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宪法　那位书记很害怕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半，我听见有人按门铃后敲门，开门一看，来了六个人，前面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士，旁边有四个女士，离他们一米多远外还有一个穿保安衣服的，好像是小区的保安。

我问他们是哪里的？那位男士说是某某社区的。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了他的姓。站在前面的一个女士马上说：他是书记。我说，我要登记一下。于是進里屋去拿来纸笔。写了他及站在前面的那个女士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那位书记对其他三位女士说：我们俩進去就是了，你们几个就不用進去了。

他俩進客厅坐下后，我问他们来有什么事？书记说他刚调过来两个月。社区是个群众性的组织，就是来关心一下，看我们有什么困难没有？说完问我老伴呢？我说：“我老伴患有小脑萎缩、多系统萎缩，现行动困难、大小便失禁，病情严重。他原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带辐射性的）、博士导师、拿政府津贴的专家。”书记说他父亲也患有小脑萎缩、老年痴呆，生活不能自理，他母亲年纪大了，照顾不过来，他就搬回去，帮忙照顾。又说，网格员某某经常都在你们小区，有什么事可找她帮忙，同时写了网格员的名字和电话。我说，我老伴有二个留校的博士生和他原来的科研秘书都住在这个小区，有事他们会帮忙的。书记还是说让我有什么事可找他们帮忙。我说：“你说了你们是群众性的组织，就不麻烦你们了，我们有事会找单位的人。我老伴需要用救护车，找到校医院，院长马上就派救护车来，还不收费，你们能做到吗？”他们不语。

之后书记终于对我说：“上面给我们的任务，你配合我们签个字，就给你在法轮功的名单上除名了……”没等他说完我就斩钉截铁的说：“我不会给你们签什么字的！你们应该好好学一下宪法。宪法35条言论自由、36条信仰自由、37条人身自由、39条住宅不受侵犯……”书记马上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站起来就要往外走。我说，你们这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也是对我的骚扰。书记边往外走还是边说：“不说了，不说了！”他们就这样离开了我的家。

我对社区邪党书记说：“别当替罪羊”

事后我想，这个书记从对他父亲的态度看，还是有良知善念的；从我提到宪法的条文他的表现看，他知道自己理亏，没坚持要我签字，马上就离开，不像有些专横跋扈的邪党官员、警察、甚至是法官所说：“我们不讲法律，只讲政治！”我觉的这人可救，就想给他讲真相救他。

我将此想法告诉了我单位的一老年同修，她说：我帮你发正念。

当我理出给他讲真相的思路和主要内容后，就打电话给这位书记，约他聊聊。他让我到社区去聊。在去社区的路上，我发正念：彻底解体干扰、阻挡该书记听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并请师父加持我。

到社区后，我抱着一颗慈悲的心，用平和的语气像与家人唠家常一样对他说：那天你在我家说到为了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你搬回去住，说明传统文化中的良知、善念仍存在你心中，在道德一日千里下滑的今天真是难能可贵！说实话，文化大革命把传统文化的命都革掉了，现在的人几乎都不再讲道德了。你给年轻人讲道德，他却不屑一顾的说：道德多少钱一斤？！所以今天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啃老或弃老。他说，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要好一些。我问他多大了？他说五十岁了。我说：我的儿子也过了五十岁生日了。他一九八九年上大学毕业后分到深圳工作。他说，八九年“六四”说大学生“闹事”，减少了招收大学生的名额，提高了录取分数线，是很不容易考上的。我说：我看到你，就想起我深圳的儿子，你们都是同龄人，我就把你当成我的孩子向你说一句肺腑之言：在法轮功的问题上，希望你保护好自己，不要当替罪羊，从而为你和你的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也是我想来和你聊聊的目地。

我接着给他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大法传出仅仅七年在中华大地就几乎尽人皆知，上至北京高官，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修法轮大法的是好人，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更好的人，是佛家高德大法。

我再次告诉他，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至今中共认定的十四种邪教没有法轮功。这就是说禁止、迫害、骚扰法轮功修炼人就是违背宪法的行为，是违法犯罪。

我告诉他，国家《公务员法》第九章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你执行“上级命令”时，你想过没有：所有对法轮功進行迫害的命令有正式文件吗？是不是都是口头命令或电话通知的？甚至是“密码电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当权者知道他们干的是违法的勾当，他们不想留下罪证将来被清算，而是让你们这些在一线的基层工作人员充当替罪羊。《公务员法》第54条就是为替罪羊准备的法律。为他们迫害法轮功后开脱罪责、逃避惩罚。这就是说，公务员只需对法律和正义负责，无须对任何违反法律和非正义的命令负责，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例如，在瘟疫初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李文亮等八位医生在朋友圈告知疫情真相时，遭到警方查处被训诫，称其散布有关疫情谣言。中央电视台高调报道了此事。李文亮后来因无防护上班，感染了武汉肺炎，确诊不久便去世。此时疫情大爆发并在全球蔓延，告知疫情真相的医生被训诫，及李文亮之死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在网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追究训诫李文亮等人的责任，结果，处罚了涉事的两个警察。让他们当了这次事件的替罪羊。试问：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基层警察敢做什么？再问：一个基层派出所，是怎样将训诫令安排到央视新闻播出？并转发全国各省级电视台的呢？作为一个派出所，肯定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可见替罪羊身份是无疑的了。这些当替罪羊的警察是不是很可悲呀！是不是也有点儿冤枉啊！

东西德统一之前，东德一士兵开枪打死了翻越柏林墙的一青年。德国统一后这个士兵被判有罪。他为自己辩护说他只是在“执行上级命令”。法官说：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你明知对方是无辜的，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和道义！

也就是说，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良知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这个士兵却没有这样做，所以罪责难逃。最后这个士兵被判有罪并对其判处三年半徒刑关進监狱。这个案例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行恶者的一个很好的借鉴。只靠“口头”执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结局不更惨吗？

那天你们来我家让我配合你们签字，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在逼你们违法犯罪？我若配合你们签了字，就留下你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证，将来清算时，你就是替罪羊的角色。我这不是害你吗？！所以我不能配合你们。

最后我对他说，希望他能站在维护法律、伸张正义的一边，善待他所接触的法轮功学员，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保护法轮功学员，千万不要接受上面的胁迫参与骚扰、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智慧的抵制上面对法轮功的迫害命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可以执行命令，但你完全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厘米”。这实际上也是在保护你自己，在为你和家人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他说：“我会灵活处理的。”

谈话结束，他很客气的送我到门外，并关心的说：“你要注意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