。

那两位同修有点动摇，跟我说：“咱们干活也可以，方便救人。”同修干活和犯人不一样，没有任务，干多少都行。我当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我想了一下，说：“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因为不干活在那坐着。我们因此被关小号，关在这里就是迫害中的迫害。如果我们同意干活，就属于妥协，那就给外面的同修起负作用。”她们没吱声。

看着我的警察、犯人都穿着棉袄、棉裤、棉军大衣，却让我穿着绒衣、绒裤冻着我，我当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跟师父说：“师父，请您给我指条路，我一定走下去。”第二天，一位原来是刑事犯、后来得法的同修被关了進来。这位同修长期反迫害，经常在小号里被关押。她一進来，我就知道了我应该不配合恶警，应该反迫害。

我问她为什么把她关進来？她说：“就因为说了一句话。”她因为长期反迫害被关小号，身体弱，穿着棉袄棉裤也冻的哆嗦，我就扭转身体，尽量靠过去给她点温暖（因为我们还是背铐在铺板上，动不了）。后来看着我们的犯人偷偷给她拿来了绒衣绒裤穿在里面（因为她是老犯人，在里面呆了十五、六年了），还给她偷偷拿馒头吃，因为小号里每天喝的是苞米面水。

这个同修好些了，我就自己管自己了。因为那里太冷了，我每天就是背法、发正念。晚上经常被冻醒，冻醒了，我就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3]大概到二十四天左右，因为“非典”，小号不能留人，把我们放了出去。

（四）给大家读法

出去后，我把藏起来的《转法轮》拿了出来。我从小到大没练会写连笔字，所以我写字一笔一划，我抄的法同修们都愿意看。也因为我近视，所以可以躲在被窝里近距离抄法。《转法轮》我们抄了几套，我们就传着学。同修们能学到法了，环境也宽松了一些。

看着我们的犯人头也帮着我，犯人头是个杀人犯，也是监区的大犯人。在监狱里，有的大犯人比小警察都权力大，这个犯人头白天看着我们。不出工干活的部份大法弟子一起坐在地上，她坐在最后面，让我坐她前面，其他同修坐我前面，我给大家读法。大犯人帮我们看着其他人，有人来了，她就用脚尖踢我一下，我就停下来。

有一次，她没注意，被一个经常监视我们的“特务”犯人发现我在给大家读法，她去报告给警察。警察带着犯人过来抢我手里的抄有法的纸张，我紧紧握在手心里。在争抢的过程中，我快速把我身上其他抄有法的纸张转移到别的同修那里。她们把我带到办公室，我趁她们不注意，把手心里的纸片塞到了安全的地方。

到办公室后，她们让犯人头掰我的手，我迅速把手心对嘴一塞，误导她们，她们以为被我塞到嘴里咽了下去。大队长气的够呛，让犯人头把我弄到外面挂起来冻着。犯人头上来打了我两个嘴巴子。她和大队长说：“我打她了，让她回去吧。”大队长看看我，没吱声。就这样，犯人头把我带回了监舍。在回来的路上，她和我解释说：“我不打你两下，你就躲不过三九天在外面上大挂挨冻。”

（五）讲真相，智慧的阻止包夹行恶

二零零三年秋天，我开始写申诉状。因为我上学时学过一点法律知识，所以写起来很轻松。我写完了，再帮助同修写。我们在上面写，下面车间有个刑事犯做梦，梦到孙悟空打妖精。我明白了，在人这面我们在证实法，在另外空间就是正邪大战。

我们在车间的水泥地上坐了九个月。期间，有一段时间还饿我们。后来我们搬回宿舍楼住，她们安排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四个犯人监控，人称“五联保”。其中有一个是贴身监控，就是除了晚上睡觉，其它时间都在一起。警察用扣分要挟犯人迫害大法弟子，分数直接影响她们的减刑，甚至用多得分引诱犯人迫害大法弟子。我不服从管理，不出工，不干活。大队长把脾气不好、不服从管理的两个犯人放到我身边来，她的目地是想让她们管制我，让我们发生矛盾，其实是旧势力想利用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从而淘汰她们。

我觉的到我身边的犯人，都是和我有缘的人。我都是先和她们讲：“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功進来的，所以肯定要修，要炼。你们管我，对你们不好，我也不会听你们的，我理解你们也是被逼无奈。所以，你们得听我的，咱们得配合好，你才能不丢分。就是干部不在时，不许管我（规定法轮功不许走动，不许互相说话等等）；干部在，你假装管我，但我不能听你的。否则，一看你管我好使，她们就更要挟你了。看你管我了，我不听你的，她们也不能为难你。”她们和我配合的很好，也没有因为我而丢分。这样，她们就更听我的了，对大法也有了正念。

因为修大法，使我更有智慧，能理智、智慧的处理问题。我也没间断抄法。其中的一个贴身“包夹”，在大队长眼里是非常难管的犯人，她在减最后一次刑后就要出监了。大队长想找她别扭，把她安排在我身边，我也同样和她讲清楚道理。有一次，我抄法被举报，她和联保四人被叫到办公室。進去前，这个贴身“包夹”对三个连保说：“让我一个人说。”

最后不但没处理我们，反而把那个告状的“特务”给罚了。贴身“包夹”指着自己的眼睛对我说：“姐，你知道这是啥吗？是摄像头，专摄犯人、干部违纪的。”她们進办公室后，她据理力争，然后把告状的犯人违反监规纪律的事说了出来。所以没罚我们，反而把那个“特务”一顿罚。

（六）打人的警察被处理查看

二零零四年夏的一天，监区来了一个年轻警察，尽显流氓匪气，总是找茬欺负大法弟子。有一天我正在抄法，她走过来，我没有发现，所以没来的及收起来，被她发现了。她从我手里把抄有法的纸张抢去，我往回夺的时候碰到了她的右肩。她气急败坏的喊我“袭警”，我大声说：“我是拿回你抢我的东西，不要给我扣帽子！”她把我拽到二楼办公室，关上门打我嘴巴子。我把门拽开，大喊：“警察打人了！法轮大法好！”她急忙把门关上并锁上，把警察服脱了下来，又过来打我。我坐在地上，把腿盘上，不断的高喊：“法轮大法好！”

一会儿，大队长带着警察上来敲门。進来后，让她把警察服穿好。大队长对我说：“你不要喊了，你还是大法弟子呢！”我说：“大法弟子怎么了？被迫害不能喊吗？我不喊，你能知道警察在打我吗？”

她们把我拽到楼下办公室。進屋后，大队长和我说：“警察管你是应该的，谁让你在那抄法。”我回答：“她管我怎么是应该的？大法师父告诉我不管在哪，都得修炼，我抄法没有错。那么多违反监规纪律的她不管，我们这些好人她为什么要管？”我一直发着正念。大队长又说：“那我替警察给你赔礼道歉。”我说：“大队长，如果她是第一次和大法弟子发生矛盾，我们也可能有错。但不是这样，她一再找茬打大法弟子。她今天做错了，你替她道歉；明天她杀人了，你能替她蹲监狱吗？”

大队长一看说服不了我，就开始给我念文章，我闭上眼睛发正念。副大队长对我说：“你没有礼貌，不尊重大队长啊！大队长给你念文章，你却闭着眼睛。”我说：“你们对我们连法律都不讲，谈何尊重。”她们听了，不再吱声，都出去了。几天后，同修们配合写了上告信，投進了监狱长信箱。行恶的警察被摘警衔三个月，处理查看。

（七）再次解体迫害

二零零五年，监区让一个死刑犯来管我们。她为了多得分减刑，不让我们闭眼睛，不许我们互相说话，不许我们互相走动，表现的非常邪恶。看到这种情况，我想到师父讲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2]所以我不听她的。我闭着眼睛发正念，大犯人过来呵斥我，让我睁开眼睛，我不配合她，她就让我身边的联保拿针扎我，联保不扎（联保隔一段时间就换，到我身边的都是不太好管理的，我和她们聊过后，全都和我配合的很好），她就把我们俩弄到了办公室门口。

我把腿盘起来，坐在了凳子上。她们让看着我的“联保”把我坐的凳子撤掉，联保过来跟我说：“她们让我扎你，我不能扎。但如果凳子我再不撤，她们就得扣我的分了。”我回答她说：“我能理解，我不能配合她们，你们也尽量不配合她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怎么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联保把我的凳子撤掉后，我一下子坐在了地上。

她们又拿来一桶凉水，从头上浇了下来。当时是冬天，我的棉袄棉裤都湿透了。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她们把我抬到一楼办公室，对我软硬兼施，我都不动心。她们说要把我关到“小号”去，我并不害怕，我说：“正好，進了小号可以见到狱长。我要把这些事都好好和狱长说说。”说完，我就闭眼发正念，她们也没有再迫害我。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再一次解体了邪恶的迫害。我们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八）

隔一段时间，监狱就针对大法弟子做“转化”。这次九监区被定为“转化”监区，留下了部份同修。我被调到了二监区。在二监区，每个监舍都有两名大法弟子。我们每天坚持发正念，学法、抄法。给犯人、警察讲真相。一年后的一天，监狱又开始做“转化”，迫害大法弟子。一天，我为了躲避一些麻烦，动了不正的一念“不如把我送到转化监区”，被邪恶钻了空子，把我送到“转化”监区的十三监区。

她们把我放在一个没有监控的房间里，有五人迫害我。这时，监区大队长和副大队长走了進来。她们认识我，因为我已经在监狱呆五年了。我站了起来，但对她们的问话并不回答。她们看了我一眼，出去了。前一个星期她们用伪善对待我。一个星期后，开始迫害了。白天让我坐在小凳子上，每天放污蔑大法的电视和广播。我闭眼发正念，可耳朵还是能听到。

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下，慢慢的，我感觉正念形成不了了，我就在脑海里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3]的每个字依次清晰的出现在脑海里。我每时每刻不断的发正念，所以她们并没有不让我睡觉或打骂我。她们给我们制造的感觉是，如果不“转化”，以后会永远这样。

她们故意在我面前骂大法，骂我。师父就提醒我，让我不要起争斗心，要忍。那三个看着我的刑事犯不断的改变，一个一个的开始对我好起来。有一天晚上我上厕所时，其中一人问我：“你转不转化？”我说：“死也不转化。”她说：“好象过两天能送你走。”一个星期后，我离开了那里。

我被送到五监区，这里环境不好。监区规定了许多针对大法弟子的限制，同修都被抑制了。我们交流了一下，不能配合他们。在我们不断的正念抵制下，环境也越来越好。后来因为我还是坚持抄法，大队长把我和其他同修分开了。我不出工，自己在监舍里又能学法、发正念了，环境也越来越好。

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悟到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证实法，其实没有真的起到证实法的作用。很多时候都是有自己的观念，而且大法弟子做不好时，旧势力就会高兴。这不是证实法，而是证实自己，这不是师父要的。

师父说：“讲到这儿哪，我再谈点儿大家在正法中我叫大家所做的。大家看到了，你们在讲真相啊、发正念哪，和你们个人的修炼，这么三件事，也就是当前大法弟子做的最重要的三件事。”[4]“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容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容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4]

我们要做好三件事，同修之间配合时，也要分清是不是围绕着师父要的去做、去配合。有时，我也有自满、显示、觉的自己“很行”的念头冒出来，师父就用法点悟我：“你教他动作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有法轮了。你以为是你下的，这可不是。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就是别助长这个执著心，都是我的法身在做。”[5]师父时时在看护着我，警醒着我。让我知道，我只是小小的我，我的一切都是从大法中来的，是师父给的。

二零零九年的大年三十，我离开了被迫害关押了七年的监狱。我姐姐提前一天就到了。我走的前一天，警察就把我的衣服拿進来了。第二天早上八点半，警察一上班，就把我送出了监狱的大门，我和姐姐一起回家过年了。

在监狱被迫害的七年里，我抄了九遍左右《转法轮》，还抄了一部份师父的各地讲法、《九评共产党》。在抄法、学法的过程中，法也不断的开启我的智慧，扩大我的容量。因为我不断的抄法、学法，我在迫害面前正念强，减少了被迫害。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路〉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
[4]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5]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