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70年前蒋介石的“抢救学人计划”，确实是从中共虎口中“抢人”，那些在大陆沦陷于中共之前逃离大陆的知识分子如胡适、傅斯年、钱穆，还能在自由社会传承自由思想，而留在大陆的杰出知识分子们在“反右”、文革运动中几乎都惨遭迫害，幻想破灭，留下的是一个个噩梦。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战事不利，蒋介石预知不详，开始着手制订“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上都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那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的逃生机会。

据北大教授季羡林回忆，蒋介石派三架飞机，运输这些北平的著名学者，打算经南京转赴台湾。胡适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到达后，他拉开一架舱门是空的，拉开第二架又是空的……胡适一个人在机场嚎啕大哭。胡适之哭，真乃千古一哭，也是千古一叹。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哭一叹并非空穴来风，冥冥之中胡适似乎已经预测到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

当时，名单上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名院士，有59位选择留下来，只有22位选择离开大陆，其中10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1949年，为他们的人生划上一道深刻的分界线。

胡适：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

由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影响巨大，蒋介石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中共也加紧了对他的统战工作。当时毛泽东曾带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早些时候已弃教职出走清华园、秘密潜入共产党占领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曾是胡适的高足，他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劝他留在北大，不要跟着国民党。

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共产党高层没有放弃，改为直接向胡适喊话，但胡适铁定不跟共产党。早在1919年，胡适就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共产主义是十足的武断思想”。

1946年，胡适曾写过一篇《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的文章，论及了世界上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即一类是英、美、西欧的政党，一类是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在文章中，胡适清晰的列出了两种政党不同的性质，它们是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1949年5月，业已投奔中共的时任北京辅仁大学校长、与胡适私交甚好的陈垣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劝其“正视现实，应该转向人民”。胡适曾劝说陈垣一起离开大陆，被陈垣拒绝，他天真地相信：“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胡适对陈垣的选择表示“甚可怜惜”，次年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作为回应，并称这封信“最可证明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学术自由”。

傅斯年：延安之行反而让他看清共产党

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而他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分子中少见，人送“傅大炮”的称号。

傅斯年一直对苏联和中共没有好感。1932年他在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当他看到许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十分不安。他曾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抗战后期的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来到延安，傅斯年还与毛泽东单独交谈一晚。与黄炎培称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不同，傅斯年认为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他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趣味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正是因为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有着清醒的认识，傅斯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大陆，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钱穆：从毛泽东的南下布告中读出天机

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的钱穆，是另一位对共产党有着清醒认识的民国大师。

1949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博先生不语。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乱世枭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径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钱穆的洞察力令人叹服。

对于钱穆这样的大师，中共自然没有忘记统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钱穆在回信中说，他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朋友，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他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陈寅恪预言“黄州争说鬼”

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知识渊博，通晓二十多种文字，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

1965年，刚刚从饿殍遍野的大饥荒熬出头的中国，人们在庆幸当局总可与民休息，太平几年了。然而何曾料到，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却日益膨胀，一个巨大的阴影正在潜然而至。有预感的陈寅恪已在为国势危急而忧心如焚了。他于1966年《丙午元旦作》有句云：“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五个月之后，一场浩劫突兀而降，他的预言竟成现实。

此时，他是多么后悔虽与胡适到了南京，但未离开大陆。他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当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从未向中共低头，必然被中共所不容。文革开始后，双目已盲，浑身是病的陈寅恪被停发工资，存款冻结。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被批斗。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这是中华文明的悲剧。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幻想破灭，但历史不会重来

同是一家人，选择不同，命运也截然不同。胡适临行前，小儿子胡思杜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让胡适夫妇大为吃惊。当时，胡思杜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什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只好随其自便。

20世纪50年代中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幼子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但1957年，胡思杜就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1951年从英国留学归来，坚拒傅斯年让其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象中自由幸福的大陆，195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文革中因傅斯年牵连，被作为“安插在大陆的特务”遭到连续的批斗、关押和残酷的折磨，最终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尽。

当时，很多人与他们一样对中共不了解，但却心存幻想，这与中共口头承诺民主自由的欺骗性宣传有很大关系。1939年创刊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国民党，如1939年2月25日的一篇文章说：“他们（指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新华日报》答记者问中标榜中共的政治纲领：“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里不需要橡皮子弹。”

这些言论，像当年斯诺写《红星照耀中国》一样，蒙骗了很多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1951年7月，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巫甯坤接到国内急电，请他回国到燕京大任教，他随即中断学业回国。当时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甯坤突然问李政道：“你为何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着说：“我不愿意让人洗脑子。”此后的1957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受尽迫害。同一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28年后，二人再度相会。此时，李政道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巫甯坤是刚从牛棚放出来被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当时，巫宁坤正回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偶然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相见匆匆数言，临别时，巫宁坤忽发奇想，如果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呢？

吴晗可惜，走错了路

1949年之后，中共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中国知识份子所受到的摧残为三千年来所未曾有。

劝说胡适留下的吴晗曾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也是胡适的得意门生。胡适曾多次对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焕然一新，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华，一时意气风发时，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师生都认为对方走错了路，结果如何，历史作了回答。只可惜答案对于吴晗太过残酷了。

文革期间，吴晗因《海瑞罢官》开始受到批斗，继而又挖掘出建国前他写给老师胡适的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1969年10月，吴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见养子养女一眼，只留下一条满是血迹的裤子。

与吴晗一样选择留下的知识精英们，也一样没有逃脱中共的魔掌。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曾有机会逃离，但却被共产主义的谎言蒙蔽了双眼，也不幸地成为中共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