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九九九年七月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母亲是惧怕的，怕邪党的淫威，怕的是灾难可能随时降临到家人头上，她没有反对过我修炼，只是希望子女都平平安安，历年的邪党运动已难以让母亲再承受更大压力了。我常年在异地工作，要与父母讲清楚真相并非易事，记得当时选择了一些真相内容复印成单页，寄给他们，以便他们对迫害情况能有所了解或认识，却招致父母的严厉斥责，他们在电话中厉声呵斥我少不更事。其实呢，我也已过而立之年了。

当我择机试图与父母讲清真相时，对邪党运动深深的恐惧感使他们拒绝听，也不敢听，特别是母亲，滴水不進。我苦恼如何才能使他们明白真相。在学法过程中体悟到，生活中我自己的一言一行，也是真相的一部份。所以平时尽量多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每每从外地回家，顾不上自己休息，尽可能帮他们料理好家务卫生，多陪他们，常和他们谈谈自己待人接物的一些看法，比如：善待他人、多忍让、多宽容。父亲曾对母亲说：闺女真是不惜力啊。意思是我尽心尽力真心关心他们。有段时间他们到我所在城市小住，父亲更对我刮目相看，他难以相信这个“小老巴子”（家里受宠的最小孩子）是如何学会把生活料理的如此井井有条的。这些是母亲后来转述给我的，听得出来，她语气中也为我感到自豪和充满佩服。

慢慢的，我回去看望他们时能自然的提到一些学法炼功的话题了。看到我晨炼后，母亲甚至主动对父亲说：我看到闺女早上锻炼的，就是几个动作，没什么的。她的意思是没有什么象邪党宣传的那样可怕。甚至在我心生懈怠时，母亲还会说：那你早上该要锻炼的吧，我不影响你噢。

二零一五年的一件事，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母亲在家里代我整理师父法像相框玻璃，因为客观原因，玻璃碎了（出于安全考虑、具体原因这里暂时不写吧）。当时，她搬动包裹着相框的棉胎时，只听到棉胎里哗啦啦的碎玻璃声音，就赶紧打开棉胎，再小心翼翼的拆开严密包裹好相框的牛皮纸，戴上棉手套，一丁点一丁点的把细小玻璃碴捡出来处理妥当。母亲一边清理一边诚惶诚恐的、敬重的对师父法像说：大师啊，不是我打碎玻璃的噢，请您不要怪罪我噢，我这是把碎玻璃给捡走的噢。母亲告诉我时也是用同样的口气学给我听的。

早些年，我告诉父母平时多多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益处，母亲欣然要了一张护身符存于小钱包中，我提醒她忘记时拿出来看看念念。后来她说：不需要看，我都记在心里了。又念了一遍给我听。母亲还经常提醒患病卧床的父亲：你躺那没事，就多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啊，不要偷懒啊。

二零一六年末，父亲安详过世后，母亲一个人生活。哥嫂不让她独自在家睡觉，便轮流回家陪伴她。母亲不愿麻烦儿女们，就每天傍晚自己跑路到哥嫂家睡觉，次日早上再回自己家。

二零一九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母亲和去上班的二哥一起下楼准备回自己家，突然一瞬间大脑不受控制跌坐于柏油马路上，紧挨在她身边的二哥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去扶住她，母亲却意识清楚无大碍。第二天早上，在小哥家里，又一次瞬间不受控制跌趴在卫生间门口的小凳子上，可巧的是有一厚沓卫生纸叠撂在小凳子上，所以也没有磕碰到哪儿。哥嫂随后带她去看医生检查，除了手掌、尾骨表面的肌肤淤青外，膝盖、股骨并无大碍，医生说是老年人的毛病，小脑萎缩、脑梗的一些症状引起的情况吧。我电话中提醒母亲不要忘记念九个字（指“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母亲说：我一刻都不会忘记呢，没有一天不念叨的。母亲早年就骨质疏松，还没退休时，在到我工作城市的第一天，轻轻滑倒踝骨就裂了，现在这么大年岁，两次失控跌倒，表面皮肤淤青发黑，说明摔的不轻，但骨头关节都没事儿，又都适逢有家人在身边照顾。要不是她常念九字真言、得大法护佑，八旬老人两次摔倒，说不定什么后果呢。

还有一件事，也神奇：家里的抽油烟机用了很多年，已经老旧，二零一九年夏秋的一个中午，母亲准备炒菜做午餐，还没点火，笨重老旧的油烟机整个掉落在灶台上，烟机掉下来的时刻，母亲刚好走到灶台的一端，她一点事儿也没有，也没怎么吓着她。

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哥嫂帮手装修我在家乡的新电梯房，装好之后母亲就能住到条件更好的新居了。看進度原本认为中国新年之前未必能装好，如果赶不及新年之前搬，就计划干脆等新年之后再搬了。腊月里大家都配合着哥嫂，紧赶慢赶，在新年前两天、亦即腊月二十九，收拾布置好，和母亲一起入伙、搬新居。紧接着，传出了武汉肺炎爆发、很多地方各种各样的封锁、限制，长时间造成民众诸多生活上的不便。家人都说幸亏老母亲年前搬入新居，生活起居受到的影响很小，减少了很多家人照顾的不便。

世事或许没有太多的巧合、偶然呢，大法师父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1]母亲最初害怕邪党运动，不敢听真相，慢慢的接受真相、明白了法轮功是被迫害的真相，敬重大法师父、敬重大法，存敬畏之心，才能得大法保护，安享晚年。

真希望更多世人能明白真相，得到法轮大法的福泽。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