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曹迎春诉述她的部份经历：

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我得了肌肉萎缩的绝症，用尽了各种办法，去过好多医院都治不好。偶然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不知不觉，这种绝症居然好了，从此我便认定让我健康，让我从新对生活有了希望的法轮大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功法。

可是一九九九年风云突变，挽救了我生命，让我找到人生真谛的大法，却被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妒嫉，在全国发起疯狂迫害。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被非法关押，甚至不明原因的失踪。为此我决定去北京上访，向政府讲明法轮功是最正的佛法的真相、为法轮功讨回公道。

一、进京上访被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下旬，我到了北京。在信访办前的马路上被警察绑架。他们抢走我的背包，翻出我的身份证，把我绑架到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而后转到牡丹江市驻北京办事处。当时各地均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堵截到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办事处强行给我戴上手铐，在板凳上坐了三天两夜。

之后被牡丹江市阳明派出所姓李的警察等人绑架到牡丹江市铁岭看守所。我被关进一个二十多人的房间，阴冷潮湿，吃、住、上厕所都在一个狭小的号房里。吃的“窝窝头”硬的能打死人，水煮的少量冻白菜汤，盆底有一层厚厚的泥。加之在驻京办事处坐了三天板凳，又一路颠簸，我感到体力不支，我便坐在板铺上打坐调整身体（当时大家都坐在铺上码坐），“牢头”上来打我，不让我炼功。

次日早晨，我被一女警（李晶）叫出去，威胁我：“不许炼功，再炼就用‘小白龙’（一种白色塑料管，只伤皮肉，不伤筋骨，却非常疼）抽你”！逼问我：“你还炼不炼”？我说：“炼”！她马上命人拿来械具，在板铺上定位（用脚镣定在板铺上），给我戴上手铐，又戴上十几斤重的脚镣。我动不了，上厕所得有人接。一直戴到我被转押到牡丹江市兴隆看守所，途中也一直给我戴着重脚镣，行走艰难。还对我进行录像，而后在电视台播放。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末，我被非法劳教三年，绑架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在劳教所那种恶劣环境下，不能学法炼功，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二零零零年一月初，我和一百多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反迫害，要求无罪释放。被送到哈尔滨万家医院，一月十九日以保外就医的形式回家。

二零零二年二月初我又去北京为大法讨公道：“真、善、忍”最高佛法不让学，好人不让做，不花一分钱，绝症消失，起死回生，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炼，我在本地上告无门，只好去北京。五月十三日那天上午，我到天安门金水桥上炼功，证实大法好，为大法鸣冤，为师父鸣不平。被天安门武警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当天被牡丹江市政保科，后改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到驻京办事处。在二楼楼梯口遭该警察毒打，他揪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不停的往水泥地上磕，头被磕破了，又用拖布棍往我身上轮抽、猛打，打累了才罢手。第二天阳明派出所警察把我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后释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七月我再次进京，在去北京的火车上被警察绑架，押送到驻京办事处，然后又由牡丹江市阳明派出所李姓、张姓警察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放我回家。由派出所一名李姓警察，还有四名街道干部到我家进行全天监视，看着我不让出屋。午后她们疲惫的倚在我家方厅门口，我从她们眼皮底下走脱，在朋友家住了一晚（后得知朋友因收留我被罚款一百元）。第二天早上刚走出小区，在马路上被阳明派出所一群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在阳明派出所，市长张秋阳对我说：“你没修好，到劳教所修吧”！（是市长张秋阳伙同六一零、阳明派出所把我再次绑架到万家劳教所）随后由李姓、张姓警察强行把我绑架到万家劳教所。

由于我身体状态不好，直接送到万家劳教所医院。在万家劳教所医院，我经常受到羞辱打骂等精神虐待，被剥夺与家人见面的权利。一次我女儿和外甥女从西藏千里迢迢，一路辗转颠簸，满怀希望来看妈妈，却被警察拒之门外，一句话“不让见”。

一次我在上铺打坐，被犯人崔凤英看到，她一把把我从二层铺上大头朝下拽下来摔在地上。在劳教所里精神压抑，又不能学法炼功，我一度出现吞咽困难、呕吐症状。（持续三、四个月）身体消瘦，长期卧床。我不想因为我的呕吐让和我住一个监室的二十多人受我影响，也跟着恶心、难受。于是我就开始炼功，结果被狱警于方丽打耳光，嘴被打歪，一只耳朵被打聋。在劳教所期间，我全身长满脓包疥，全身流着脓水，夜晚难以入睡，每天都在痛痒中煎熬着，发出一点声音就会被狱头谩骂。

二零零一年七月的一天，我身体不太舒服，两天没吃饭。第三天狱警宋绍慧（己遭恶报被判刑）要给我灌食，他命令一个犯人上铺来拽我，我从二层铺上摔下来，腰部、膀胱被摔伤，导致排尿困难。他们不管我死活，姓孙的警察等两人拽着我的胳膊，拖着受伤的我直拖入另一房间。好几个人按着我强制野蛮灌食，他们这边灌，那边我胃里翻江倒海似的一直往外呕吐，吐的满地都是，脏兮兮的。第二天又把我从监舍拖走，强制灌食。一边灌，一边从鼻子口腔往外冒，最后他们放弃了，我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十多天没大便，小便也困难，八月中旬以保外就医的形式回家。

二、牡丹江市爱民分局的酷刑迫害

二零零二年二月初的一天早晨，阳明派出所所长李伟、市“六一零”人员、国保大队、爱民分局十几个警察闯入我家，其中四人直奔我冲过来，凶狠的将我按在沙发上不让我动，（他们是陈亮、陈先锐、杨涛、崔姓警察）。他们象扫荡一样，把家里仅有的值点钱的电视机、大小录音机、放像机、影碟机、精致的手提包（价值八百元）等物品洗劫一空，连一千多元钱生活费也被抄走了，然后把我绑架到爱民分局，刑讯逼供。崔某、陈先锐、杨涛他们往我鼻子里灌芥末油，往眼睛里抹芥末油，然后用塑料袋将头套住封严，憋的我痛苦至极，憋至极限再放开，反复多次才罢手。

当日下午，警察又把我转移到国保大队，也就是爱民分局的楼下一楼走廊尽头一房间，他们对我私设公堂，施以酷刑。警察陈亮、陈先锐、杨涛、崔某等将我按坐在铁椅子上，脚戴上铁镣，双臂反铐在铁椅子背后。前面一个拎起脚上的铁链子用力往前拽，双臂下面不断的往上加砖使身体呈倾斜平躺状，我疼晕过去，他们就往我脸上喷凉水，醒来继续用刑（崔某对我说：这刑下来，人终身残废，无一例外。）一下午三次大刑他们也累的够呛，连续三天用刑造成我身体严重伤残：腰部骨折，左肋骨折，双手致伤，双手腕部呈黑青色，左臂拉伤，感觉象掉下来似的。全身每个细胞都在极度痛苦中煎熬。

我被日夜铐在铁椅子上，晚上不许睡觉，困的抬不起头来，一打瞌睡陈先锐等警察就用小棒砸我脑袋，砸的我两眼直冒金星。

他们还将我女儿扣押，并以此来威胁我：再不说出资料来源，就把你女儿送进看守所。我没有妥协。女儿在爱民分局被扣第三天时，惊恐至极，一直不停的哭。他们第三天下午才放她回家。女儿受到极大的惊吓。女儿回家后，担惊受怕，到处奔波想再到看守所探望我，都被拒绝，精神上受到很大伤害。尤其家人也每天提心吊胆地生活在恐怖当中。造成这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江泽民。

第四天爱民分局局长乔平突然推门进来，一脸怒气，冲到我跟前，一只脚踏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对我吼道：你什么都不说，再不说。（他将手中攥着的笔记本举到我眼前，是我的电话号码本，里面有很多同修的电话号。）把小本上的人都抓来。我当时惊恐极了，大脑一片空白。在这种极度的威逼恐吓下，我怕更多的同修也遭此迫害，就违心的把一个放资料的地方说出来了，做了一个修炼人最耻辱的事，我心里的悔恨无以言表。可是后来电话本上的同修还是有很多被迫害，有的甚至是全家被判刑。

我被折磨的伤痕累累，一个多星期后被放回家。我伤势略好转，爱民分局警察陈亮等人第二次非法闯入我家绑架了我，我当时在照顾病重的母亲，可怜的七旬老母亲，眼睁睁的看着无辜的女儿又被带走。我一次次被绑架，给我的亲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与精神摧残。

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看守所数月后被秘密审判，早上五点钟从看守所带至爱民法院，强加罪名构陷，非法判刑十一年，二零零零年九月被绑架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因体检不合格监狱拒收，又退回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被野蛮灌食，灌食时三、四个人按着我，灌完食把我戴脚镣定位在铺板上。所长于世龙殴打我，我全身无力，行走困难，上厕所蹲不住，生活不能自理，由两个人架着胳膊坐在桶上。一百二十多斤的我瘦成了七十多斤。二零零三年末我再次以保外就医的形式回家。

我在看守所被迫害了十九个月。参与迫害的人：监舍负责警察赵香霞、狱医温大夫与三四个犯人、看守所所长于世龙。

三、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一日多辆警车及一群警察蜂拥而来（阳明派出所姓乔的警察、市六一零等多名人员）到我住的小区，引来众多群众围观。警察搬来梯子企图从阳台窗子进屋。女儿刚从外地回来看望我，没进家门警察就来抓我。

母亲再次受到打击，病情加重。本来我每天去照顾她，知道我被绑架到监狱迫害后，母亲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病情愈加恶化，于二零零五年去世。母亲临终时未能见上我一面，带着深深的牵挂离开了人世，我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万分悲痛。

警察们将我双手背铐塞进警车，我当时有腰伤，痛的翻不过身来，两个年轻警察都是彪形大汉，根本不管我的死活。我问他们为什么抓我。他说“六一零”让抓的。我被他们直接绑架到看守所。到看守所转车当天由所长于世龙，警察赵香霞和狱医温大夫将我绑架到哈尔滨，说到哈尔滨医科大学体检。可是车却开到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途中近四个小时，我一直被双手背铐，腰伤疼痛难忍，我给他们讲真相，她们不听。于世龙指使两个警察紧紧的把我夹在中间。

我被绑架到监狱当天，就被一个当班的中年狱警关进了小号。他们不顾我腰伤疼痛，将我双臂反铐背后，脚戴铁镣，坐式定位在地铺上扣地环，疼的我三天三夜不能入睡，那种煎熬犹如万箭穿心。十月三日狱长刘志强巡号，才将我的一只胳膊解铐。我才能勉强屈身躺下合合眼。

我被折磨的蓬头垢面，双手不好使，行走困难，上厕所由两个犯人扶着，上完后她们给我提裤子，生活已不能自理。身体虚弱，感觉以前的病状又复发了。即使这样，她们也没有放过我，在遭受半个月的非人折磨后，被九监区（专门转化大法弟子的监区）大队长王晓丽等人带走进行强制转化。每天逼迫我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及听诽谤大法的文章。由四个所谓的包夹犯人看着，妄图转化我，我拒看拒听。他们个别犯人推我、打我。我告诉她们：我的命是大法给我的，我化成灰都不会放弃大法，你们别费力了。几天后她们实在转化不了我才罢手。一次我在床上盘腿静坐，被包夹犯人桑丽从床上拖到地上，又踢又打，另几个犯人也过来踢我并对我侮辱谩骂。我趁她们不防，突然用力扒开门大喊：桑丽打人了！她才放手，约半个多月后，我被关至病号监区（即十监区）。

在病号监区，我想尽快恢复身体打坐炼功。却被犯人（组长）修淑芬羞辱谩骂。一次她怂恿犯人打我，另一犯人李桂香在走廊揪着我的头发拖到监舍，疼的我全身直发抖。

二零零六年四月狱警指使犯人李慧荣、赵海波、李桂香等人组成“攻坚队”。经常对我无端迫害，我在走廊上站一会儿也要被强行拖回监舍，非打即骂。

七月十九日早上五点半，我刚坐起来，值岗犯人硬说我坐着影响别人休息。我便到走廊地上坐着，李桂香、赵海波、李慧荣三人冲过来拖我回屋。我不回。她们对我连掐带打，赵海波还用抹布堵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

七月二十四日早上五点钟，狱警巡岗，我起来看看又躺下了。狱警走后，李慧荣等三人冲我大骂，我向她们解释。结果又招来一顿辱骂。我喊“法轮大法好”，她们把我按倒在地，对我又掐又打，用抹布堵我的嘴，用胶带封住。胸部、肋骨三个月后喘气还疼。刑事犯赵海波叫嚣“我们这样对待你，你去告吧！警察让我们这样干的”。

八月九日狱警清监，专翻法轮功学员，我喊法轮大法好，赵海波等人对我边掐边打，赵把我嘴掐出血，拿擦地抹布塞到我嘴里，然后把整只手塞进我嘴里，拽着我腮帮子拖回屋里，一小时后翻完号才将她手拿出来，我的脸、嘴肿的几天不能吃饭，赵海波还要拿洗衣板打我，被几人拦住。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我在床上看大法经文，被李慧荣、李桂香、赵海波看到，冲上床强行按住我，抢走经文，构陷到监区于队长那里，把我关押小号十五天。

二零零七年我因修炼法轮大法没犯法，不穿囚服被迫害。监区赵院长下令，不穿囚服用束缚带束起来。监区管事犯人高福艳等人将我双臂强制拧到背后，用一寸多宽的胶带一圈一圈紧紧的缠住我的手腕，手腕部疼的象被刀割开一样，感觉血在往外淌。约两个小时打开后，两臂不会动，一只手致伤不好使，一年后手伤才恢复。我被犯人每天强制套上囚服，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四点，用束缚带束住双手双臂扣在床头，三个月后才解除这种酷刑迫害。

二零零八年五月我被非法关押在十监区，监区不让学法炼功。我绝食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监区明知道我得过重症肌无力，不炼功根本就不行，却依然不让我炼功，强行灌食。刑事犯护士商晓梅心狠手辣，插灌食管插不进去，硬插，结果造成鼻腔大量出血，她们还不放过我，又增加几个人按着我，强制继续往里插，灌完食拔出来的管子全是血。商晓梅见状扔下灌食管急步冲出监舍，灌进去的食物吐一地，满地狼藉。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日，包组狱警命犯人王新华（已去世）强行把我拖到另一侧监道二组，我的衣服被撕破、鞋子被拖掉。我喊“法轮大法好”。犯人李丹、李慧荣用胶带封住我的嘴，然后把我按到床板上，左胳膊绑在床头梯子上，右腿绑在床尾，绑了一下午，造成肢体损伤。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我在监舍床上看手抄大法书，被包夹犯人陈晓霞打嘴巴子，打完之后又揪头发往铁床上撞，头被撞起一个大包。

二零一零年二月我因炼功被包夹犯人刘慧莹、高福艳迫害。她们把监舍十几个人都清出去，把我留下。刘慧莹殴打我多时，嘴被掐青出血，往我嘴里塞脏袜子，不让我说话，脸部打的青肿，胸部打伤。当班狱警王宏在门窗外看看，一言没发走了，最后我冲出监舍喊：“刘慧打人了”！她才住手。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一日下午一点多钟，监狱医院赵院长、队长戴莹、王宏等多名狱警领着犯人高福艳、张芳青、邢国辉等十几人将我（当时正绝食）拖走，抢走我的大法经文，把我关押到监狱医院三楼一小屋。监区调来两名包夹犯人对我二十四小时严管体罚。每天坐小硬塑料凳长达十一个小时。我绝食已两个月，体力不支，加上有腰伤，根本坐不住板凳，腰疼的实在受不了我就躺在地上，被两个犯人抻胳膊拽腿弄起来往板凳上使劲蹾，只要我一离开凳子，她们除了谩骂就是往板凳上按。我时刻都在痛苦中煎熬着。一次我推开窗子喊“法轮大法好”，揭露这样的迫害，遭到犯人的殴打。七、八月正值酷暑盛夏，我滴水不沾，狱警将我曝晒在阳光下体罚。她们怕我死了，三天灌一次食，我被折磨的半死，这种毫无人性的迫害长达四十多天。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二日我结束冤狱回到家中，我在监狱中被囚禁八年三个月零十二天。

四、讲真相再次遭迫害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下午四点多，我在牡丹江市福民街清福二区向世人发神韵光盘，遭牡丹江市长安派出所警察刘强绑架。晚上约六～七点钟队长赵洪伟等人到我家非法抄家，抄走大法书二十多本、真相币二百元。当晚近十二点我被劫持到牡丹江市看守所。我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遭野蛮灌食并遭犯人（受警察指使）揪头发打耳光，并且遭受多日定位。脚用铁镣子铐在铺板的地环上，手也被铐在铺板上，只能躺着）。

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我被牡丹江市东安区法院冤判四年。在看守所被剥夺与家人见面的权利与请律师的权利，身体被迫害的很虚弱，几乎整日躺着。二零一四年六月初被看守所所长等四个警察绑架到黑龙江女子监狱。

在监狱十一监区所谓攻坚监区遭迫害，投监当日我被两名女狱警架着非常吃力的走到十一监区门口，这时涌来一群年轻犯人和一名走在前面的狱警，其中两个犯人上前各拽我一只胳膊，后面一个犯人抓住我两脚脖子，腾空架起面部朝下抬上了四楼，我腰疼的象折了一样，全身象撕开似的。我叫她们放下我，腰疼的不行了，狱警、犯人置之不理，我被扔在地上。

在十一监区，我被包夹犯人全天看管，不许随便出入监舍，上厕所也要跟着。我被两个包夹犯人看着，强制坐小硬板凳，我坐不住，只好时常坐在地上，有时躺在地上，这样也不许我上床。我当时走路要扶墙，吃不进多少饭，体力很差，我想炼功尽快恢复身体，晚上起来刚坐一会就被值岗犯人呵斥制止。有一次我早上在地上打坐被高洪君和一个姓夏的犯人殴打，脸部和嘴被打肿，前牙被李姓犯人打活动。

我向当班狱警反映：犯人打我，让她看我的伤，她没吱声也没管。监区队长葛雪红带四名犯人把我从监舍拖到楼上一个大厅开始折磨我，高洪君及姓张的犯人，（近一米七零个头）她俩各架我一只胳膊，我脚尖站地才能和她们平行，我站不住，高洪君使劲往上提，架着我胳膊提上来放下去疼的我一身汗。葛雪红得意的看着并喊道：你不是要炼功吗？我说：炼功身体好，你们也受益。我刚坐地上犯人高洪君用脚使劲踢我，一脚接一脚。范秀梅也过来踢我，几个犯人一块喊：你还炼不炼？在这个监区你也敢炼功？！然后我又被拽起来，还是刚才那种姿势两人架起我胳膊。葛雪红又叫道：你不是能喊吗？你使劲喊，不喊都不行！我说我喊“法轮大法好”谁听了都受益，我开始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喊一会我停下来了。葛叫道：喊，不喊不行。我又被高洪君拽起胳膊提上放下不断抖，范秀梅开始在我身体侧面用拳头不断击打我左肋骨（我左肋疼了二、三个月，喘气都疼）。折磨我近一、两个小时，疼的我心里恶心、手抽筋抬不起来，她们折腾的累了才罢手。

接着她们对我强制转化，码小板凳不让坐坐垫，硌的屁股都是硬疙瘩。强迫看污蔑大法的录像。我就喊“法轮大法好”！让她们停止诽谤大法。被犯人周丽丽、袁谨芳等犯人用胶带封嘴。我绝食制止迫害被野蛮灌食，三个犯人按住我强制灌食。有一天周丽丽往灌的食物里加了约半斤咸盐，导致我呕吐不止，吐得屋里、走廊厕所到处都是，肚子疼的鼓起一个个硬包。

三个月后结束对我的强制转化、码凳。我被强制劳动，穿纸兜子上的绳。每天早上七、八点到晚上七、八点。累的我上床都没力气。十一月中旬我开始绝食，抗议对我的奴役。监区强制灌食，期间遭犯人袁静芳殴打，扒光我衣服，并往我头部猛击数拳。当时头部就肿起两个大包，疼得两、三宿没能睡觉。我因炼功被于松等四个犯人殴打，两个人按我胳膊、两个人踩我的脚，击打我胸部。我就在走廊里喊“法轮大法好”，遭几名犯人殴打。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早上，我在床上静坐被犯人范秀梅打四、五个嘴巴子。

出监那天，我因不穿囚服被殴打，值班狱警赵晗娇带领范秀梅、袁静芳等一群犯人强制给我套上囚服，把我拽到监区楼下，犯人走了我对赵狱警说：我不是犯人没罪。我把囚服脱下来了，赵晗娇不到五十岁，又把犯人喊来，袁静芳、范秀梅等人把我拽到楼后雪地里。把我的棉衣扒下来，强行给我套上囚服，往大门口拽。我喊“法轮大法好”，袁静芳一路殴打我，最后照我头部猛击数拳，头部被打起两个大包（回家半月后包才下去）。监狱六一零头目杨立宾用手机指挥赵晗娇，不穿囚服不许出监。她俩目睹犯人打我一言不发。

我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来遭受十几年的迫害，还有些细节都想不起来了。这些迫害的始作俑者就是江泽民，现在已没有环境控告江泽民，因此在高检信箱实名举报罪魁祸首江泽民，我不知道在这阴霾弥漫的中国大陆，我的举报能有多大意义，但我希望为清算江泽民多一份真实的证据，在反迫害的群体中多一份正义的呼吁。希望人间的公正、上苍的威严能早日惩治江泽民，结束这千古奇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