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甘丽蓉女士诉述的经历：

我以前是一个性格暴躁、争强好胜的人，二十几岁身体就有好几种病，贫血、风湿心脏、心悸、肩周炎、痔疮、肾盂肾炎、常年都在吃药，特别是整个冬天都在跑医院。九二年丈夫有了外遇离家出走而导致离婚，这时我又患上卵巢囊肿，我心身疲惫。九三年我到了深圳市，在一家酒店作会计工作，旧病未去又患上了抑郁症，常年睡不着觉，对前夫充满了怨恨。

我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在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人民公园，一个偶然的机会幸遇法轮功学员而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原则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我按法理的要求在工作中，生活上做个好人，更好的人，思想境界提高了，通过炼功，一个月后我全身的病不翼而飞，一身轻松，精神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心胸变得开阔了，也消除了对前夫的怨恨，从此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嫉，发动和利用中共迫害上亿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对法轮功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我和中国千千万万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了残酷严重的迫害。我被非法劳教两次。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一样，为了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场上来三四个便衣、一个警察踢到我的后尾椎骨上，当时我就走不了路，他们把我按在地上，拿警棍击打头部，把我架上车后我又高喊“法轮大法好”，又上来两个警察把我按在车上，一手揪住头发，脚踩住我的后背，用电棍猛烈擊打头部。

下午，我被送到顺义县也不知道是什么派出所。一到派出所，就被强行脱去羽绒服和毛衣毛裤，只穿秋衣秋裤，袜子也脱掉，赤脚站在冰天雪地的水泥地上。我就站着炼功，他们叫一个协警看住我，这个协警曾在深圳市南山区当过兵，他很同情我说：“你冷就炼吧”，当时地上都是冰，就这样我在冰天雪地中站了四五个小时，到晚上十点左右又把我强行送到顺义县看守所。在冰冷的看守所每天吃着硬邦邦的黑馒头度过了十多天，二零零一年一月八日被公司副总接回。

回深圳后，我公司所在地宝安区龙华镇上塘派出所对我实行全天监控，不准回家，上下班，吃饭，回宿舍都派人跟着，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四年，我在酒店上班期间，只要是一些中共比较敏感的日子，上塘派出所就会对我采取强制措施而失去人身自由，有时还绑架到派出所，有一次女儿和我一起被绑架到派出所说是宝安区公安局的宋局长要来，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才放回家。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使我精神受到很大的伤害。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我在街上贴了一张“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而被不明真相的保安绑架到上塘派出所，上塘派出所所长谭少雄对我办公室和家里进行非法抄家，将家里的一台电脑搜走，于十一月二十日被送去宝安区看守所，在看守所我绝食反迫害，于二零零二年二月，在我身体极度虚弱都不能站立的情况下将我强行送往广东省三水劳教所，后被检查为心肌衰竭，劳教所拒收又退回看守所，看守所要退回派出所，上塘派出所来人了解，他们看我不放弃修炼。零二年五月再次将我强行送去三水劳教所，被强制劳教一年。我女儿刚毕业来深圳，对深圳是人生地不熟，对我的迫害同时也造成我女儿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伤害。

二零零九年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我回到了重庆，在当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我在重庆渝北区渝复园小区发放真相小册子被不明真相的妇女举报，被绑架到渝北区新牌坊派出所，双手被反铐在长椅凳上，至双手都红肿了也不解开。下午四点多钟，搜走了我的钥匙非法闯入我住宅，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强行非法抄了我家，后来补来一张搜查证，叫我签字，我拒不配合，把搜查证撕了，主办的警察（是个三十多岁胖胖的）重重地扇了我一耳光，搜走我的二台电脑，打印机、移动硬盘、切纸刀、四个手机、一个大皮箱等价值一万多元的财产。也没有出示搜查物品的清单，二年后我去找他们要求归还我的物品，他们拒不见我。

五月十九日，我被强行送去重庆市女子劳教所对我实行非法二年的迫害。重庆市女子劳教所的四大队是迫害法轮功的黑窝，当时关押着一百多个法轮功学员，刚进去劳教所的警察就叫吸毒犯强行扒光衣服一丝不挂做十个下蹲，我不做，他们就叫吸毒犯强行将我按住，然后剪掉头发，强行换上他们的衣服。每个法轮功学员进去都要被严管迫害，首先从身体上消磨人的意志，剥夺你的人格、尊严，每当有什么节日她们都是这样做。

当天晚上我就被罚站到深夜两点钟。严管期间，不准洗澡，晚上睡觉不能面对墙壁，任何时候做任何事，就连想咳嗽、晚上起来上厕所也要给吸毒犯打报告，每天都是在太阳晒着的坝子上吃饭，饭是由严管组长分，到我们法轮功学员碗里有时饭菜都很少。

我刚进去就被严管，“严管组”的组长是吸毒犯，名叫胡灏，此人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狠毒。从早上六点钟起床打扫卫生，六点半就下操场整训，晚上到巷道整训直到十二点，有时更甚至到凌晨两点，期间不能随便去喝水和大小便。劳教所警察指使、教唆、纵容包夹迫害法轮功学员，其手段有：

（一）站军姿：两手紧贴裤缝，腰挺直，脚并拢，收腹挺胸。我每天站得是头昏眼花，胡灏指使她手下的包夹轮番检查看我站好没有，我多次被叫吴琴的包夹用扇子头打，她们胡作非为的忽然猛扯一下你的衣袖，如果随着那股力倒一下，马上一个扇子头就打过来了。有时当我站得直直的，忽然从后面给我脚腕子一脚踹过来，检查看我偷懒没有。特别晚上在舍房的巷道站着蚊虫叮着不敢打最难受，太痒要打必须要打报告。

（二）军蹲：一只脚前一只脚后，蹲着身子要直，屁股坐在后面的脚后跟上，后面的脚掌要承受整个上身的重量，这是非常残酷的体罚，她们凭着心情叫你换脚你才能换，如果不高兴就叫你蹲着，我当时蹲到全身发抖，身体不断摇晃，包夹胡灏、吴琴及一帮年轻的吸毒犯在太阳晒不着的地方还不断骂骂咧咧地羞辱我，他们是什么脏话都骂，我每天顶着烈日在阳光下进行整训。没几天脚就开始肿了，一直肿到膝盖。一年后我的脚掌都还是麻木的。

（三）坐军姿：同样身子要坐直，硬板凳上要一动不动，屁股很痛，不准打瞌睡，如果谁闭一下眼，马上罚你站、蹲，劳教所警察指使、教唆、纵容包夹就是这样从肉体上体罚，折磨你。消磨你的意志好让你屈服。

我每天要承受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2点或2点共17至20个小时的体罚。前面荫凉处坐着一群二十出头的手舞足蹈的一点没有人性邪恶包夹，蹲在她们面前的是白发苍苍的当婆婆辈的老人 ，任随她们讥笑辱骂。劳教所把这些人都变成了毫无人性的恶魔。每天还要写思想汇报。包夹一人夹控一个没有转化的大法弟子，我和同修讲话被包夹要看到了，立即就罚我军蹲，一边蹲着一边叫我甩头边说：“×××爱讲话 ”甩二百遍。

严管期间半个月不能洗澡，每天都是泡在汗水里湿透了衣服仍不让洗澡，我是个极爱卫生有洁癖的人，就这样每天都在磨难中煎熬。体重由原来的一百三十斤降到一百一十斤，就这样我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们的目的是消磨我的意志。

肉体上转化不了大法弟子，她们又想出恶毒的方式，大概一个多月以后，强行叫我学习，从严管组转到学习组，还是由包夹控制你的人身自由，这时有恶警参与，放污蔑、诽谤法轮大法和师父的光盘，还有些歪理邪说的书籍，每天要写思想汇报，逼迫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和书籍，逼迫写所谓的“悔过书、保证书、揭批书”等五书逼迫法轮功修炼者出卖良心放弃信仰，如果不放弃就叫那些吸毒犯折磨你，不让睡觉，整天面对墙壁罚站，或下蹲。

还被强迫做奴工，每天都规定了任务，完全用手工包各种不同样式的糖果，完不成任务就要加刑期，冬天我的几个手指冻得僵硬，同样要完成任务，劳动期间不能上厕所，有几次我因拉肚子打报告，警察还蛮不讲理地要医生的证明，最后罚款三十元才得以上厕所。在二年劳教期间，我被迫害几次腰椎痛得走不了路，被人从床上抬下来，手也抬不起来，不能正常梳头洗脸。

从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一年这两年我家人在精神上也承受了很大压力和痛苦，母亲八十岁生日我被迫害没能参加，母亲天天为我担惊受怕，为了来劳教所看我一眼，大热天背着一大包冬天的衣服从南川区只身来到劳教所，不知走了多少路，转了多少车，本来腿脚就不方便，劳教所还不让带衣服进去，八十岁高齡的母亲又背着一大包衣服伤心离去。

二零一五年四月九日晚上六点，我居住的鼓楼坝社区主任和东城居委书记借看望老人为名进行骚扰，我首先感谢她们对母亲的关心，同时给她们讲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而且遇到矛盾得找自己，做什么事都要为别人着想，书记说，她们要维护这一带安全，我说你就尽管放心，社会上的不良习气我不会沾染，也不做违反国家法律的事。哪知第二天上午，6个警察就来我家，我不在家，母亲说，他们来势汹汹，还扬言把女儿也弄回来，吓得我母亲叫我赶紧走，晚上又去了几个，当时我外甥从重庆回家来看外婆，询问外甥和我什么关系，并登记身份证和电话号码。我母亲就三个子女，我是长女，弟弟妹妹父亲都相继离世，母亲耳背，腿脚骨质增生起坐上下楼都很困难，八十六岁的老人，多需要人照顾，对我的迫害使我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老人担心我的安危，每晚睡不着觉，每天以泪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