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丽照片

孙丽的遗体被火化的那天，老父亲哭的泣不成声，为失去一个好女儿悲痛万分。两年多了，一提起女儿孙丽，老父亲仍是老泪纵横。

孙丽女士，出生于一九七零年正月初七，家住佳木斯市向阳区永新社区。她健康活泼、乐观开朗、富有朝气、内心充满着阳光，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她曾在桦川县长发镇学校任英语教师，因国家政策，无编制教师一律下岗（失业），她被迫退出教师队伍。一九九八年冬，经有缘人介绍，孙丽女士走入大法修炼。通过学法炼功，她亲身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知道了人来在世间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就像在茫茫的黑暗中见到了曙光。她从一点一滴做起，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要求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

孙丽在家姐妹五人中她排行老大，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是弟弟妹妹的主心骨。孙丽干净利落，家里收拾的一尘不染。修炼前，她不愿让任何人去她家，就怕弄脏房间，修炼后，她改变了自己许多的不良观念，凡事随其自然，谁去她家都没有这种想法了。她热心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亲朋好友及素不相识的同修，做事为别人着想。她的一言一行，让家人看到了修炼人的境界和法轮大法的美好。孙丽对婆家的人，就像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兄弟姐妹一样，小叔经常跟人说，在我们家就一个好人，就是我大嫂（孙丽）。

一、孙丽自述的部份迫害经历

1、两次进京上访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我和几名同修一起进京上访，乘坐火车到达哈尔滨市的时候，列车上的乘警进行搜查，盘问，凡是说炼法轮功的都被非法带下了车，那一次佳木斯市有七、八十名的法轮功学员被劫持，而后将这些法轮功学员塞进了一个小型的客车里带回当地。我因晕车一路呕吐，二十日回到本地，警察按照法轮功学员居住所在片区，把我们各自分到管辖的公安分局，我被分到了佳木斯市向阳公安分局。警察逼迫我们写保证，大家都不写。后来警察把一份打印好的保证让大家签字：上边写着：不进京、不上访、不聚会、不练功等字样。直到晚上，警察说不写就送看守所，后来我就写了不进京上访的保证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再次和几名同修去北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我们走上天安门广场，打出了自己制作的一米多长红底黄字“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我和同修打开横幅后，一人一侧，将横幅高举，用力喊出发自肺腑的心声，“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瞬间，拥上来很多便衣特务，把我和几名同修强行押上车，拉往前门派出所。

在车上，一位不知姓名的同修给警察讲法轮大法的真相，警察竟然破口大骂：“就应该把你们都枪毙了或是送到荒郊野外去喂狗。”我告诉警察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告诉你这些是真心为你好，你们都是被蒙蔽的，要记住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一定会给自己及家人带来美好未来。”

车开到前门派出所，恶警一脚把我踹下车，并呵斥着一会要好好收拾我们。这里已经关押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为法轮功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不报姓名的被关在地下室的铁笼子里，报了姓名的被关在一楼的铁笼子里，等着当地警察来接回去在当地关押。我父亲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在前门派出所的一楼找到了我，给恶警送上了钱就让我走了。我们乘火车回到了当地，还没等出检票口，佳木斯郊区公安分局内保科长蒋永新、李万义，长发派出所所长王艳军等不让我回家，把我强行劫持到郊区公安分局，当时我父亲被吓的直哭，要给他们跪下希望他们放过我，他们根本无动于衷，急匆匆的把我关进看守所，还说一定要判我劳教。

在看守所，我绝食抵制这种野蛮迫害，看守所黄姓恶医（他是个退伍兵，在看守所一直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特别狠毒，给我们灌食，用的是半斤食盐加上水，里面再掺点苞米面。还把不消毒的橡皮管在法轮功学员的胃管里来回搅动，管子拔出来时都带着血丝，这个恶医嘴里还不干不净的说些下流话。看守所里的崔狱警（朝鲜人）把我上报到市里，说我在这里是头，带头绝食，猖狂的表示一定要劳教我。到了第十七天上午，有二十八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下午我被无条件释放。

2、多次被骚扰、绑架迫害　家人被勒索巨款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佳木斯市向阳公安分局，以内保科长崔荣利（已遭恶报死亡）为首的恶警强行要求本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在保证书上签字，恐吓威逼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否则就将其强行关进看守所，判刑或劳教。从此开始，每到邪党认为的所谓敏感日，比如四·二五、五·一三、七.二零、国殇日十月一等，恶人们就没有停止对我和家人的骚扰迫害，尤其是包片警察王守信和居委会的王××，三天两头就来上门骚扰，给我和家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伤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刚洗完澡回家，正上到二楼（我家住四楼），辖区向阳派出所指导员杜××、片警王守信、社区的许秀云、居委会的王××从楼上下来，一看到我就让我跟他们去派出所一趟。我当时心想：去就去，没什么可怕的。

到了向阳派出所，所长于江城（后调到向阳公安分局刑侦科）从外面冲进来，“咚咚”使劲跺着脚说话，满嘴污言秽语，并强迫我在保证书上签字，我坚决不予配合。恶警杜××在旁边恶狠狠的叫嚣：“如果你是我的女儿，我非得打死你不可。”恶人们还威胁我，如不签字就要判刑。我正告他们我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不应该被判刑。当时我丈夫正在外地工作，家中仅剩一个刚刚六岁正上幼儿园的女儿，如果我不回家，孩子就没有人照顾。他们说：“这些我们不管，只要你炼就判你。”

接下来，他们强迫给我照像、按指纹，整个过程完完全全把我当成罪犯一样对待，下午四点多钟就给我扣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扰乱社会治安罪”，强行把我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到了市看守所，我看到了很多同修被非法关押在这里。这里的警察根本不把法轮功学员当人看，每天两顿的窝头、菜汤，汤里没有一丝油腥，上面飘着几片可怜的菜叶，汤底沉着一层沙泥，窝头有时根本不熟，还不时的夹杂着老鼠屎。如果说生活上的痛苦尚可忍受，但面对恶警们每天歇斯底里的叫喊与谩骂，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精神上的迫害。在那里真是度日如年，警察一开监舍门，大铁门框框响，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不知恶警又要对我们干什么。

有一次向阳公安分局的警察来非法提审我们几名法轮功学员，看守的警察要我们站成一排向外走，当时走在最后的曹秀霞动作慢了点，恶警袁海龙上去几脚就把曹秀霞踹倒在地，还破口大骂。我看不下去就劝其不要继续行恶，恶警袁海龙冲上来就用衣服打我，并威胁说一会好好收拾你。

就这样，我们每天生活在高压控制下，提心吊胆的日子给我们带来了肉体折磨和精神上的伤害。十二月末，家人费尽周折，花了很多钱把我“赎”了回来。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早晨五点多钟我去户外炼功，向阳公安分局内保科长崔荣利带领手下警察二话没说就把我带到向阳分局，然后把我交给一个姓齐的（好象是宣传部长），说他是我的“包保人”，这些人又强迫我在保证书上签字，我坚决不予配合。上午，我父亲赶来对他们说了很多好话，并表示可以用他的生命担保我不会给他们“找麻烦”。恶人们根本不听，坚持说：“只要你女儿练，我们就判她，这是上面的政策。”我父亲万般无奈，哭着走了。

当天下午，内保科长于进军开车把我送入了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我再一次身陷囹圄。原本应属于我的自由，就这样被中共邪党毫无道理的又一次剥夺了。到了第九天，我父亲再次花了许多钱疏通了所有关系，才把我接回家。

二零零零年底，还有十天就过年了，由于这段时间我一直住在农村父母家，因此决定回自己家收拾一下。刚到家，片警王守信，还有向阳公安分局内保科的恶警一行六人闯入我家，鞋都不让穿就把我绑架到向阳公安分局。到了那就让我写保证，我说：“你们这是土匪行为，我要告你们。”恶警崔荣利假惺惺的说：“我们也是没办法，谁让你是市里的重点呢，我们实在保不了你，这样吧，给你开十五天的拘留票，十五天后保证放人。”我正告恶警，不承认你们的任何保证。

到了看守所，我绝食反迫害，抗议非法关押。黄历新年前两天，崔荣利和一个女警来看守所提审我，说市里不同意放人，你父亲把老天爷感动了，过完春节放你回家。我知道他们一定勒索了我的家很多钱。元宵节前一天我被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三月（黄历二月二十一日）是我婆婆的生日，我和丈夫正在商店给婆婆买生日礼物，丈夫的手机响了，我父亲打来电话告诉我俩，向阳公安分局的人正在到处找我，要我注意点。就在回父母家的路上，恶警于进军开车堵住了我，当时车上还坐着几个我不认识的警察，后来得知是佳木斯市公安局的陈永德、陈万友，还有省公安厅的邱志博，他们骗我说去分局问点事就让你回来。他们车直接开到市公安局，片警王守信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恶警们还趁机非法抄了我的家、我父母的家甚至连我婆婆家也没放过。没有找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开始逼问我都和谁联系，资料从哪来的，在邪恶之徒的高压迫害下，我出了怕心，说出来给我资料的同修，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位同修已被关在了看守所。我的父亲爱女心切，借了五千元钱送给公安局的陈万友，这才把我放了回来。做了出卖同修的错事，当时的感觉真是生不如死。

两天后，市公安局的陈永德又带领手下恶警来到我父母家找我，说是要核实点事，再一次强行把我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关押。在看守所我坚决不配合他们的一切要求，七天后把我放回家。

为了躲避邪恶骚扰，我们一家被逼无奈，卖掉了自家的楼房，丈夫和孩子跟我一起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二零零一年六月，邪党恶徒要非法给那位给我资料的同修判刑，恶警们找到我要我作证，我当时就揭露他们的恶行，拒绝配合，并表示我以前所说所写的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他们想让我第二天再去，为了躲避邪恶警察威逼，第二天，我只好离开家，再次流离失所。

二零零二年，邪恶之徒在我们佳木斯市范围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疯狂大搜捕，找不到我，就开始对我父母家百般刁难。在这几年中共邪党及其帮凶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我的家人也同样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经济损失，父亲被吓出了心脏病，只要一听到抓人就怕的不行。

二零零六年二月，我仍然流离失所在外，佳木斯市公安局国保教导员陈万友和佳木斯市郊区公安分局局长李万义为首的邪恶之徒闯到我妹妹工作单位骚扰，企图再一次绑架我，又一次给我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

二、住宾馆遭绑架　家人寻找被非法拘留并抢走现金

二零零九年，孙丽女士去伊春市南岔区办事，在宾馆住宿期间被伊春警察暴力绑架，之后被逼供和折磨。前来寻找孙丽的家人也被非法拘留，并抢走家人身上随带的现金，以罚款名义扣留。警察对孙丽和家人进行迫害，也仅仅因为孙丽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

1、孙丽和两名朋友在宾馆遭绑架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孙丽和两个好友王燕欣、李淑华去伊春市南岔区办事，住宿在银都宾馆期间，被南岔区治安大队警察无端绑架，被强行带到南岔治安大队。南岔区治安大队的大队长以乔洪涛为首的几名便衣警察强行把她们三人拽下楼，警车已经等在了门外。孙丽高喊“法轮大法好”，向周围的路人讲真相，揭露他们的恶行。乔洪涛又调来了当地的巡警，并拦了一辆出租车，不断驱赶周围的路人，当时围观的人中就有人拿手机照像的。

孙丽把住车门不上车，被他们推倒，其中一名叫赵源欣的警察用膝盖顶住孙丽心脏的部位使她窒息，并恶狠狠的说：“看我怎么收拾你！”这时又来了一个警察，他们俩人强行把孙丽抬上车，并一直压着孙丽的心脏部位，使孙丽一动也不能动。

2、南岔治安大队对孙丽逼供和折磨

在南岔治安大队，她们三人分别被关进不同的房间，非法审问孙丽的是赵源欣。由于心脏长时间被压迫，孙丽一直在抽搐，不停的呃逆。当孙丽身体稍缓解后，他们开始不断的问你们来几个人、都叫什么名字，然后再问：“你是谁？”

孙丽告诉警察：“我没有违法，也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我回答你，那这份审问笔录将成为你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证据，将来迫害大法弟子的人被押上审判台时，那是你的罪证，我不说是为你好。”他说：“你不用为我好，这是我的工作，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并举了一些他们是如何对待犯人的（如：关在黑屋子里、戴手铐脚镣、上刑、不给饭吃等等）来恐吓孙丽。并说：“我们就是法，我们怎么说都不过份。”

孙丽说：“虽然我们是以这种形式认识，佛家讲缘，我们还是有缘份的，我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警察赵源欣给孙丽看了他的身份证，孙丽记住了他的警号，是113645，是治安大队的中队长。

整个一上午，孙丽都在给他们讲真相，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伊春市“六一零”主任王宇辉、南岔分局局长李学民、治安大队长马洪涛，不停进来恐吓。王宇辉还诱骗孙丽说出姓名，说这样他们也好与孙丽的家人联系。还说只要让孙丽家人来交出一定数目的钱，他们就可以放孙丽回家。大约晚上七点多钟，赵源欣把孙丽的双手反铐在后面，让她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十二月在南岔地区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室外温度有零下三十多度，室内暖气也供应不足，孙丽当时还来了例假，一天没吃东西身体很虚弱。

恶警们采取“车轮审问”，三个警察轮番休息，连续审问孙丽，不让孙丽睡觉。半夜，手铐铐进了手腕的肉里，孙丽的双手肿了起来，右手大拇指一点知觉也没有，就是这样在水泥地上铐了一夜。二十一日上午，孙丽实在太疲惫，从地上起来刚坐在沙发上，赵源欣就把孙丽拽下来摔在地上，当时她戴一只手铐手背已经肿的跟馒头一样。赵源欣用劲推孙丽，打孙丽。孙丽说你打人犯法，赵源欣说，我打你谁看见了？孙丽就大声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3、前来寻找孙丽家人被非法拘留　抢走现金

这时，走廊上传来喊声，有人喊孙丽的名字。原来，家人在孙丽没有按时回家、手机关机的情况下，猜测可能出了意外，就找到了这里。赵源欣不让孙丽见家人，孙丽就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家人听见了孙丽的喊声，在门外问孙丽挨没挨打？孙丽说：赵源欣刚打完我，我要请律师告他！

警察连哄带骗的把孙丽的家人打发走了。一个小时后，伊春市“六一零”主任王宇辉兴冲冲的来到了孙丽面前，象中大奖了一样，说他们在公安内部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电脑系统里查到了孙丽的个人信息，还说，这回判你个十年八年的也够了，因为你，你的家人全抓了起来，直接送哈尔滨劳动教养。

原来，恶警们面对多名前来找孙丽的家人和朋友，没有解释为什么绑架孙丽等人的原因，反而拿出摄像机对孙丽家人进行录像。孙丽的家人在被骗下楼后，恶警们调集了伊春市的各个公安分局局长、派出所所长，纠集了二、三十个警察来抓捕孙丽的家人。把他们分别劫持到不同的派出所，受到非法审讯，身上所带钱物全部被搜走，并对五名家人分别被拘留五天、七天、十天不等，还每人被罚款五百元，直接在搜走的现金中扣除，没有收据。在孙丽家人被关押期间，不让接见，他们住在冰冷的水泥炕上，吃的是没有油的菜汤，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还时时担心着孙丽安全。

家人为寻找孙丽被无理关押，家里开的超市没人打理，丈夫、弟弟、弟媳、妹妹、妹夫都来找孙丽，造成一万多元的经济损失；弟弟、已怀孕的弟媳、妹夫都被非法关押五天；妹妹被非法关押7天，丈夫被非法关押10天。孙丽的弟媳正怀孕、妹夫脚部骨折后尚未痊愈，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警察全然不顾，毫无法律而言，来找家人就违反治安条例了，孙丽丈夫被关押十天后，由于身体上的迫害和精神上的压力，导致孙丽的丈夫腰椎间盘突出、行走困难。

更有甚者，孙丽六十多岁的父亲每天奔波在佳木斯与南岔之间，几个孩子都被关押在伊春，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从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每提起孙丽被迫害的事老父亲心都在颤抖，整天为孙丽担惊受怕，愁眉不展。

可以说，对善良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也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致使像孙丽这样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家庭不得安宁。

二零零九年，孙丽的丈夫去西林派出所给女儿办理居民身份证，片警以孙丽炼法轮功为由拒绝开介绍信，后来女儿多次去派出所要求办理，最后给办理时，在户口本曾用名一栏标注”法轮功”三个字。孙丽本人的身份证一直无法办理，直到孙丽病重期间为了住院需要身份证，老父亲托人才给她办出了身份证。

二零一五年六月，孙丽将自己修炼法轮功亲身受益和多年来被迫害的经历写成诉状，邮寄至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最高法院，国家检察院等相关法律部门，控告发动对法轮功迫害的元凶江泽民，请求依法追究江泽民的违法犯罪行为，还法轮功清白。

一个年轻健康的生命，本来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享受着家庭的温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但在中共独裁专制的铁幕下，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她时时都处于紧张的状态下，她的信仰权利被剥夺，在不断被绑架骚扰迫害的高压下，耗尽了她的精力，过早的离开了人世，留给家人无尽的痛苦和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