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越来越多的史料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国生活，甚至在民间一度兴起“民国热”，1949年之前的民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

黑暗的解放前？

回忆当初的民国，《临时宪法》确立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仅1912年中国就有500多种报纸，即使在袁世凯篡权夺位后的1913年，也有130多家报纸幸存，人们可以在报上称袁为“袁棍”，评论他“为善日少而恶日多”，无论袁如何掌控舆论，都不能将这些“不和谐音”消除。

1912年5月20日，上海记者戴天仇在《民权报》发表了著名时评《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事发后，唐绍仪以国务总理名义致电上海：“言论自由，为约法保障。”最后《民权报》涉嫌“言辞过激、鼓吹杀人”，被上海租界公审判处“罚洋三十元”。然而90年后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被以贪污行贿罪判处12年徒刑，执行总编辑程益中也被逮捕，原因只是他们敢于讲真话。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秉承了北洋政府对知识分子尊重的传统，对其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时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00～600元，城市中学教师160～200元，小学教师22～55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为8元，工人为10～40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2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

当时的教授还可以自由流动，根本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约束。自然，办报纸、出版杂志、示威游行也是相当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报纸、出版书籍，宣扬其思想、诬蔑国民党，并组织学生抗议政府。

据安徽大学校史记载，1949年之前，即使在内战时期，每名大学生不仅是免费教育，还可获得教育部的20元助学金，这20元除了够自己花费外，还可补贴家用。不过受共产党的鼓动，学生们还上街高喊“反饥饿，反迫害”。中共接管之后，助学金立刻没有了，伙食下降到可怜的程度。

中共利用了民国时期的新闻舆论自由，鼓吹民主自由、反对一党独裁，迷惑了人心，然而在1949年之后，却施行报禁、党禁，唯恐百姓有任何的言论表达空间。

万恶的旧社会？

1949年前的“旧中国”，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吃不饱穿不暖”，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这是中共在过去数十年深深印刻在民众头脑中的印象。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有内战、内乱；国民政府时期，内有共产党悍匪内乱，外有日本强敌侵略，还有苏俄的影响，但是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时期，中国人的温饱没有问题。从1937年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期间，导致近两千多万军民伤亡，在1942年，曾发生局部的饥荒，其它大部份时间，中国人的吃饭没有问题。

毛泽东远赴闽粤赣边境的《寻乌调查》中写到，一杂货店的学徒工三年出师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青岛党史资料》中记录着，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以1927—1937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来看，在北京，一块钱可买30斤大米、8斤猪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说了，就连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说得过去。

这一切的得来却是不易的。当时政府在国家预算中每年要负担的前清遗留国债占32%，军费支出占40%，建国经费不到30%，而且由于军阀割据，各省之间连度量衡的尺度都不一样。1928年民国统一度量衡时发现，吉林的1尺，仅为河北的2寸长，杭州的秤跟临省江苏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

在1911～1936年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尽管抗战时期又一次导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达5.4亿。据此，学者侯杨方认为整个“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575页）

翻阅近代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时的史料，原来一直以为当时全国各地局势一定是一片混乱，后惊奇发现，面对改朝换代的巨变，中国各地包括大城市在内，除了局部地区的少数战斗与官方的改旗易帜之外，城乡民众的生活大都比较平静，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发生。

军阀割据，但对于管辖属地却是呵护有加，彼此战争带来了战火，士兵伤亡，却并不毁灭性地破坏对方的民生民用，因为军阀也不糊涂，如果双方都毫无底限地破坏对方的资源，两边儿很快就是鱼死网破，山穷水尽。

1927年10月，涿州之战打响。奉系攻，晋系守。围城一月，城中粮缺，在红十字会的协调下，双方停战，打开城门，放出妇孺，然后再战。围城两月，城中存粮尽，最后谈判，守方决定仿照三国时“降汉不降曹”的办法投降。涿州之战双方投入数万兵力恶战两月，令人尊敬的是，两边都不以百姓为筹码。

1959年～1961年，在和平年代，中共搞共产主义试验“大跃进”，废弃农耕，大炼钢铁，导致饿死三千余万人，刘少奇曾说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年中并无重大自然灾害，中共却说“三年自然灾害”，民众生活困苦至极！在此期间蒋介石不但放弃反攻机会，更训示国府“救总”拟定救济办法，号召台湾省人民每人省下一元钱支援大陆。无奈北京方面不提供港口接受援助粮食等，国军唯有用空投，空飘、海飘向大陆难胞放送各类物资。

在中共看来维护“伟光正”的形象，胜于千千万万百姓的生命！

“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还是骗局？

“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半个多世纪前中共“土改”的口号，这一口号，蛊惑了成千上万的农民。中共派出工作组，每到一处，中共必鼓动一些人编故事、作伪证、假诉苦，无中生有，人为地挑起矛盾和制造仇恨，制造恐怖和血腥，以期巩固其基层专制政权。

据清华大学历史学者秦晖，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王凌的研究，中共官方“人口10%的地主占有了70-80%的土地，佃农的50%以上的产出被地主作为地租拿走，因此必须消灭地主阶级”的说法，根本是不存在的。在高王凌新著《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中，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农村土地研究表明，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多在30%—40%间（简单平均是36%），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了族田、学田等公田，因而60%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农的手中。这一结论引起巨大的反响，完全颠覆了中共官方对“地主阶级”的定论。

高王凌说：“该书全面否定了对‘旧社会’的‘旧认识’；是‘为地主正了名’；传统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社会’，以往的历史都被歪曲了。”

中国从古代朝廷到近代中共统治前的民国政府，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伦理底线和生活秩序。老百姓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国民党的党部仅至县城，党部不插手任何行政事务，县以下没有相应机构，而中共把党支部安到村村、镇镇，连社会的毛细血管都要控制。党的机构从中共中央一直建到穷乡僻壤，无处不在，在破坏掉原有的家族为基础的农村秩序之后，中共用枪杆子控制土地分配，不搞“阶级斗争”的人，就没有活路。

直至今天，中国的农村中共说征收哪一块土地，村干部、乡干部、派出所、党员无不形成一个密集的权力网络，用尽种种手段逼迫农民交出土地，农民喝敌敌畏自杀、上访被非法拘押层出不穷，这样的“新中国”又新在何处？

国民政府不抗日、腐败无能？

从小学课本、电影、电视中，数十年来，中共宣传国民政府“不抗日”，“四大家族”贪污抗战物资。

在1945年之后的内战期间，中共文人陈伯达写出了《中国四大家族》，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中国经济的命脉，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且估算这四个家族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该书宣传效果极强，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上都相信。

中共的宣传效果，甚至让美国政府以及媒体信以为真。美国《纽约时报》记者Constantine Brown，真的作了同样的攻击和报道说：“有人告诉他，孔祥熙和宋子文在美国拥有8亿5千万的财产。”

1950年5月10日，上议院国会纪录中公开孔祥熙写给国会的信：“我完全同意让美国国务院或财务部公开我个人在美国所有的私人财产。”宋子文在信中写道：“我绝不反对美国财务部或政府公布我所有财产。”

在孔祥熙、宋子文强烈要求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用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以后，公布了一个华人在美资产的材料，资料统计了在美全部华人的资产。最终所有华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多万美元。

对以上事件，美国对华政策委员会后来发出一封信给650家报社的编辑，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所有关于四大家族在媒体上争论的详细资料。结果，美国国务院没有任何一点数据可以提出来，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证据。

在中国大陆的人，由于中共对于信息封锁，并看不到这些事情的原委，仍然被谎言欺骗。说国军不抗日，在电影《八佰》播映后，无数人潸然泪下，内心无比震撼，然而在网络上、在报纸上，中共却不停地抹黑八佰壮士的义行，事实摆在那里，人们嘴上不能说，但心里都明白怎么回事，谁真抗日谁假抗日，早就水落石出了。

国民政府曾在湖南衡山修建“南岳忠烈祠”，纪念截至1943年阵亡的140万国军将士。但是，这座象征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忠烈祠”，却先后遭到日寇（1944年）和中共（文革）的恶意毁坏。直到1992年，才重造了一个赝品，用以替代。由此可见，中共对于真相是多么的恐惧。

历史早已证明，墨写的谎言改变不了血写的事实。“旧中国”是谎言，“新中国”是面具。自1949年之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等，中共用恐惧与谎言把真相封锁在黑箱，夺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然而，天自有道，天理循常，否及泰来，物极必反，中共即将从历史的舞台消失，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华将重归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