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爱教唆成恨

爱是人类的通感、也是人类最为永恒的情感之一。爱与恨两种情怀应有着天然不同的感受与道义上的区分。

某武汉作家的封城日记受到大陆一批“爱国者”的猛烈攻击。该作家在武汉封城期间，用日记形式记录下了她自己和武汉人的真实命运，在武汉疫情异常严重期间、中共严密封锁疫情真相的背景下，将武汉人的悲惨、医护人员的苦难和中共官僚体制的荒诞与罪责真实的展现给外界，并在记述中提出向中共官员问责。

针对压力和攻击，这位作家坦言：都是真实的，没有谎言。在日记即将海外出版之际，她说：“今天还看到有人要组队来武汉杀我的资讯，我是没有办法应对的。但是，我很想知道他们的后台到底是什么人。”

某央视前主持人曾对中共的无耻进行揭露：“我曾有幸一周之内被150多家官方媒体围殴。除官方媒体外，上述系列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地痞流氓，只要有钱，什么都干。……大部分文人也都束手无策。你和它做任何解释都无意义，你选择和它对骂，你输了：‘你终于变成了你讨厌的那种人’。还有一类是‘网上所说的垃圾人’：‘如果选择和垃圾人开战，必须想明白两点，一是只有开战没有停战，它们会一辈子粘上你。你愿意吗？你做好准备了吗？你做任何事情它们都会掺和进来，搅局和拆台，让你永世不得安宁。二是必须降低身段和格调，使用污言秽语，这是这个战场通用的武器。’”

掩盖真相后，爱就会被灌输和教唆成恨。为了消灭真相，这样的恨会被中共描述成高尚的“爱国”情操。

爱不应为恨背书，中共不等于中国
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国别最本质的身份认证。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神传文化五千年交相辉映。中共来了，将无神论马恩列斯毛斗争学说强行灌输给了中国人。中共根本代表不了中国，也根本不是中国。

传统文化中，无论是为人还是立国，都讲道义二字。人可以经常改变对事物的看法，但却不能总是变换处世的原则。中共恰恰相反，反复无常，爱与恨之间转瞬即变。中共煽动国人仇美，很多人把恨美国当作是爱国最高境界。殊不知，中共曾将美国奉为救世主。

中共窃政前的1943年和1944年，连续两年的美国独立日7月4日，中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社论，倾力歌颂民主制度的美国。强调“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

“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社论结尾高呼：“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只要能达到欺骗人心的目的，祭起民主大旗不算什么，当时真的就有很多爱国青年勇赴延安。1949年后的民国大师们当时也相信了中共的花言巧语，留在了大陆，后来的命运和去台湾的名流就无法相比了，胡适和他的儿子胡思杜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共窃政后仅三年，为帮助金日成侵略韩国，在朝鲜战场上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开战，同时把侵略战争描绘成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救世主的美国突然变成了“邪恶的美帝国主义。”

1950年10月，中共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在农村，农民对美国本没有什么概念，中共深知农民仇恨日本人，就引导农民由仇日仇蒋到仇美。欺骗农民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实行日本式的“新三光政策”，“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宣传美帝“正在走着日本的老路”，最后引导为一切苦难与罪恶“元凶祸主仍是当前的大敌美帝国主义”。

当时《文汇报》上的一首诗歌，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狂吠：“是谁欠我们的旧账未清，又加上一笔新的血债？……是谁？是谁？是谁？——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国鬼！美国鬼！美国鬼！谁喝朝鲜人的血？谁喝中国人的血？谁喝世界人民的血？谁喝美国人自己的血？是谁？是谁？是谁？——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

在大规模的反复高压洗脑中，“美帝”自然成为了“邪恶”的化身，中共的侵略变成了号召民众同仇敌忾的正义之举了。整个朝鲜战争近百万中国人成了中共的炮灰。

这个制造仇恨和挑起斗争的手法中共一直运用到今天，为了使欺骗更加专业化、精致化和更具迷惑性，中共创造了一个生猛的词汇叫“反华势力”。

民族主义情绪根源不是爱，说到底是一种恨、被中共欺骗了的变异的错爱。共产主义价值观里没有爱，只有恨和伪善。

爱不应成为恨的背书。试想，倘若一个人爱他的妻子，就一定要恨隔壁的良家妇女，要爱他的父母，就一定要诋毁天下人的爸爸妈妈，这样的爱，还能称之为爱吗？恨美国、恨日本、恨西方民主社会就真的是爱国吗？爱自己就必须建立在恨别人的基础上吗？不是说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吗？到底谁在撕裂世界？

中共假货买不来真爱
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爱和被爱都应是自愿的。中共近期乘全球疫情高涨之际，高调向西方运送劣质的防疫物资，撒“爱”卖萌，同时借机在国内民众面前展示强国形象，没想到遭到国际社会一致退货，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共疫情处理拖延、隐瞒以及假数字造成的疫情全球流行，纷纷提出追责。对此，中共又欺骗国人说，世界仇恨中国。

果真是这样吗？世界为什么“仇恨”中国？是仇恨中国还是厌恶中共？

自由亚洲广播电台4月12日刊登《欧洲国家纷纷指责中国抗疫产品不合格》指出，“英国从中国进口的350万份新冠病毒测试试剂盒质量低劣。本周英国《每日邮报》又报道，英国卫生部近日声称，这批试剂盒测试结果都不准确，并呼吁中国方面退款。”“最早是捷克和西班牙从中国进口的病毒试剂盒合格率只有20%-30%”。“荷兰政府三月底回收了来自中国的60万份口罩，因为其过滤效果不足。斯洛文尼亚政府又宣布中国的上百万试剂盒测试结果不准确，应该直接扔掉。爱尔兰政府上周向中国下达了最后通牒，指出他们从中国进口的价值近两亿的个人防护用品，其中有20%无法使用。”

这条消息至少告诉我们几个真相：1）中共是向各国卖防疫物资，而不是无偿支援；2）中共向诸多国家卖的是假货劣货；3）各国根据平等交易原则要求退货。国人在淘宝上买到假货还要退货呢，何况是在国际疫情危机严重时期的医疗物资出现伪劣产品？退假货是消费者维护主张自己权益的合法行为，跟仇恨无涉。

再简单说说关于国际追责问题。信息流通其实很接近于商品流通，人们都知道货比三家，被垄断的信息其质量保真度到底如何？中共疫情信息的不透明和唯官方排他性的封锁垄断性信息源，让世界倍感质疑。

4月9日，《纽约时报》报道，“近日来，外国领导人，甚至是像伊朗这样的（跟中国）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国通报的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均提出了质疑。”

中共在今年1月份的疫情初期，从先前的声称“可防可控”到1月23日突然封城，之后，美国政府组成了13人阵容的世界一流病毒学医学专家团队欲赴中国支援武汉，并计划对病毒取样研究，但多次遭到中共拒绝，当时的WHO专家组也遭到中共拒绝，2月份，中共勉强同意WHO入境，到达武汉根本就不让进入疫情点。1月23日前，500万人从武汉逃离，几十万人出境。中共后期的疫情防控工作中，每日公布的数字根本不符合流行病学扩散规律。由于这些所造成的对国际社会的困扰和全球防控的难度，中共难道不应该对此负责任吗？

假如你是某个工业园区中众多企业中的一个企业主，比邻业主的厂房突然着火了，眼看火势越来越大，周围的业主都要急着去帮他救火，赶紧把里面的工人救出来，并查找起火点，也报警了，那着火的业主却一概拒绝别人进到他的厂子里，消防警察来了，也不让进。直到大火把周围的厂子全烧着了。你说人们该不该找不找那人追责？那人不但不承认自己有责任，还对着公众和自己的工人说：火是从我家厂房烧起来的，但火是张三放的、李四放的、王五放的。火到底是谁放的？先前拒绝一流的消防专业人员去救火，原因何在？

中共目前趁着国内疫情减缓的时机，到国际社会扮演消防警长的角色，理所当然会引起世界反感。《纽约时报》报道：“欧洲的一名高级外交官警告，中国对欧洲大陆的援助是为其地缘政治野心打幌子，而巴西的一名官员则暗示，这场大流行病是中国‘主宰世界’计划的一部分。”

爱呼唤尊严、拒绝欺骗
4月4日清明节，中共作秀举办了全国哀悼仪式。有网友形容，中共的哀悼是黄鼠狼给鸡致哀。回溯历史，中共在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死亡人数一直都是保密数字。土改杀地主、镇反运动、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天安门广场、迫害法轮功，在大陆，了解这些运动中的死亡数字会被中共视为别有用心甚或是反动行为。2003年SARS、2008年汶川地震、如今的武汉肺炎，死亡数字仍然是迷。

3月23日，武汉当局通知疫情中死亡的患者家属去领骨灰盒。在社交媒体推特上，有人上传了武昌殡仪馆面前长长的队伍，视频配音说，领取队伍周围布满了便衣和社区工作人员，只要有人一抬手机就马上有人上来制止。武汉8家殡仪馆，每家每天发放500个骨灰盒，中共通知说发到清明节，即12天，12天×8×500=48000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推算，实际死亡数字无从知晓，而中共公布的死亡数字只有3000多。那45000人，不知中共该计入何种类别的统计口径。或许，中共那里早已准备好了若干套应对不同场合的统计模式。

面对世界公开疫情数字时，必须对死亡数字进行爱国式瘦身处理。那45000人，连个数字都不是。

4月4日，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上发布了一段题为“‘儿子，爸爸不想死……’一把骨灰：武汉监视下的安葬与逝者的尊严”的视频，视频文字显示：“眼看就到清明了，张军还没去领父亲的骨灰。张军的父亲2月1日死于新冠肺炎。他告诉美国之音， 武汉市有规定，新冠肺炎去世的家属，要单位或社区‘全程陪同’才能领到亲人的骨灰，领到后必须立即下葬。感觉全程在监视我，所以我拒绝了。他说，这么做是为了维护父亲最后的尊严。”

张军在视频中说：“整个过程让我很心不甘情不愿，这是一个政治任务，我说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下葬流程。是为了完成维稳任务。”另外，张军还在视频里披露，3月31日，他所在的一个武汉肺炎死者家属群的群主被公安传唤，公安强行拿走群主手机，强行把群解散。张军本人5次被公安电话骚扰，面对视屏镜头，张军平静而又悲愤地说：“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是想拿到我父亲的核酸检测报告，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难道他连个数字都不是？我打电话到医院去问，医院说，人死了，你还要什么结果？”

视频中，另一位逝者家属披露他本人三次被公安打电话骚扰，开口就问你妈妈是哪个单位的，家属说：“我妈妈已经去世了。”公安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家属气愤地说：“我们自己不能下葬吗？为什么要通过你们（社区）？对这些生命没有一点告慰，没有一点点同情心。”“已经这样了，凭什么你们公安局还要给我打电话？给我打三次电话，每一次没有一点点亲切感。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要你们公安的来镇压我们？……我不管你的数字真假，最起码，你（中共）对他们的家人要有一点活下去的勇气……到现在，我有时候还为我妈妈大哭一场，为我们这个城市大哭一场……”

远离中共才能拥有健康和爱
3月1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希·罗今（Josh Rogin）发表文章称，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来。文章表示，中国医生、研究人员和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甚至面对死亡对抗病毒和警告世界。中国人也是中共严厉措施的受害者。文章最后说道：“让我们称病毒为‘中共病毒（CCP virus）’。这样更准确，只会让那些该拥有这一称号的人感到不悦。”

起于2019年末的这场全球流行疫情发展至今，中共在调查病毒起源、疫情瞒报、暴力维稳等诸多方面的做法都饱受国内外诟病，且给本国与世界各国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翻开中共过往的极权史，沾满人们鲜血的事件写满了史册。中共治下的百年来，人祸催生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中的官祸、党祸屡屡刷新人类的有史记录。然而在民不聊生的中共治下，讲真话变成了“犯罪行为”，丧事喜办、歌功颂德已然成为制度性常态。

无论从此次疫情的问责角度还是从中共一贯的邪恶角度，中共病毒的称谓并非恶意栽赃，恰恰是准确与合乎逻辑的命名，彰显道义。

俄罗斯《生命与安全》杂志2003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SARS——远远不仅是病毒》的文章。作者是俄罗斯社会生态学国际研究院学者固班诺夫·B.B.，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经过系列试验和实践得出的，独特的科学结论：“病毒实际上是一种载有精神道德方面信息的生物，而只有它的一小部分才是我们了解的生物的方面，所以现代的医学只是在试图治疗病毒生物的一面，而不是清除病毒的根本。”

作者指出：任何疾病都是患者在精神道德方面溃败的结果，其次才是患者机体外壳的损伤。如果人的机体和精神道德都是健康的，总是发出正的“有形体”，那么病毒来到的时候，就会被粉碎掉，从而使人能够保持健康。但总是发出不正的“思维有形体”的人，即使只是有病毒携带者从他身边走过，或是只是注意到了他，就可以通过他的不正的大脑辐射，从而产生对病毒的“偶然捕获”。

作者谈到：“人的大脑在活动时可以产生一个‘有形体’，而这个思维有形体却有正与不正的善恶之分。”

武汉疫情发展至今，人们发现了此次病毒感染的一种独特路径，中招者多为亲共的国家、地区与个人。比如美国纽约州为亲共的华尔街金融大鳄的聚集地，伊朗是中共的小兄弟，意大利为中共一带一路在欧洲的首个国家；世界著名男高音多明戈曾经和中共前党魁情人宋祖英同演出，英国首相强森引导脱欧后的英国走向亲中路线……而离中共国最近且出入境往来频繁的香港、台湾却在此次疫情中表现了出乎意外的佳绩，人们不难发现，香港青年在反送中运动中多次打出“天灭中共”的横幅标语，而台湾大选民众更是用选票否决了与中共纠缠不清的韩国瑜。

疾病正在改变历史，现实中的人类往往过于偏信自我与外在的力量，这或许恰恰是人类的短板与迷失之处。

认清中共，远离中共，人类将会懂得正确的爱与光明、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