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五点，我是去幼儿园接孙子的途中被便衣警察和一名社区人员跟踪绑架的。随后由警察和其他便衣人员（姓名不详）共约十三人把我劫持到我家，这些人先拍照、摄像，屋里屋外全照到了。我和老伴制止时他们根本不在乎，这时其中一个人掏出证件，说他是政法委的还是什么部门的（当时我没听清楚），说要对我家依法进行搜查。当即对沙发、床铺、衣柜、床头柜等整个都搜遍了，抄走大法书籍三十多本、师父讲法录像片《广州讲法》、《对澳洲学员讲法》，师父法像也被抢走，还抄走十几张旧碟片。屋里抄完后又到地下室去抄，抄走几瓶激光墨粉、铜板光面纸十包。之后，我和老伴还有两个孙子（一个上幼儿园，一个上小学）被劫到新华路派出所，对我老俩口分别进行问话和电脑笔录。让签字时，我们都拒绝签字。因为我们不是罪犯，没有触犯国家的任何法律。对我们大法弟子的绑架、抄家、审问、拘押，都是决策者和执行者超越现行法律的违法行为。

儿子何世昌于二十二日晚十点左右，新华路派出所叫他到该所来接孩子。我儿子去了，他们却用警车将我儿子和两个孙子送回家，孙子下车后，他们又把我儿子劫回派出所（连工作服都没让换）审问他。之后要求签字时我儿子拒签。

那天我们三人被他们拘押在新华路派出所临时拘押室，煎熬了一夜。他们不给饭吃。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多，给我儿子戴上手铐，又去抄他家，抄走电脑一台，旧激光打印机一台，大法书籍二十本左右。随后又将我儿媳劫到派出所，也遭到非法审问。一直被关押到下午五点多，因要到幼儿园去接孩子，才将她放出。我儿子在派出所被审问三次，儿媳妇被审问两次。

我女儿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点左右被叫到新华路派出所（在这之前先后到女儿家里和工作单位去找她），女儿刚到派出所就被扣押了。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左右去女儿家抄家，以吴姓警察为首一共五人。在女儿家抄走两台电脑，刻录机一台，三本真相书籍。

我和老伴、儿子、女儿四人，曾在派出所遭到个人信息采集：十指手印，抽血等等，又被劫到刑警大队核酸检验。我们四人被戴手铐后劫到八冶医院检查身体，七月二十三日晚十一点，我家四人被劫到拘留所，老伴曹芳被送看守所。在拘留所我们父子、父女均被非法提审（我本人一次，儿子两次，女儿一次），签字时我们均拒签。我们三人都被拘留十五天，于八月七日中午回家。

我们一家人的四部手机到现在还被扣在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由此导致我儿子不能正常工作）。索要时他们一再推托，说正在调查过程中。

八月七日，我和儿子、女儿三人回家后的当日下午三点，突然新华路派出所的警察去我儿子家叫他去看守所接他妈回家，因儿子不在家，警察拉着我儿媳去找我女儿，找到后警察让她们自己找车去接人。对于这样的“主动”，她俩觉得很蹊跷，说我们找不上车，让他们用警车一起去接。吴姓警察请示他的领导后还是让她们找出租车去接，她们不同意，没办法只好一起去看守所。到看守所，吴、亢二警进去接人。一会儿出来告诉她俩说：你们的母亲不坐警车（事实情况是她本人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叫来一辆出租车，我女儿、儿媳扶持着突然变得瘦如柴的母亲坐上出租车，警察让她们先回家，说他们随后去。但时至今日（八月二十二日）末见他们的人影。由此可见，他们一个堂堂国家执法部门，不能正常讲述事情原委，总是绕来绕去的，他们在躲避着什么？

为什么他们突然叫我家去接人，只因我老伴曹芳的身体已经处于极其危重状态。据吴、亢二警说：已经去医院三次了，靠输液维持生命，在关押十五天当中，几乎没吃什么东西，连喝水也困难，上厕所都靠人扶着，自己根本无法自理。我老伴被接出时已皮包骨头，吃不下饭、喝不了水，身体各个部位都是疼痛难忍。腹部、内脏简直难受至极，喝稀饭、喝水都吐。口中全是药味，不知医院给打的什么针、吃的什么药？至今新华路派出所、金川公安分局国保都没人做出解释，也不告诉她本人的病情原因，曹芳到目前仍是卧床不起。尽管这样，他们仍不住手。于八月十三日下午又将我家儿媳劫进拘留所，关押十五天。现在我儿子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他们夫妻轮流被关押，在这之前提审儿媳时扬言要将两个孩子送到孤儿院去，将其与全家人一起关押，但还是没逃过邪恶之毒手。

截至目前：我老伴身体状况极差，不能自理。儿子带着两个孩子，上不了班打不了工，媳妇还在拘留所里面，一家人的生活也无着落。女儿也是打不了工上不了班，原来的工作因遭受绑架的当天被单位辞退。

以上是我们全家人所处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