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阵子睡眠不好，头晚吃了安眠药，但还是被惊醒。他抓着一件衣服，着急忙慌地从楼上冲下来，母亲紧随其后。

那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

惊魂不定的打开门，一看是片警小迟，他和我家人熟悉，但还是亮了警察证，表明是公事，一进门就要找我。我是年轻姑娘，这大半夜的来人找我，父母觉得很突兀。我从睡房出来，片警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

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我当时是一名年轻的检察官，有着富裕体面、人人羡慕的家庭，这样离奇的事怎么会半夜三更，象晴天霹雳一样的栽脏到我头上？

我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洪法教功，由于法轮功祛病健身，提升道德的良好效果，不少人走入修炼，大家一起建立了炼功点，又一起向周边地区洪法，到一九九九年，短短三年间，这个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炼功点。修炼后，大家身体健康普遍变好。比如，老刘阿姨是个腰疼了十几年的老病号，来炼功几天就好了。她一辈子不识字，炼功一年后，《转法轮》都能读下来了。孙阿姨重病卧床多年，看了几讲《转法轮》就能下地了，炼功后很快恢复健康，甚至回原单位上班了。还有一位老太太，医院说她只能活几天了，家人把后事都准备好了，炼功后，她的生命得到了延续，还能干家务了，家人都倍感神奇。

说到道德境界。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做好人，心性普遍得到提高，有的以前从单位往家拿东西的都不拿了，还把以前拿家的都送回去了。村里有个公厕是给外来务工的人用的，原来很脏，多年来都是法轮功学员义务去打扫。幼儿园门前的路，冬天下大雪都是法轮功学员去义务清扫。九八年大洪水时，各单位号召捐款，都是法轮功学员捐的最多。当时下岗职工很多，过年时，给下岗职工捐衣服，法轮功学员诚心诚意的把自己过年买的全新衣服捐出去，不是象其他人只捐破的不能穿的衣服。所以从单位到邻里社区，大家都对法轮功学员印象很好。

法轮功学员自己也觉得生活充实快乐。那几年大家来炼功点都是高高兴兴的，也不断的把自己的亲友带来炼功。

九九年“四二五”之后，风言中共会打压法轮功，可是官媒公开辟谣，说国家不反对群众炼功。整个邻里社区都觉得法轮功是对社会最有益的，也没人相信中共会镇压这么一群只为修心向善、祛病健身的好人。

所以这天大半夜里，我刚从睡梦中惊醒，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同时，我父母已经认定他是故意使坏、整人。那民警意识到了不对劲，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

把他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那一夜的惊悚无法形容。

第二天，我父亲到派出所去找他们理论，他相信一定是个别人使坏。回家后，他有些迷惑不解的对我说，所长跟他道歉，说他们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上头真是这么说的，说法轮功“五一”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连公安局长都不能睡觉，要求半夜上门查问。

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的象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着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反倒是让不少警察了解到了法轮功教人守心性、修真善忍、禁止自杀的真相。

二零零一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罗干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的更象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炼功人，这也算是当代奇葩了。

从九九年到零一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罗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其实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理智的想一想，都会明白。“设计陷阱->谎言栽赃->批倒批臭”，这个套路他们用的太顺手了，不让他们用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