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媒体篇：魔鬼把媒体变成谎言集散地和魔性信息通道

目录

前言

1.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2.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3.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4.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5.把电影变成反传统文化的先锋

6.用电视把洗脑带进千家万户

7.魔鬼把媒体变成全面战争的重要战场

结语：重拾媒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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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现代社会里，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小到一个社区、族群，大到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人们的注意力无时不被媒体牵引著。随着媒体的演变，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影、电视，再到网路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宣传功效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视觉、听觉效果上大大增强，媒体对社会和大众的影响力更是与日剧增。

人们依赖媒体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里，媒体就是大众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脑。媒体影响到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读信息，进而影响人的思想、决策与行动。因为对媒体的依赖、信任以及人们在认知上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媒体对人的影响有时会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对社会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媒体报导就是民意的聚焦点、行动的信号弹，被媒体关注的问题会被高度重视，没被报导的则被搁置淡忘。美国《独立宣言》之父杰弗逊曾经说过：“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宁可选择后者。”[1]媒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媒体可以是普世价值的捍卫者，也可能是邪恶的协从者。从根本上说，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它们的职责是公正、准确、及时地报导世间大事的真相，匡扶正义、抑恶扬善，其使命超越个人、公司与党派私利。

在西方新闻界，媒体是真相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守护者，具有“第四权”的崇高地位，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这是媒体人渴求的理想与精神寄托。

媒体大亨、著名的普利策奖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与她的新闻媒体兴衰与共。一个胜任的、无私的、以公众精神为基准的媒体，拥有训练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气择善而行，这样的媒体能维护政府赖以立身的公众道德，无此公众道德，任何政府不过是一个骗局和笑柄。愤世的、被收买的、蛊惑人心的媒体将同时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图、被煽动的民众。塑造共和国之未来的力量，就在未来媒体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类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对强权的压力与金钱的诱惑，媒体也难以洁身自保。在共产国家里，媒体成了政权的奴婢，成为洗脑的工具、杀人的帮凶。在西方社会里，在共产邪灵的操控下，媒体也被共产主义思潮严重渗透，其代理人广泛散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媒体变成反传统、反道德、传播魔性信息与谎言仇恨的重要工具，为世风日下推波助澜。媒体真正的传播真相、守护道德良知的责任常被弃置一边。看清媒体现状，重拾媒体责任，在当今时世里，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媒体当作宣传洗脑工具来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成员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经常使用“党的阵地”、“党的喉舌”、“政治中心”、“舆论工具”等来表达媒体的性质与功能。

列宁利用媒体作为宣传、鼓动和组织革命的工具。他创立机关报《火星报》、《真理报》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苏共夺权后，很快就使用媒体对内进行政治洗脑，控制本国人民，对外进行形象宣传与革命输出。

中共同样把媒体当成专政的舆论工具、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4]媒体宣传与枪杆子一样，是中共夺权和统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提出“党性第一”的原则，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5]

中共建政后，严格控制垄断所有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后来的网际网路等媒体，把它们当成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洗脑的工具，打击异己、威吓大众，扭曲掩盖真相。媒体被严格审查，媒体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记者胆敢表达不同意见，等待他们的是非常凄惨的下场。被审查的不仅包括官办喉舌，个人在公开的网页或私下的群落中发言都被监视。

有一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媒体在中共统治下的角色：“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其实，这何止是咬几口的问题，每次政治运动，都是舆论先行，用谎言煽动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杀戮，媒体成为杀人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声称学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动用军队“平暴”，“六四”屠杀后，又称“军队未向任何人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伤亡”。[6]在镇压法轮功时，当局炮制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进一步升级。[7]

中共各级党委一把手极其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工作队伍极其庞大。截至2010年底，中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在编工作人员有130多万人﹔其中，省地县三级宣传部约5.6万人，地方宣传文化单位约120万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约5.2万人。[8]而这尚不包括数量庞大的负责网路舆论监控与操控的网路警察、版主、舆情评论员和其他以各种形形色色身份参与宣传工作的人。

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耗费大量的资源来操控媒体。经过共产邪灵多年经营，共产国家媒体一言堂式地为极权政党当喉舌，欺骗、毒害世人无所不用其极，无需赘言。

2.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在上世纪共产党阵营与自由社会的对峙中，共产邪灵一直在千方百计渗透自由社会，而对西方国家媒体的渗透是其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鉴于美国媒体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本文以美国为重点阐述共产邪灵对媒体的操控。

苏俄篡政后，派出间谍打入西方媒体，或拉拢西方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同路人、同情者，试图掌控西方媒体话语权，为共产政权暴君唱赞歌，为暴政涂脂抹粉，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颠倒是非、造假宣传，甚至直接或间接误导西方政府要员，影响政府决策，做出有利于苏俄的政策和决定。

研究发现，很多苏联克格勃指派的媒体间谍直接服务于美国有名望的大媒体，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是《纽约时报》编辑，劳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莱尔德（Stephen Laird）服务于《时代》杂志等等。他们借助其大媒体记者身份来往于政要、名人及各国首脑之间，不仅盗窃各种情报，也影响了包括战争、经济、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务的决策。[9]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瓦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曾做过很多有关苏联的重要报导，并以其13篇系列苏联报导而获得1932年普利策奖，但美国前共产党人勒夫斯顿（Jay Lovestone）和知名记者艾尔索普（Joseph Alsop）都认为杜兰蒂是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间谍。[10]

杜兰蒂在有关1932-1933年前苏联乌克兰大饥荒的报导中隐瞒真相，一口否定该饥荒饿死几百万乌克兰人民的事实，他声称：“任何说苏联今天有饥荒的报导都是夸大其辞或恶意宣传。”[11]对于其虚假报导的危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苏联史权威学者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在其经典著作《悲伤的收获：苏联集体化与恐怖饥荒》（The Harvest of Sorrow）中这样写道：“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知名的报纸的最知名记者，杜兰特对大饥荒的否认被当成了真理。他不仅欺骗了纽约时报的读者，而且因为报纸的声望，他也影响了无数人对斯大林和苏联政权的看法。他毫无疑问影响了当时新当选的总统罗斯福对苏联共产政权的承认。”[12]

美国电影业的大本营好莱坞也受到了共产主义和左派思想的渗透，甚至一度成立了共产党支部。从第三国际成员、共产党人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进入美国之后，就开始了把列宁发展电影制作的理念付诸实施，把电影作为媒体宣传的工具。从吸引美国人到苏联学习电影，到受训者可以公开参与电影业，到共产党在美国电影业建立支部，再到美国人自己在自由世界拍出歌颂共产制度的电影，苏共对美国电影业的控制与影响一步步加深。有作家指出，在那段时间中，在很多电影业者的眼里，苏联是他们的理想国。当时的著名剧作家甚至将纳粹进攻苏联称为“祖国受到攻击”，[13]在当时的电影《莫斯科使团》（Mission to Moscow）中公开宣称“苏联和传统的美国没有根本上的区别”。[14]

与苏联一样，中共在自由社会的形象同样大大得益于左派媒体和记者，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左派记者爱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红星照耀中国》）伪造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官的光辉形象，美化共产主义的罪恶，在西方大力为中共做正面宣传。毛泽东因此说：“斯诺是为建立统一战线所需的友好关系扫清道路的第一个人。”[15]史沫特莱曾写过不少吹捧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和书籍。美国作家普莱斯（Ruth Price）经过15年的深入研究，从苏联档案中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间谍，在印度煽动武装革命，并为苏联收集情报。[16]斯特朗也写了大量吹捧中共的文章。因为他们对宣传中共形象的“巨大功劳”，斯诺、斯特朗和史沫特莱一起成为中共发行邮票纪念的三个美国红色笔杆子。

3.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大部分美国人都对媒体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而且多数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总体来说是比较倾向自由派（liberal）的。调查显示47%人认为媒体偏向自由派，相比只有17%的人认为偏向保守派。[17]不过，人们自然会有这样的疑惑：新闻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媒体业界怎么可能系统地出现偏见呢？就算记者、编辑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关于社会问题的个人看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报导会出现偏见，因为记者的职业道德是讲究客观公正和平衡的，不应该受个人色彩影响﹔如果真的存在系统偏见，那么企业家可以建立没有偏见的新媒体，这些新媒体将会导致有偏见的媒体破产。

这是很多人用来证明媒体不存在系统偏向的常用论点，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美国政治学家格罗斯克罗斯2012年出版的《向左转──自由派媒体的偏见如何扭曲美国人的思想》（Left Turn: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书用严密的社会科学方法分析了美国主要媒体的政治倾向，得出结论，美国媒体的平均政治倾向远远比普通选民的政治倾向左倾，即倾向于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相比媒体的平均水准，所谓主流媒体更是严重左倾，远离普通民众的政治理念。[18]

该书还分析了由于绝大部分媒体从业人员都是自由主义者，客观上造成对媒体界传统派的压力。在自由派媒体里工作的少数保守派人士被看作“轻微地邪恶而且不像人样（mildly evil or subhuman）”，即使不辞职，也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能在文章中或制作的节目中传达保守派的理念。[19]由于媒体大幅左倾，具有传统派观点的学生不愿选择新闻专业，毕业后也不愿进入媒体工作。自由派媒体从业人员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子里互相加强其政治理念，视普通民众为顽固不化的凡夫俗子，而自己才是引领时代潮流的精英、具有同情心和良知的知识份子。

主流媒体并不一定代表主流民意，盖洛普2016年的一项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点。该调查表明，美国民众当中的保守派占36%，仍然超过自由派的25%。[20]也就是说，如果媒体如实反映大多数民众的立场，那么媒体的整体情况就不应该是左倾的。媒体的过度左倾显然不是民意推动的结果，而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可以进一步推演说，大部分主流媒体不是在做公正报导，而是受到背后政治议程的驱动，主动引导读者向左转。这一点也可以从上面提及的盖洛普调查中得到说明，民众总体在向左转。1996年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比率差距有22%，2014年差距只有14%，而到了2016年只有11%了。保守派的比率一直保持稳定，而中间派很多向左转，变成了自由派。这个转变，不能不说与主流媒体的超前超强左倾、引导民众向左转有关。由此，即使媒体出现系统偏见，也可以通过主动引导来制造具有同样偏见的读者群来维持媒体自身的生存。

从媒体从业人员的党派比例也可说明一些问题。通常左派（或自由派）倾向于民主党，而保守党倾向于共和党。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14年的社会调查显示，美国媒体从业人员中，28.1%自称民主党，7.1%自称共和党，相差四倍。[21]在大的报纸和电视媒体中，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从媒体所有权到社论、报导倾向都明显左倾。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全美最大的100家报纸中，有57家公开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发行量超过一千三百万，而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只有两家，发行量只有区区三十来万。[22]

为什么媒体如此左倾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六十年代受共产思潮影响，发生了大规模的左派激进社会运动，那些激进的学生后来摇身一变进入了媒体、学术界、上层社会、政府机构、媒体、艺术等领域，抢占话语权。

在大学里，教授属于左派的占绝大多数，新闻系、文学系浓重的左派意识形态自然也影响了学生。从事新闻行业的薪水并不是很高，很多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感，而共产邪灵钻了这个空子，把至关重要的媒体悄悄地变成了左派的根据地。

除了新闻媒体，影视界也是重灾区，可以说今天的好莱坞已经成为左派大本营。左倾制片人以其精良的制作和娴熟的故事技巧，将左派理念推销给社会，并辐射全球。电影主题常出现抨击资本主义和所谓的阶级压迫、褒扬同性恋等反道德行为以及追求平权、反美情结等内容。

美国作家夏皮罗（Ben Shapiro）采访了大量好莱坞明星和电视制作人，写了《黄金时段的宣传——真实的好莱坞故事：左派如何占领你的电视》一书。一个知名制片人说这个行业内是自由派“100%占主导，任何人想要否定这一点那简直是开玩笑，或者是隐藏真相”。当被追问是否政治观点不同会成为进入业界的一个阻碍时，回答是“绝对没错”。一位知名制片人直接了当承认，好莱坞通过节目推销自由派政治主张，他表示“实际上我对此非常赞同。”一名执行主管在谈论当今的电视喜剧的时候说道，节目中“只有一个观点，那就是非常进步主义的视角”。[23]一个知名的刑警题材电视记录片系列的制作人承认，在节目中他有意更多展示白人为罪犯的场景，因为他不想让观众形成负面的（种族）成见（注：在政治正确语境中，把少数族裔描绘为罪犯会被指责为种族偏见）。[24]

夏皮罗认为造成影视行业偏左现状的一个原因，是行业内的裙带关系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朋友推荐相同意识形态的朋友工作。他惊讶于好莱坞人群毫不隐瞒他们反保守派的行业歧视，指出正是这些主张宽容和多元化的人对于多元的意识形态没有宽容。[25]

4.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新闻教育之父、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曾在1914年就订立了著名的“新闻记者信条”（Journalist’s Creed），信条的规定包括忠于大众、清晰、准确、公允、敬畏上帝、不受自傲与权力欲望所左右、不哗众取宠、尊重读者等。[26]但1960年代后，进步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深深影响了美国媒体，宣导（advocacy）取代了客观，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报导取代了公允。正如本书已经多次指出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新伪装。

在《媒体精英》这部经典研究中，作者发现，记者对有争议问题的报导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态度与教育背景，同时，在新闻室里的占大多数的政治自由派把新闻报导推向自由主义的方向。[27]

新闻学者凯帕斯（Jim A.Kuypers）在研究了美国新闻媒体二百多年的演变之后也认为，今天的主流媒体在组成上和报导实践中都是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他提到，一左派大报的编辑说：“我们太经常在袖子上挂着自由主义，不容忍其他的生活方式和观点。……我们毫不讳言：如果你在这里工作，就必须是我们的同类，你必须是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的。”[28]在另一项研究中，凯帕斯发现，在种族、福利改革、环保、枪支管控等许多社会议题的报导上，主流媒体都偏向自由主义。[29]

左倾媒体占据主导地位后，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媒体很容易把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新闻混杂在一起呈现给受众。CBS前新闻记者戈德伯格（Bernard Goldberg）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中说：“主流新闻主播偏见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主义的偏见。”[30]

对讲诚信的西方人而言，在看一些主流媒体和严肃的新闻时，心理基本上不设防线。很多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媒体报导的新闻是客观的、全面的，专家的分析是基于可靠资料的认真分析。这种信任感，将人们不知不觉地置于左倾媒体的洗脑之下，媒体成为培养左倾势力的重要基地。

西方自由国家传统上重视媒体的真实、客观、公正，因此媒体在常规情况下不会使用编造假新闻的方式欺骗公众（现在假新闻横行是一种极端反常的情况），而是使用了相当复杂隐晦的手段，主要包括：

其一、选择性报导：每天世界上发生成千上万的事件，哪些事件进入大众的视野和意识，哪些湮灭无闻，几乎完全取决于媒体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媒体拥有巨大的权力。由于大批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在其报导中越来越多地渗入意识形态色彩。在媒体报导中，各种左倾思潮成为主调，如“社会公正”、“平等”、女权主义等被大幅正面报导，而对共产主义的罪恶则轻描淡写。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批评左倾媒体对共产主义有好感，他们拒绝面对马克思主义无穷无尽的惨无人道的记录，常常为马克思主义开脱。[31]

选择性报导大体有三类情况。第一，对事件的选择，即只报导或者主要报导那些有助于引导读者接受左倾意识形态的事件。第二，对事件背景的选择，即不是全面报导事件的前因后果，而只报导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部分背景。第三，对评论的选择，即只引述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的观点，而对相反观点轻描淡写。媒体研究者格罗斯克罗斯（Tim Groseclose）写道：“每一个因写出来而犯的错误，都对应着数百、甚至数千因不写而犯的错误——也就是记者选择那些只有一派政治势力愿意提及的事实和事件。”[32]

其二、设置议题（agenda-setting）：60年代，媒体研究者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即媒体设置议题的功能。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简明扼要：媒体“也许无法左右人们对问题怎么想，但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读者想什么问题。”[33]也就是说，媒体可以通过报导的数量，或持续跟踪某一类事件等手段，强调某些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淡化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问题。变性人权利等只有小众关心的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就是媒体设置议题的成功范例。另外，全球暖化成为媒体和政界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媒体和其他政治力量长期综合运作的结果。

其三、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响太大，媒体无法视而不见时，就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抢占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权。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和福利国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体，加剧了贫困和犯罪等现象，但左派利用媒体、好莱坞等，塑造坚强、自立的“单亲母亲”形象，掩盖了其背后真正的社会问题。在一些媒体甚嚣尘上的对“白人至上”的谴责，把一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地位低下说成制度性歧视的结果，这些都可以说是媒体和其他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结果。

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报导时主题先行（stories preceding facts），记者或者编辑预先有对问题的既定态度，记者在撰写新闻时，不是从事实提炼出故事和观点，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题先行，把新闻事件像橡皮泥一样捏成自己需要的样子，用来证明自己的成见。

其四、用“政治正确”进行自我审查：政治正确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最为严密。很多媒体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确”手册，规定哪些问题可以报导，哪些问题不能报导，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种口径报导。由于有所谓“仇恨言论”立法，欧洲媒体不敢客观报导移民犯罪，尽管移民犯罪已经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威胁著这些国家的安定。美国媒体对移民犯罪也三缄其口，不愿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份。

其五、贴贬义标签降低保守派影响：研究者发现，自由派媒体出于“平衡报导”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库的观点，但是在引用其观点时，一般都会加上一个标签，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出于其保守的意识形态，因此是有偏见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库的时候，他们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义的头衔，如学者、专家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中立、客观、理性、可信的。

其六、创造“政治正确”语言，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思想：西方媒体和左派政界、学术界联手创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确的语言，这些词语的数量极其庞大，被媒体多次重复后，进入读者、观众的潜意识当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

左倾理念一旦形成，它会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纽约时报》2008年10月14日的评论《聚光灯下尽是自由主义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开篇就说：“在大选期间，纽约的剧院观众可以看到大约十几个过度政治化的戏剧，从伊拉克战争、华盛顿的腐败、女权主义到移民。但这里你看不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34]

这种政治理念也会反映在选举中。自由派政治候选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体关注，传统派被变相打压。格罗斯克罗斯的研究发现，在华盛顿特区的记者有93%会投票给民主党，而只有7%投票给共和党。而这些记者的报导和媒体上各路“专家”的分析，深刻影响了选民的投票。格罗斯克罗斯计算，如果媒体真的能够客观公正地报导大选，2008年共和党候选人马侃就会以56%对42%击败民主党候选人欧巴马，而结果马侃反而以46%对53%输掉了那场选举。[35]

5.把电影变成反传统文化的先锋

好莱坞电影的社会影响是世界性的。虽然在世界电影总产量中，美国电影占比不到10%，但从1930年代开始，全球影院超过70%的放映时间是在放映好莱坞电影。好莱坞主导全球电影界是不争的事实。[36]好莱坞成为美国文化的世界性标志，是美国价值观在全球的传播、放大器。魔鬼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工具，来传播反传统的变异价值。

今天大多数的美国人也许很难想像，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家庭几乎不需要担心电影对孩子们的影响，因为那时电影界有严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会的协助下，电影界制定了《海思条例》（Hays Code，全称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条例的第一条规定：任何电影不得降低观众的道德水准。因此观众的同情绝不能导向罪犯、犯罪行为和罪恶﹔关于性的条例规定，必须维护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电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关系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见的。通奸有时是情节所必需的内容，但绝不能做露骨的处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来呈现。

然而从1950年代开始，伴随着共产邪灵主导的“性解放”观念升温造成的文化道德冲击，同时电视在美国家庭的普及给电影界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影片无视《海思条例》，对好莱坞原有的道德自律带来极大的冲击。如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洛丽塔》(Lolita,1962)，以继父和未成年女儿之间的不伦性关系作为主题，获得一项奥斯卡奖和一项金球奖。虽然在当时这部片子毁誉参半，但今天“烂番茄”影评网站41个评价中好评达93%，从中可见整个社会道德的巨大变异。

最终，1960年代末西方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反文化运动高潮到来，宣告了好莱坞传统道德秩序的解体。这个动荡时代中几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标志着魔鬼大规模控制好莱坞的开始。

首先是1967年的《我俩没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该片改编自大萧条时代以邦妮与克莱德夫妇为首的杀人抢劫犯罪团伙的真实故事。在大萧条当中，由于房屋被银行没收造成了人们的流离失所，强盗对此表现出“义愤”。由此影片把杀人抢劫银行行为描绘成是出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暗示恶行有着某种罗宾汉式的“正义性”。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多次提到，魔鬼善于用某种看似“高尚”的“社会正义”把恶行合理化。影片中强盗夫妇由帅哥美女正面呈现，他们看上去有情有义、有“正义感”，而警察却是无能、奸诈之辈。这清晰体现当时反传统价值、反社会秩序的主题。甚至在结局中，两个强盗的死都显得“无辜”，他们死于警察预设的“阴谋”，他们的死被美化成为打动青年观众的“暴力经典”，暗示他们是为某种“伟大事业”受难的“圣徒”。

影片的叛逆震惊了主流社会，却获得反叛学生的强烈共鸣。饰演男女主角的演员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年轻人模仿他们的风格、穿着、谈话的方式、反叛习俗和传统的方式乃至死亡方式。[37]一位激进的学生组织领袖在媒体撰文，认为邦尼和克莱德是与古巴游击队头目切．格瓦拉和越共恐怖份子阮文追一样的“英雄”。[38]还有激进学生组织宣告：“我们不是潜在的邦妮与克莱德，我们就是邦妮与克莱德。”[39]

该电影以赤裸裸的暴力镜头、美化罪犯的主题和性的场景远远超出好莱坞道德规则边界，却仍然得到业界推崇：该片获10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赢得两项大奖。这意味着原有规则的解体。

另一部电影是同年底的《毕业生》（The Graduate），反映了六十年代大学生内心的彷徨和冲突。男主角大学毕业，面对人生目标时茫然和孤独。父辈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被呈现为枯燥与虚伪的，他因而拒绝进入主流社会。他被一已婚妇女色诱后，又和其女儿恋爱，当女儿洞悉其母亲与该男学生有染后，亲情、恋情交织在一起，当最后她和另一男友举行婚礼之际，该毕业生赶来，两人又一同私奔。该片将年轻人反传统、乱性、乱伦、私奔等情节搅在一起，复杂离奇，但却迎合当时社会反叛青年迷茫的心态、反传统的大潮流，轰动一时。其票房收入之多使其在历年电影票房总收入榜中名列前茅。电影以7项奥斯卡奖提名，一项得奖获得好莱坞认同。这两部电影开启了所谓的“新好莱坞”时代。

到1968年底，好莱坞用分级制度取代了《海思条例》。也就是说，什么内容都可以上银幕，只要贴上分级标签就行。这大大放松了媒体人的自律，模糊了娱乐界是非善恶的标准。走到这一步，实际上是娱乐媒体人主动把道德和创作分割，魔鬼利用已经变异的社会思潮，通过媒体给人欲望的刺激，让人在即时可得、成本极低的满足感中躲避生活中的不如意之处，同时也利用制片商的贪婪，让他们通过暴力和色情吸引人群，而得到商业回报。

电影是一个特殊的媒体，它把观众完全融入影片塑造的氛围，使其忘掉现实，和主角分享同样的感受，与导演分享同样视角。成功的电影使观众如醉如痴，甚至不愿让任何事物把自己拉回现实。因此它对塑造观众的价值理念作用非常大，也使魔鬼利用它能更有效地让人背离传统。

一位知名制片人表示：“记录片转化已经转化的，故事片转化未被转化的。”[40]也就是说，记录片强化观众已有的价值观，而故事片用引人入胜的方式，在观众不设防的情况下，把一种新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我们没有明天》的制片人兼男主角是位热衷于社会主义理念的明星，他编导主演了奥斯卡和金球奖得奖片（最佳导演）《赤色分子》(Reds,1981)，在冷战高峯期以平易可亲的形象成功改变了美国人对激进共产主义分子的看法。[41]在另一部他编导并主演、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吹牛顾客》（Bulworth,1998）中，他塑造了一个坦诚的总统候选人，然后借主角的身份发表演说，告诉观众，阶级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才是美国政治的中心，普通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共同利益超过他们与富人之间的共同利益。[42]他的电影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一度敦促他参政竞选美国总统。

许多电影的教唆效果立竿见影。比如在好莱坞《我们没有明天》首映式上，“从后排的观众中传来了让警察滚蛋的喊声”。[43]分级制度生效后，好莱坞第一部Ｒ级（儿童不宜）卖座大片《逍遥骑士》(Easy Rider,1969)就使吸毒风靡社会。它讲述了两个长发的嬉皮士摩托车手贩卖可卡因的冒险之旅。摇滚、毒品、嬉皮公社、妓院是他们一路上的生活方式，拍摄中甚至使用了真实的毒品。他们避世、放纵、反传统而“自由自在”的嬉皮士生活，成为无数反叛青年的“梦想”，也使毒品成为反文化的象征。其导演承认，“可卡因在美国成为一个大问题，说真的全因为我。”[44]

自从分级制度诞生后，好莱坞被邪灵利用制造出大量充斥正面描绘性、暴力、毒品、犯罪团伙等败坏行为的电影作品。有研究发现从1968年到2005年出品的好莱坞电影中Ｒ级影片占58%。[45]

美国学者维克特．克莱恩（Victor B.Cline）在1970年代对当时盐湖城放映的37部影片做了分析，发现57%的电影正面表现了主角对配偶的不忠行为，或者用某种情形将其合理化﹔38%的电影将犯罪行为表现为有回报的，或者是成功的表现，并且令人兴奋而没有任何负面后果﹔59%的电影主角杀死了一个或更多的人﹔72%的女主角有某种形式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只有一部电影中的男女性关系是在合法婚姻之内的。只有22%的电影中主要人物的婚姻生活是合理和健康的。[46]

针对大众对电影中过分的暴力、性内容的批评，一种常见的辩护就是电影只是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并不会带来更多负面影响。但是事实上，上述关于电影的统计显然不能反映现实状况。大量左派好莱坞从业人员，自然会将其价值观反映到作品中来，从而影响社会大众。前好莱坞编剧、知名影评人麦德维徳指出，好莱坞从业者按照他们的意愿改变社会的价值观：美化暴力、鼓吹性乱、贬低家庭等等。[47]也有人认为这些败坏道德的内容只是因为受到金钱的驱使。无论哪种原因，结果都是魔鬼想要的。

不过分的说，电影带动人群道德下滑的效应已经令人触目惊心，有的甚至把兽或怪物放在英雄的位置上，宣扬人变兽、人兽交主题的作品也已经被好莱坞主流认可、受到赞誉，这就是魔鬼统治我们世界在生活中的真实反映——人们坦然接受鬼怪登堂入室。

这些反传统电影，表面上用各种貌似高深的理论探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实际上是精心设计各种借口，给观众呈现一个“复杂的具体环境”，让人觉得道德准则必须随着实际情况而变。这其实是向观众宣布：这个世界并没有黑白分明的善恶正邪之分，传统是乏味和令人压抑的﹔道德是相对的，传统社会中被鄙视的丑恶行径总可以在某种情境下被推到聚光灯的中心，受到同情甚至推崇。人们在享受娱乐的同时，魔鬼用这种方法把道德相对主义悄悄植入人心，将人一步步推离传统。

6.用电视把洗脑带进千家万户

如今电视融入了人们日常的生活，它成了人们休闲、聊天、吃饭的一部分。而经常看电视会改变人的价值观，人却不自知。美国“媒体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一个人观看电视越多，越不倾向于坚守诸如诚实、可靠、公正等传统价值观﹔观看电视越多的人，越倾向于对性道德方面的“开放”，更容易认同婚外性关系、堕胎、同性恋等等。虽然两组人自称信神的比例都差不多（约85%），但一个人观看电视越多，就越不容易珍视宗教原则和遵循神的教诲。比如问卷选择：“应该任何情况都遵从神定下的价值规范，还是遵循个人价值同时结合神的道德规范”？看电视多的人容易倾向于后者。[48]

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经常看电视能够使人容易倾向于道德相对主义。

从1950年代开始，电视已经融入人们日常生活。除了情节引人入胜的电视剧和电影有同样塑造人的价值观的效果之外，脱口秀、情景剧、甚至记录片等等也通过每天不断重复，悄悄把各种变异理念灌输进人的大脑。

以脱口秀为例，演播室为了收视率，特别乐于邀请那些观点或行为与传统价值相左，或者生活矛盾突出的嘉宾，或者邀请“专家”讨论一些有道德争议的话题。这些嘉宾被鼓励“勇敢”吐露个人生活中的“深刻复杂的问题”，然后主持人、专家，或者现场观众会给出种种解决问题的“选项”。为了使节目受欢迎，节目中通常没有任何道德评判。于是许多节目便成为败坏、变异行为和观点的展示场。人们逐渐认同，他们原本坚持的价值观在某些“特别情形”下并不适用。这实际也就悄悄否定了普世价值的存在。

还有很多电视台晚间节目充斥下流、低级的内涵，不堪入目。一些节目主持人也以出口说脏话为荣，甚至女主持人也口出不逊。不少节目是在人们极度放松的情况下，以娱乐的形式，灌输低级品味、反文化、反传统的内容，久而久之，人们见怪不怪，甚至认同、欣赏，道德下滑而不自知。

电视情景剧也被魔鬼利用，把平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变异价值观、行为不断重复呈现，使之“正常化”。

夏皮罗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风靡美国的情景剧《朋友》（Friends）中有这样一个片段。罗斯（Ross）的前妻卡罗（Carol）是个女同性恋，但她怀了罗斯的孩子。罗斯显然对自己的孩子在同性恋家庭长大感到困扰，这时菲碧（Phoebe）走过来安慰罗斯说：“我长大的时候，你知道我爸离开了我们，我妈去世了，继父被关进了监狱，所以我几乎没办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家庭。而你的孩子，现在还没有出生，就有三个家长在争着谁能爱他/她更多一些。他简直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婴儿。”罗斯一下子释然了，觉得很有道理。夏皮罗写道：“一个怀孕的女同性恋和三个家长，不但被描绘成正常家庭，甚至还是令人羡慕的家庭。”[49]

医学上发现，人的脑电波呈现出五种模式，其中两种是人在清醒时的模式，称之为α模式和β模式。当人处在紧张工作的状态下，脑电波呈现β模式，此时人的分析能力加强，偏重理性思考。如果一个人正在辩论，其脑电波会呈现出高度β模式。换句话说，人处于这种状态下时，警惕性提高，不容易上当受骗。但当人处于放松的状态下，脑电波呈现α模式，这种情况下，人情感占据主导，分析能力下降。人们在看电影电视时，不是处于一个严肃的思考状态，而是一个放松和容易被灌输的α模式。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被影视剧里的观点说服。

研究显示，接近三分之二的媒体节目（包括儿童节目）含有暴力情节，有误导倾向的性内容也遍布电视和影片中。除了学校的性教育课程，年轻人把媒体列为他们有关性行为信息的第二重要来源。大量研究表明，媒体的暴力内容会造成年轻人对暴力脱敏，增加他们未来人生中攻击行为的风险。媒体对年轻人的暴力倾向、少女怀孕、性行为造成恶劣影响。常看含性内容节目的少女在三年内怀孕的概率是少看此类节目的女孩的两倍。媒体的性节目也增加强迫性侵害以及危险性行为的风险。[50]

大量的色情和性内容直接对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进行冲击，一位学者指出：“媒体充满了性的内容，不要说孩子，就是批评家都难以抗拒，我认为媒体成了我们真正的性教育者。”[51]受媒体的影响，婚外性行为，通奸等等成为了人们觉得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觉得只要当事者你情我愿，没什么不可以。

在《黄金时段的宣传》一书中，夏皮罗总结上百个对美国影响很大的电视剧集。他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节目从肯定自由主义（Liberal），到推行无神论，嘲笑信仰，到推行性和暴力，推行女权主义，肯定同性恋和变性，到排斥道德，否定传统的夫妻、家庭、亲子关系，到极力推广左派观点，到树立没有同情心、残暴的人为正面人物，其演变过程就是一个趋向越来越堕落的价值观的过程，这种反传统生活方式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观念起了很大的影响。[52]

更有甚者，众多所谓音乐电视节目毫无掩饰地向青年观众推销软色情，乃至变态性行为的色情。[53]电影分级制度实施之后，大量赤裸裸的色情片贴上“Ｘ”级标签即可出品。随着技术发展，这些淫秽节目从地下走到地上，在录像出租店、付费有线电视频道、旅馆随时可得，不断引诱人们走向堕落。

在电视节目上，魔鬼也没有忽略对孩子的污染，形象丑陋的卡通，暴力卡通，乃至节目中隐藏的各种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理念，比如以“多元主义”的名义灌输同性恋观念，以“世界上只有一个你”灌输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与其道德行为无关，诸如此类。[54]

诚然，许多好莱坞节目制作人或许没有一个成型的计划，要把各种变异观念灌输给大众，但如果节目制作者本身认同魔鬼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理念，那么节目中“不自觉地”参杂变异理念也是可以预料的。真正有慎密计划的是魔鬼，而媒体人远离了神就会成为被魔鬼操纵的棋子。

7.魔鬼把媒体变成全面战争的重要战场

在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中，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进行没有道德底线的超限战。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传统派候选人川普直言反对“政治正确”、提倡回归传统价值、法治秩序、减税振兴经济与生活、复兴人对神的崇敬与谦卑等将美国“向右拉回”的举措，引起了自由派的恐慌，因此自由派通过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对川普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在大选中，左倾媒体利用各种手法刻意丑化、集体唱衰川普，把其支持者描述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视外来人口、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让人生出鄙夷、不愿与之为伍的心态，以左右大选导向。除少数几个媒体外，几乎95%的媒体都预言川普肯定会落选。但事与愿违，川普最后赢得了大选。

通常来说，无论选战如何激烈，选战结束后，不同党派、团体都应重归正常运作。媒体更应秉持公正准则，以国家利益为重，保持媒体中立的原则。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结束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媒体并没有从选战时期走回国家正常运作之中，而是继续选战的仇恨，甚至抱定鱼死网破的态度，哪怕自毁形象，也要一拼到底。

大多媒体故意忽略川普政府的政绩，如金融市场创历史记录的股票行情，美国外交上的胜利，几乎彻底消灭伊斯兰国（ISIS），美国失业率创18年历史新低，使美国企业界重新焕发生机。不但如此，这些媒体尽一切可能捕风捉影、处处掣肘。比如所谓“通俄门”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迄今却依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而国会的报告则更直接指出川普没有通俄问题。[55]

为达到攻击川普的目的，媒体还大量制造假新闻。2017年12月，一个美国电视新闻巨头在由于谎报川普命令其部下和俄国共谋沟通的假新闻，不得不处罚该资深记者四个星期无薪停职，并以收回假新闻而收场。[56]最后，那两位记者被迫离开了该电视台。那位记者的团队以前可以说战绩辉煌，获得过4次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s），17次艾米奖（Emmy Award）等大奖，但假新闻令他们自毁名声，黯然收场。

川普严厉谴责非法进入美国的恶名昭彰的黑帮“MS-13”作恶多端，“这些家伙不是人，他们是禽兽”。但美国各大媒体随即断章取义，声称“川普说非法移民是禽兽”。

2018年6月，一名宏都拉斯小女孩与母亲试图偷渡进入美国、遭到边境巡逻队拦下的哭泣照片，在媒体与网路上广为流传。媒体声称小女孩被强迫与母亲分开，借机大肆批评川普严守边境、防堵非法移民的政策。随后，《时代》（Time）杂志将小女孩照片与川普照片加工合成，作为杂志封面，并在封面上加注一句“欢迎来到美国”，试图借此嘲讽川普。但小女孩的父亲随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小女孩并没有与妈妈分开。[57]

根据“媒体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近两年针对美国主要三大媒体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进行的研究发现，川普是这两年三大电视台的报导重心，占三台晚间新闻总时数的三分之一。在2017年对川普负面报导的比率高达90%，正面报导却只有10%。在2018年更高达91%为负面报导。该报告说：毫无疑问，没有一位总统像川普一样在这样长、且持续的时间内受到这样的敌对报导。[58]美国民众也看出假新闻的端倪。根据蒙莫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2018年4月的民调，美国民众认为“新闻媒体传播假新闻”的比率，从前一年的63%，攀升到77%。[59]2016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对媒体的信任度降至新低，只有32%的人对媒体有很多或相当程度的信任，比前一年降低了8个百分点。[60]无怪乎一位大媒体老板痛心地说：“假新闻是我们时代的癌症。”[61]

按照美国选举的结果，支持和反对川普的几乎各半，而媒体的态度却基本上是一面倒，这并非正常现象。对川普的妖魔化攻击是因为他力主恢复传统，他的理念与左倾的反传统思想是不能共存的。媒体的抹黑如果能使人们对他失去信任，从而对抗他恢复传统的努力，就达到了这种负面报导的目的——阻止社会向传统回归。

更令人忧心的是，大批媒体成为激进言论的放大器，激化社会矛盾，挑起仇恨对立，引发、加剧社会撕裂。其做法可以说到了不顾基本伦理，不计后果，不惜自毁的同归于尽式的地步，把国家带入十分混乱、危险的状态。

结语：重拾媒体责任

如果说上世纪共产邪灵还只是局部的渗透、侵占世间各个领域，那么时至今日，魔鬼已经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人类世界方方面面都已经被魔鬼侵蚀。媒体对人类的巨大影响被共产邪灵有效地利用来进行洗脑、欺骗、败坏世人道德，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变异而不知。

西方国家里很多自由派媒体沦为共产邪灵掩盖真相、误导世人的得力工具。很多媒体失去基本的职业操守，各种不择手段的攻击、谩骂、诋毁，不计媒体自身声誉、不计社会后果。

魔鬼能得逞的原因是它利用了人的种种道德弱点：追求名利、无知、懒惰、自私、被滥用的同情心、争斗心等等。有的人自以为是地把自己装扮成真理在握者反叛传统的价值，有的人为了博得眼球而迎合道德堕落的“大众需求”，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而顺从堕落的标准，有人出于妒嫉和敌意编造假新闻，有人由于无知和懒惰而听信假新闻，有的人利用人们的善良和同情心而鼓吹所谓的社会正义，带动整个社会往左转，有的人为了政治、经济目的而不择手段……

媒体的使命是崇高的，它本是人们赖以获取日常大众信息的生命线，也是维护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承载着大众的信任客观、公允是媒体基本伦理要求，是人们对其信赖的关键，但今天的媒体乱象无处不在，让人们对媒体的信心大打折扣。重拾媒体的使命，重现新闻业的辉煌，是媒体人的光荣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真。媒体对真相的报导是全面的，而且是出于诚意。很多媒体在报导社会现象时呈现的是局部的真实，往往带有误导性，有时比谎言更有害。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善。媒体的善并不是对同情的滥用，不是政治的正确，而是为了人类真正长远的福祉。人类的出路不在于短期获得多少经济利益，更不是共产邪灵炮制的乌托邦，而是沿着神给人开创的传统之路，提升道德水准、最后能返本归真，返回生命真正的美好家园。一个媒体让社会重德才是根本的为善。人类社会是善恶同存的，传播真相、揭露邪恶、抑恶扬善，是媒体的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更多地关注事关人类前途的大事。在人类最近一百多年里，出现了自由社会与共产阵营的对峙。表面上是意识形态的对峙，实际上是正与邪、善与恶、生与死的交锋。共产邪灵在全世界摧毁人类文明赖以维系的道德，在东欧共产政权解体之后，其阴魂仍然未灭。

在中国这个文化古国，中共最近20年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法轮功的迫害。这场迫害涉及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迫害程度之惨烈，在人类历史上都罕有其比，是当代社会最大的信仰迫害。从根本上说，这不只是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是对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迫害，对人类信仰自由的迫害。但西方媒体报导数量和力度与之相比远远不成比例。大多数主流媒体受中共政权威逼利诱，在报导上自我审查，对这场当代最大的信仰迫害保持沉默，有的甚至散播中共造谣谎言，为邪恶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同时，人类也出现了反对共产邪恶主义、回归传统的潮流。在中国，已经有超过3亿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一件关系到中国与世界未来的大事，西方媒体却没有报导。

在世界经历巨大变迁的今天，真相与传统道德比任何时候都尤显重要。世界都需要能明辨是非、择善而行、维护公众道德的媒体。是否能够超越个人、公司和党派利益考量，从人的基本良知出发，把真实的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是摆在每个媒体人面前的课题。

对读者和观众来说，在媒体道德下滑的时候，明辨是非，理性认知媒体的各种信息，从传统出发判断问题，从普世价值的角度衡量社会现象，促成媒体回归历史使命，变得极其重要，这也是人们能够远离共产邪灵，走回传统，走向美好未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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