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他非凡的文学成就之外，苏轼在现实中还是一位果敢立断，颇有作为的领军者。当我们拂去历史的灰尘，还原真实的场景，看到的是一位勇武担当、济世救民的“父母官”。

搭小草屋 驻在城墙上防洪

当苏轼刚刚调任徐州知州，黄河便在曹村决口，洪水暴发，汇聚在徐州城下，情势非常危急。

洪水越涨越高，冲击着城墙，眼看有崩塌的危险。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看到太守毫不动摇，富民也重新回到城里。

苏轼果断地调用军队，他到了武卫营，对着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尽力相助。”士兵长官说：“洪水来了，太守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呢？”于是，军将们带领士兵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堤筑坝。

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并不是很高，看上去情况危急。

苏轼在城墙上搭起一个小草屋，住在里面，日夜指挥着防洪的事务。即便从城墙下来办事，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军民一心，上下协力，终于挡住洪水保全了徐州城。

洪水退出后，苏轼把徐州凡是有薄弱的地方，都予以修补，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

严刑峻法 修整军纪

在宋哲宗执政之后，苏轼请求出外任地方官，被派往与契丹相邻的定州。

在定州这个地方，军政败坏松弛，没有法度。军校们蚕食士卒的口粮和赏赐的财物，而兵士们又骄惰不服教诲，前任地方官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

苏轼到定州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变现状。他把贪污的军官发配到远恶的地方，修缮营房，禁止饮酒赌博，拒绝让败坏的风气在军营驻留，并且保障军士的衣服粮食不被克扣，于是用战法部署约束士兵，士兵都畏服他。

然而军校们害怕不安，有的士兵拿着赃物控告他的长官，苏轼说：“这件事我自己处理是可以的，听任你告状，会在军队中造成混乱。”立即把他判决流放，于是大家才安定。

适逢春天大检阅，将校官吏们很长时间废除了上下级的名分，苏轼命令全按旧有的规章制度，主帅穿平常的服装到帐中来，将校官吏按照自己的级别穿戴军装。

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觉得这样做耻辱，假装生病不来。苏轼叫来书吏，让他起草奏章，王光祖听到后惧怕受到严惩，而出来参加阅军，检阅结束，没有一个怠慢的人。

定州的人说：“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这种检阅礼了，真是军纪严明呀！”

杭州治疫 筑堤治淤

苏轼以苦为乐，乐在其中，虽然一生不停地转换任职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有怨言，在每一个地方都把管理的事情做到最好。当苏轼到杭州时，正值杭州大旱，饥馑和瘟疫一起发生。

苏轼集中多余的公款二千缗，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办起慈善病坊，收治穷苦无助的百姓。

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在苏轼的治理下，杭州的瘟疫得到了抑制。

南宋以后，杭州成了一个大都会。可是在那以前，那里还是很荒凉的。因为那里近海，地下的泉水都是咸苦的。唐朝有一位刺史李泌，引西湖水，凿成六口井，百姓才喝到淡水。白居易修白堤，疏浚西湖，引湖水入漕河（即大运河），再从漕河引水灌田千顷。从此那里的百姓逐渐富裕起来。此后官府经常疏浚西湖和这里的河道，使这一带保持了富庶。

但是，宋朝开国以后，这里的水利工程逐渐失修，漕河淤塞水浅，三年就得挖一次，不然就无法行船，成了百姓的一项长期负担。西湖浅滩也长满了“葑”，是一种类似茭白的水草，这些水草死后化为泥土，称为“葑田”，使湖面越来越小。据当时的统计，这样的“葑田”有“二十五万余丈”，湖面已经所剩无几。当年的六井也差不多淤废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苏轼开凿了两条河，让漕河有足够的水以通航运，还修一条大堤挡住海潮，使潮水不再灌入市内，又挖深了六井。最大的工程是在湖中的葑田上取土，修造成一条三十里长的大堤，一是使湖水加深，扩大了湖面；又在堤上形成一条大道，方便了行人。这就是现在的苏堤，当时被称为“苏公堤”。为了解决水草淤塞，一是让在这里种菱的农民，每年收获后把残根等除尽。再一个是雇人在湖上种菱，有了菱之后，“葑”这类杂草就无处生长了。

二十年后，当苏轼再次回到杭州的时候，他发现，杭州的百姓几乎家家都挂着他的画像，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向画像去祝颂几句。还有人为他修了生祠，就是活着的时候为他修的庙。对于这些功绩，苏轼都淡然处之，他认为是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而已。

苏轼对安民治国之道，曾经直抒胸臆：“国家之所以生存和灭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高低，不在于国家的强弱；改朝换代之所以有长有短，在于风俗的轻薄敦厚，不在于国家的富有与贫穷。”他的一生辗转流离，但是却守着至真至善的道理从未放弃，用具体的行为来印证，用出世的诗文来阐明，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取自《宋史·苏轼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