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区做起

我们这个小区，只留了一个進出口，片警、居委会、物业和保安公司联合守卫，每班六、七个人，二十四小时轮流值勤。每家发一张通行证，两天只允许一人次出去采购食品，回来还要测体温、实名登记。

我深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救人的使者。这个时候，绝不能放松自己。武汉疫情传播以来，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小区也在搞封闭管理，对市民搞洗脑宣传，警车也在造声势，社区组织一些人员设岗检查、巡逻。

我不被他们干扰，先从我们小区做起。我自己打印不干胶，不干胶的内容也很全面：逃大劫三退，天佑中华，天灭中共。诚念九字真言避瘟疫，退党团队者保平安，而且还有三退热线号码，用真名、小名、化名均可。我想这不干胶只要张贴出去，人们记在脑中，从心里退出党团队，生命就有救了。九字真言护身符、退党不干胶真的太好了！

希望心存善良的世人，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远离瘟疫，躲过此劫，得到法轮大法的洪恩救度。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能自控、自封，束缚在家里混同于常人。我们不妨戴上口罩，携带九字真言护身符、退党不干胶等资料，走出家门。

能讲一个是一个

使用师父赋予的佛法神通，尽自己的能力，抓紧时间多救人吧！我们不要与人靠的太近，人家害怕传染，会躲的远远的，这些我们要考虑。虽然我没有同修讲的多，但我也在坚持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在疫情中，能讲一个是一个，能明白一个就救了一个，就多一个人的平安，甚至是一个家庭的得救。只要能接触到的人，就给他们讲真相。时间允许就多讲，时间少就少讲，一定要把九字真言告诉他们。

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各地管控越来越严，進出小区凭出入证而且限定次数，非本小区的人员不准入内。我们就应该运用我们的正念、神通、或求师父帮助。我就有过体会，我想出去讲真相，而且我心里认定我必须出去。结果到了出入口，六、七个看门人，跟没看见我似的，回来也只是象征性的测个体温。基本上是想出去，就能出去。

向内找去怕心

走出家门，我首先要发正念。一开始，我对摄像头的监控是没有概念的。后来同修们谈论的多了，又加上马路上、小区里安装了大量的摄像头，并且我楼下的摄像头正对着我家门口，我也就注意摄像头了。现在疫情来了，别的小区進不去了，路上行人也戴着口罩行色匆匆。而无论辅道还是小马路上也到处都装满了摄像头，隔二、三十米就有一个。有的地方正反两个方向都有。

有一天，发完早六点正念，天还没有大亮，我带着不干胶贴出去了。贴完两栋楼之后，在出门口时，不小心摔倒在地。脚当时就感觉很痛，我从地上爬起来，心想没事，我有师父管。在回家的路上，我向内找，因为什么事情没有偶然的，我找到自己有怕心。我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立刻不停的发正念。我背着师父的法：“你有怕　它就抓　念一正　恶就垮　修炼人　装着法　发正念　烂鬼炸　神在世　证实法”[1]。“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2]

我知道这是迫害，我忍着剧痛回到家里。脚肿的很高，穿鞋费劲，不敢着地。丈夫问我：“脚怎么啦？去医院看一看吧。”我说：“没事，过两天就好了。”这时，女儿打电话来，让我去她家，给外孙女洗澡。接电话时，我想说脚崴了，不能去了。转念一想，不对，不能上旧势力的当，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去了女儿家，没跟她们说。第二天，弟媳来我家说：“我妈脚也崴了，去医院看，医生说骨质增生。”我说：“我没事，我有师父管。”我心想：该做什么做什么，而且在行动上我也不承认它。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后，脚就基本上能正常走路了。

师父就在我们身边

环境的变化，使我很快明白了这是新的考验，但是对修炼人的要求却不会变，而且要求更高，救人更紧迫。于是我迅速作出了调整。同修没来取资料，我就出去发。如果该做的事什么都不做了，那我们怎么救人？怎么兑现誓约？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不管常人怎么封闭，大法弟子总有自己的路走。我审视自己的动机有没有不纯的地方，同时正告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我做的是最正的事，任何生命都不允许干扰，谁干扰谁是罪，必须彻底清除。

现在不正是救人的好机会吗？我想大家都要抓紧时间救可贵的世人，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少给自己留些遗憾。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怕啥〉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