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修炼就背师父的《洪吟》，有一首诗是这么写的：“非是修行路上苦　生生世世业力阻 横心消业修心性 永得人身是佛祖”（《洪吟》〈因果〉）。我打坐炼功，得用横心来打坐。开始半个小时，到后来一个半小时，打坐炼功时，疼的我脸上汗珠往下滴答，袜子都湿了，穿的内衣都湿透了。我跟同修说：打坐腿上有三个疼，象刀割一样疼，可是打完坐，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可是你会觉的一身轻，走路生风。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的很轻松，骑自行车好象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

我早晨在炼功点炼功，师父给我身体上下法轮净化身体，两条腿上两个法轮，两只胳膊上两个法轮转，法轮转的我两只胳膊来回摇摆，同修说：“你这不行，你把身体控制住，时间长了就好了”。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魔头开始迫害大法弟子，感受到真是乌云压顶，铺天盖地，真是呼吸都困难的感觉。我们八、九个同修坐上去哈尔滨的火车，来到省政府六层大白楼附近，看到院子大圆盘上站着一个当兵的在站岗。我又往前走看到有四十人左右在静坐，我也参加了静坐。后来到四点多钟，有位五十多岁的干部让大法弟子都散开。到了晚上满街都是大法弟子，因是夏天，都在街上睡觉。第二天大批警察出动，把大法弟子圈到一个大体育场院里，有三千人左右，有的恶警打大法弟子，把大法弟子拽上车拉走，拉至郊区外边丢下就走了。

第二次去北京上访，是在二零零一年六月份，天气正热的时候，有三十多度，我们坐的火车有空调，坐到天津下火车，坐上客车来到天安门金水桥，看到广场上有两个人坐着。我们来到广场，两个人一组，四个方向同时拉开“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喊“法轮大法好”。坐着有位穿着很脏衣服的年轻人向我俩跑来，到同修身边就打同修的头。这时天安门派出所警车来了，把我俩都拽上车，拉到前门派出所。这里面有三个房间，两个房间都坐满大法弟子，都大声背师父《洪吟》。我们这共有八、九个人，有个警察把女同修叫出去问：“你是大庆的？”同修没说话，这恶警用拳头打那大法弟子眼睛中间，回到房间时，她眼睛中间起了一个大包。有个警察说：“是北京的马上回家。”没一个说是北京的，都说是天国的。警察没在房间时，同修把被抢走的横幅装在包里。警察進来说：“明天还是我的班，你们都别来了，你们都走吧。”

我们出来天已经黑了，我们在广场上遇到一个人说：“警察雇我们一天给二十元钱，看见上访的就打，我用车把你们送走吧。”我们说不用。我们走到一个旅店门前，都是打工的人在睡觉，我们就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上火车安全回到家中。

第二天国保大队长孔庆曾找到我问：“你上哪去了？”我说：“北京上访去了。”孔庆曾把我送到看守所，给戴三十八斤的脚镣。

二零零五年同修组织歌唱会，同修拿来录像机录像，说邮走给师父看。结果国保大队长周新生领着恶警抄家，翻走很多资料，抓走很多同修，有判十年的，有判八年的，有劳教三年的。录像带翻走播放，说录像里有我，因为国保大队长恶警认识我，把我送到绥化劳教所迫害三年。一進劳教所翻身上所有的东西，结果在我身上翻出五百元钱，大队长恶警高中海脚上穿着皮鞋，使劲踢我右边小腿骨，当时血流出来，到现在肉皮还是黑的。接着三个犯人把我叫到洗衣间，身上不让穿衣服，让我蹲在那，用地下水一盆一盆的往我头上倒。我当时想你们来吧，我不怕，浇了十来盆，我想不对劲儿。我起身把一个叫陈军的犯人胳膊给拧住，把那两个犯人给震住了，就不迫害了。

两个犯人天天包夹，不让跟同修说话来往，挑牙签强制劳动迫害，给定数量，我就是不完成定的数量，时间长了也就不管了。

绥化劳教所有三个中队，第一中队第二中队都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共有七十人左右，一起绝食三次。吃饭逼迫唱邪党歌，睡觉休息逼迫唱邪党歌，大法弟子都不愿唱。第一中队长恶警刁雪松把大法弟子一个一个叫到小屋问唱不唱歌，叫了有五个人都说唱回来了，我心想不能唱，刚想完就叫我的名字。一進屋刁雪松问：“唱不唱歌？”我说：“不唱”。刁雪松手拿电棍往我脸上电，蓝光刺眼，我使劲用胳膊一挡，把恶警手电了一下，把电棍扔在地上。当时有四个恶警刁雪松、金庆富、张军、毕飞，一拥而上把我推倒在地上拳打脚踢，金庆富穿着皮鞋使劲往我脸上踢。这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不然脸早就开大口子了。我不断的发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四个恶警打完就走了。刁雪松是绥化劳教所最恶的一名恶警，还给大法弟子往十个手指上钉牙签。

到第二天，把我送到第二中队三楼，不在二楼第一中队了。因我被打左腿肿的很粗，有犯人照顾，吃饭也不用下楼了。但是身上哪都不疼，身体非常舒服，一身轻，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高兴，这是做对了，这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疼痛，在这先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帮着发正念。

到了三年我出来时，叫我往手续上签字，我说不签，第二中队长廉兴给我加期一个月，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走出绥化劳教所。

二零一四年六月，我在街上给世人发真相小册子，被公安局国保派出所警察抓住，被法院判三年三个月，送到牡丹江监狱集训队迫害一个半月，又把我和牡丹江一位同修送到哈尔滨呼兰监狱集训队迫害。

在集训队环境非常恶劣，不“转化”就打，可是打我也没“转化”。盖的被都是虱子，脚开始腐烂，睡觉都立着睡叫“码鸡翅”，呼吸都困难。很多犯人脚都腐烂、流脓流黄毒水，都肿的脚很粗，犯人都去上药。我右脚上烂了三个大洞，我是修炼人不上药，不拿它当回事，一个月没上药我的脚就好了，这是大法超常和神奇。

在集训队大便只能两分钟，多一点就被拳打脚踢。在一个车间就有七百人干活，编汽车垫子。

到一个半月开始下大队，能洗衣服，能洗澡，睡觉也宽松了，车间是做劳动服的活，我给翻衣服。在干活当中我的手忽然肿起来了、化脓了，我就不干活了，好了我也不干了。犯人车间主任说：“你干活吧。”我说：“不干。”开始反迫害，我说：“因为我没犯罪，我不是犯人，没有你的事，你跟警察说我不干活”。十监区十大队中队长普坤把我叫到一个小屋说：“你干不干活？”我说：“不干。”普坤踹我小肚子上一脚，我不动心，也没恨他，就开始给他背师父经文《法正人间预》：“正法行于世间，神佛大显，乱世冤缘皆得善解。对大法行恶者下无生之门，余者人心归正、重德行善、万物更新，众生无不敬大法救度之恩，普天同庆、同祝、同颂。大法在世间全盛之时始于此时。”他再也不恶了，说：“你走吧！”这一关过去了。

杨大队长叫我去他办公室说：“你得干活，二百多人没有一个不干活的。”我说：“我没犯罪，不是犯人，不干活。”他很恶的说：“不干活押小号。”我说：“押小号也不干活。”他也不说话，我看他我也不说话。待一会儿，他说：“你回去吧。”我回来在车间天天听小收音机，听师父广州讲法，杨大队长再没有找我，也没有押小号。

到了三年三个月出狱时，副大队长宛世杰叫我签字，我不签，叫来两犯人抓住我的手强制按手印，我也不知道印没印上。我拿提包时，他将我推倒在水泥地上，当时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是两个犯人给架着出了监狱。

在大门口，建设局党书记和派出所政法委人员在小客车旁边等我，还有我老伴，坐上小客车六个小时平安回到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