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江的母亲任灿如诉述当时的情景说：“我强忍着心如刀绞的悲痛，用手将儿子微睁的双目按住闭合，摸了摸儿子的额头已冰凉，拉了拉他微发硬的手，再看看儿子的腿，我几乎昏过去。袁江的右腿膝盖以下竟然呈黑色的。小腿肚处有手掌大一块和脚的右侧也有一块手指大小的地方都没有了皮肉，整个一条腿就象干瘪了的枯树枝……这哪里是我记忆中的儿呀！”

袁江遗照

一、袁江的故事

1）书香子弟，清华学子

袁江，祖籍内蒙古磴口县，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出生于一个充满文化底蕴的书香门第。父亲袁助国是西北师范大学的教授，曾经任系主任，母亲任灿如是西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高级教师。袁江在家中排行老小，上有三个姐姐。

袁江从小身体不好，在高中二年级得了喉炎、心肌炎休学一年。复学后，他于一九八九年参加了第六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获甘肃赛区第五名。一九九零年，袁江毕业于西北师大附中，被推荐加考试，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虽然学业优秀，袁江却一直体弱多病。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他身体依然很差，还染上了抽烟、酗酒的坏习惯。

2）发现超常的科学

一九九三年，袁江得知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亲自举办面授学习班的消息。机缘所致，他去大连参加了在当地举办的法轮功面授班，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很快，他和很多学员一样，戒掉了烟酒，新旧病症一扫而光，整个人精神焕发，真象脱胎换骨一样。

袁江发现，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是教人向善的正法大道，是超常的科学，于是他前后连续参加了五期李洪志师父的面授学习班。

法轮大法使他开智开慧、道德回升。在他学习之余，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将大法的美好告诉大家，使很多清华大学的有缘人开始修炼法轮功。

一位清华法轮功学员回忆说：“一九九四年八月，清华大学一教授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讲法班后，积极在清华大学建立炼功点，已经参加过师父多次讲法班的袁江就是前期几个学员中的一位。我们每天清晨在清华校园中炼功，大礼堂前、荒岛上、西南联大的纪念碑前都留下过我们炼功的身影。每天傍晚，我们都在清华工字厅（校长办公室所在地）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听师父的讲法录音。”

3）兰州电信局的技术骨干

一九九五年七月，袁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双向选择来到兰州电信局工作。在大法修炼中，他真诚善良，朴实敦厚，乐于助人，在同事中有口皆碑。由于工作能力强，业绩出众，在同事中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技术骨干。

那时，单位上很多人一有电脑技术上的问题就向他请教，有时打电话问袁江。那时候电话还没普及，用的是传呼机。不管白天晚上，袁江只要听到呼叫，就下楼走很远的路找到电话亭，细致耐心地一一予以回答，从不厌烦。

一九九九年前半年，兰州电信局成立了兰州飞天网景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袁江任副经理、技术总监。

4）西北师范大学的万人炼功点

袁江回到兰州后，每天早上，都在西北师范大学的操场上晨炼。开始就他一个人，不长时间，人逐渐多起来，在兰州市区已有上万人学炼法轮功。

袁江以他出色的工作业绩，回报了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以他卓越的才干和无私的付出，在大西北带着大家开拓了一片纯正信仰的净土。西北师范大学的操场上的晨炼，开始就他一个人，短短一两年，就有数万人来炼。

当时在当地各公园里、广场上都有炼法轮功的人群。每天清晨在金色的朝阳下，法轮功悠扬动听的音乐和优美舒缓的动作，已成了金城兰州一道壮观靓丽的风景。

试想，在没有媒体宣传的情况下，全靠亲身受益的学员人传人、心传心，如果没有真实的祛病健身的奇效，没有回升社会道德的作用，怎能发展的那么快，被那么多人称颂、信仰？

袁江在工作之余不辞劳苦，一手筹建了兰州法轮功义务辅导总站，以及青海省的西宁辅导站和宁夏的银川辅导站，成为西北三省的站长。法轮功义务传功不收钱，但是买书、传功、租场地办班都得花钱，为了使更多人受益，功友们都是用自己的积蓄义务地奉献着。而身为站长的袁江也是这样以身作则的，他当时工资很高，却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默默无私地为洪扬法轮功付出着。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甘肃省法轮大法研究会在兰州体育馆举办第三届甘肃省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学员的发言真实、感人，会场保安后来也坐下静静的听。这一次法会参加人数近万人，井然有序，退场时会场比原来更干净，没有拥挤、没有喧哗。体育馆的工作人员都说，欢迎你们再来，没见过象你们这么好的人。

6）父母加入法轮功修炼

袁江的母亲任灿如亲眼目睹了儿子身心的变化，知道法轮功是好功法。任灿如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肾盂肾炎。她做过两次手术，以前每年冬天都要发作，严重时还得住院治疗。修炼法轮功以后，任灿如所有的病症都不翼而飞。

袁江的父亲袁助国曾患有严重的肝硬化，中西药吃了无数，也没见好转，体质极差，经常处于感冒状态，大夏天戴着帽子，一年四季不敢吃一口凉东西。修炼法轮大法后，袁助国身体变化与之前相比，判若两人。

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虽然历经魔难，但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敬佛向善的心始终未泯。法轮佛法象一盏光芒万丈的灯塔，穿透了千百年历史的封尘迷雾，照亮了敦煌，照亮了千佛洞，照亮了人心。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和提升道德的巨大感召力得到了社会普遍的认同，西北三省的修炼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沐浴在慈悲的佛光幸福中，人们的精神面貌、身体状况在不断改变，道德在逐渐升华中。

7）风云突变，迫害临头

一九九八年七月，《甘肃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诬蔑法轮功的报道，当时很多法轮功学员去报社澄清事实真相。袁江也亲自去和报社人员面谈。他谈了自己和大家亲身受益的例证，和大家一起，用善良与真诚感化了报社人员。报社公开认错，并给法轮功学员写了道歉信。

在民众的支持和赞扬声中，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数越来越多，这却触动了中共江泽民一伙的敏感神经。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以全国之力迫害法轮功，并于七月二十日把全国所有市县的法轮功义务辅导站人员统一绑架。当天凌晨，袁江与葛俊英、于进芳、李明义等八位法轮功学员（主要是甘肃辅导站和兰州各区辅导站义务工作人员）被绑架，在兰州市人民饭店、兰州红土地宾馆等处被非法关押整整半年。

此前，七月十一日，单位派袁江到敦煌出差，结果到二十一日还未归来，家人到单位询问，单位撒谎说：“他有事，又去了其它地方”。事实上七月二十日凌晨，兰州市公安局一处的李佩灿（音）、陆志斌带人在袁江租住的房子里，秘密将他绑架。

袁江等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在兰州人民饭店的一个包层里，一人一个房间，被多人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看守。几个月之内不给家人通知更不让见面。在被非法监禁连续洗脑迫害了半年多，于二零零零年元月二十日才被保释出来。以后每周，兰州市公安局一处还强迫传唤他一次，持续了半年多。

回到单位上班后，其他员工单位都给安排住处，唯独袁江不给安排住所，只得在办公室搭床，每天晚上搭上白天上班前拆掉。

二零零一年一月间，袁江单位“610”人员及兰州市公安局一处（现市局26处）停止了袁江的工作，并密谋送他到洗脑班（专门迫害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场所）。在此情况下，袁江被迫流离失所，并遭全国非法通缉。

此后单位及警察派人到北京、广州等地查找袁江的下落，甚至连袁江父亲老家内蒙及其住在山沟里的堂姐家也没放过。袁江的母亲说：“在此期间，警察经常来人，以打听袁江的下落为名骚扰家人。”

8）被捕并历尽酷刑

那时，袁江没用自己一流的电子技术去谋职挣钱，而是饥一顿饱一顿地辗转外地，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和大家一起理性地揭露中共迫害，向世人澄清法轮功真相。这期间发生的事情，艰辛而辉煌，但因迫害尚未结束，还需等待历史翻过这一页之后，才有机会详细公开。

那时，很多法轮功学员的身份证都被当地警察没收，原因是当局怕他们去北京上访，他们害怕法轮功学员在世人面前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种种罪行。当时警察在旅途上查验身份证，实际上也是抓捕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手段。二十多年来，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列在黑名单上，由于买票乘车而被骚扰、抓捕的情况无法计数。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日，在甘肃敦煌的一辆班车上，警察开始查验身份证。流离在外的袁江也没有身份证。警察仔细对照名单上那些被全国通缉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发现并绑架了袁江。事后才从内部消息知道，当时北京公安部下了密令，称有十几名长春法轮功学员要从河西走廊赴新疆，责令沿途军警严查缉拿。

绑架袁江后，甘肃省公安厅当即成立了专案组——他们想把袁江的案子办成跨省的大案、要案，去抓更多的人，从而立功受赏、升官发财。据兰州一个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透露：袁江在敦煌被吊起来毒打，折磨得不成样子。

袁江被送到在兰州西固区的寺儿沟看守所关押。对此，家人从来没收到过通知。据悉，袁江起初被单独关入小号，后来他坚决抵制才出小号。

袁江母亲说：“我们到处打听儿子的下落，开始去寺儿沟看守所，那里的工作人员不承认袁江在那里关押。我又跑到西果园看守所也没找到人，就又回到寺儿沟看守所，微机房的工作人员才查到了袁江被非法关在四队。这期间已是十月中旬。”

“兰州市公安局一处的王继续主管袁江的事。我对看守所的人说：‘天冷了，你们穿的是厚厚的羊毛衫。袁江还穿的是单衣服，我要给他送衣服。’该人说他打电话问问看行不行，电话那边好像有人问是谁，此人说像是他母亲。那人才同意给袁江送衣服了。我们曾前后去过寺儿沟看守所三、四次，送过衣物送过饭。但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本人。”

“专案组”很快发现，文质彬彬的袁江看似柔弱，骨子里却极其刚强，一般的刑讯对他没用，在看守所也没法动大刑。于是，公安厅给袁江公司的上级——省邮电管理局施压，让他们找个“合适”的地方。

甘肃省邮电局按照公安厅的要求，提供了鸿雁山庄，这是他们在黄河北岸白塔山后山的绿化基地。

鸿雁山庄距市区五公里，林木葱茏，群山环抱，建有高档别墅，是邮电系统高官们寻欢作乐的地方。当时天已转寒，没人去了。

鸿雁山庄，邪恶之徒把所有的刑具都用上了，袁江受尽了折磨。据说警察给袁江上的手铐和脚镣，把人固定成“大”字形，逼迫袁江承认他是西北五省的总负责人。袁江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他们又将袁江的双手用手铐固定在暖气管上，使其蹲不下站不起，那种酷刑给受刑者带来的痛苦，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

酷刑演示：吊挂毒打

酷刑演示：半蹲反铐背挂（就是站不起来也蹲不下）

据一名国安人员说，他在鸿雁山庄这个白塔山的电信局绿化基地看守过袁江，袁江一直戴着手铐，外表文弱，却真是一条硬汉。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凌晨，袁江趁别人熟睡时脱去了镣铐，神奇地走过了关他的几道房门，来到院中。看似不高的院墙，纵身一跳，他没想到，山中的围墙都是里面看着低矮而外边却高深。跳下去后，袁江的小腿部就骨折了，无法行走。他连爬带蹭地到了一个土山窑里。

严重的外伤和内伤，以及多日的绝食反迫害，袁江难以支撑，陷入昏迷，但他有时能听到路上的走路声、说话声，还有远处传来的警笛鸣叫声。

当时，甘肃省兰州市警笛大作，两三千军警展开了一场全市大搜捕。市区的各交通要道、车船馆所被严密排查，所有法轮功学员的住处被搜了个遍，甚至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学员被逼从四楼跳下，摔坏了腰、腿。

而后，大搜捕又延伸到周边县市——“上级”下了死命令：掘地三尺，也要把袁江挖出来！

据说，当天进出兰州市的交通要道、所有路口都站满了岗哨，所有车辆只能进不能出。还有警察奉命把在市区内的大小宾馆旅社都翻找了一遍。

老百姓感慨地说：“抓一个法轮功的人就这么凶狠。九九年一个连杀四人的杀人犯跑了，都没这么兴师动众呢！”

10）养伤与离世

袁江母亲说：“袁江从鸿雁山庄出走后，市公安局的路志斌第一时间赶到我家，不说明来意只是到处查看，袁江的父亲问袁江最近情况怎么样时，来人只是打岔不做任何回答。当这些人离去后，我出去买菜，我家的楼下警车把守，我出去买菜时从车里跳下警察都要问干什么去，还要交代‘不能走远、赶快回来’。”

袁江在土山窑，整整待了三天四夜。 饿了黑夜里摸爬到农民地里拔萝卜充饥。大陆西北的秋末，早晚已经很冷了，有的地方甚至结冰。此时的袁江瘦骨嶙峋、只穿着单衣，饥寒交迫，疼痛难忍，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到第四天的凌晨，即十一月三日洞外已安静听不到任何声音。袁江以惊人的毅力爬出了山窑，捡了一根树枝做拐杖，艰难地走上了公路，遇到一位好心的出租车司机，把他拉到了西固区法轮功学员王志君家。

王志君一开门吓了一跳。只见来人鼻青脸肿，蓬头垢面，口鼻流血，褴褛的上衣兜里，露着萝卜缨子，那是他夜里在洞外挖萝卜充饥吃剩的；破碎的裤子，露着瘦骨嶙峋的腿脚，腿部膝盖以下都是黑紫色，小腿和脚上有一块地方没了皮肉，露着骨头，整个腿就象干瘪的枯枝……

当王志君听到“我是袁江”时，才惊愕地认出他来，瞬间泪如泉涌——王志君怎么也想象不到，昔日才华横溢、颇有气质的袁江，竟然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王志君辨认出是袁江后，下楼给司机付了车费，回来照顾袁江的生活。他马上找来法轮功学员于进芳（男）等人，大家一商量如何救护袁江。

当时正在全城搜捕袁江，袁江自己也没身份证，医院也没法收，实在不敢把袁江送去医院，于是他们把他转移到于进芳的女儿家，悉心救护。

袁江伤得太重了，内伤、外伤都开始发作，口鼻时不时地流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八日下午，袁江腿部突然消肿，九日凌晨一点时，他头一歪睡去。在场的人以为他瞌睡了，不愿惊动他，就离开袁江所在的房间。

袁江睡得很安详，还没醒来，不象前几天那样被伤痛折磨得整夜都睡不踏实。大家想让他多睡会儿，就没叫他，直到有人来看望，才发现饱经折磨的袁江已经离世。

这个才华横溢的文弱书生，以钢铁般坚强的意志，承受了酷刑的摧残，用生命与鲜血捍卫了正义和信仰的尊严。

二、迫害造成的永久伤痛

1）父亲、母亲、姐姐

袁江的母亲说：“（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八日晚九点多，我们从火车站接回我的三女儿。九日凌晨有同修打电话来，我以为是女婿打的电话，我没管，女儿也没接到，又一次打来的电话我一接，同修让我去一趟。”

“我知道肯定有事。当我见到同修时，我一看同修那满脸严肃凝重的表情，我想可能出事了。当同修把我带入袁江睡的房间，我几乎要晕过去，但我强打精神没有倒下——这哪里是我日夜思念的儿子呀！只见袁江皮包骨，瘦得几乎脱了相。这时的袁江两眼微睁、口鼻流血、一动不动躺在那里。”

“我脑子一片空白，泪如泉涌、心如刀绞，我强忍着心如刀绞的悲痛，用手将儿子微睁的双目按住闭合，摸了摸儿子的额头已冰凉，拉了拉他微发硬的手，再看看儿子的腿，我几乎昏过去。袁江的右腿膝盖以下竟然呈黑色的。小腿肚处有手掌大一块和脚的右侧也有一块手指大小的地方都没有了皮肉，整个一条腿就象干瘪了的枯树枝……真是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呀！怎么会成这样呢？这哪里是我记忆中的儿呀！”

袁江母亲强忍着剧痛，回到家中，将这噩耗告诉了袁江的父亲。

袁江的父亲一下受不了了，那真是悲痛欲绝。

袁江的三姐前一天晚上刚从海外回来。姐弟情深，父母不想让女儿遭受这生离死别的打击，强打精神，强忍着犹如万箭穿心的痛楚，暂时瞒过了女儿，没敢告诉小女儿弟弟去世的消息。

后来，袁江的三姐出国。她在明慧网上看到了弟弟被迫害致死时，一下惊呆了！她无法接受这样的残酷事实，那种难言的痛，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袁江的爸爸袁助国教授，把袁江视为自己的“最爱”和精神支柱。从儿子去世后，袁爸爸不愿和人接触，沉默寡言，有时独自在家放声痛哭。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年，直到二零一一年一月在床上躺了两天后，于二十六日离世。去世前，袁江的爸爸什么话都没有给家人留下，就静静的走了。

为不想让警察以查找袁江的下落为由没完没了的骚扰自己和他人，袁江母亲第一时间给袁江的单位（飞天网景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袁江所在位置。

随后，单位和兰州市公安局一处（现市局二十六处）的人一起，将袁江的遗体抬走了。

袁江母亲曾给袁江送去的羊毛衫、外套，袁江至死都没有穿上，他至死身上穿的仍是一条单裤和两件单薄的上衣。

2）父母双亲所遭受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开始后，袁江的父母曾去北京，为的是告诉世人大法的美好，回来后，他们于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被兰州安宁公安分局关押九天。

袁江出走后，只有他的爸爸一人在家。学校怕他再上北京，经常派人看着他。所谓管制，还要给他在专家楼开房去住或要派人来家陪住。袁江爸说：“我又没犯法，不能这样对待我。”抵制他们。

袁江的母亲任灿如，因去北京为大法讨还公道、为师父讨回清白，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在北京被警察绑架，后被送回兰州，先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安宁分局十四天，然后又被兰州第一看守所，前后共被非法关押155天，于二零零一年六月一日才回家。回家后才得知：儿子离家已几个月了。

袁江流离失所在外时，做父母的时时担忧儿子的安危，一直在打听袁江的下落；直到二零零一年八月中，他们才得知袁江在甘肃敦煌的一辆班车上被警察绑架。

袁江父母曾前后去过寺儿沟看守所三、四次，给袁江送过衣物送过饭，但却从未得到过和自己儿子本人见面的机会。

十月二十日左右，袁江的母亲任灿如得知袁江被送去了鸿雁山庄，于是她去兰州电信局办公室给袁江送衣服和食物。电信局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史明对她说：“关了之后连个话都不说，再别送吃的了。”由此，母亲心里明白了：袁江在绝食反迫害。

袁江从鸿雁山庄神奇出走后，他的父母遭到了监控。他家的楼下有警车把守，任灿如出去买菜时都被警察盘问，还被交代“不能走远、赶快回来”。

袁江被迫害离世后，兰州市公安局一处警察抬走袁江遗体的当天，他们把袁江父母拉到师范大学专家楼，逼问怎么知道袁江出事的。

任灿如女士说：“警察一处的路志斌硬逼我写下不同意解剖遗体的文字，但据悉，警察还是背着我们家人将袁江的遗体解剖。直到第二天天亮了才让我们回到了家。”

她说：“从那以后我们出门经常被跟踪、监视。我大女儿到国外，至今长达二十多年。女儿曾多次邀请我们出国探亲，但因我们修炼法轮功不予办理手续，被无理剥夺出国探亲权。

“从二零零一年三月开始，凡师大退休职工每月校内生活补贴，由二零零一年的一百五十元增到二百三十元，又增到六百元，直到现在增加到九百元，我们从未领取分文，经济上受到如此邪恶的迫害。”

袁江去世后的第二天。

上午，家里来了一个不明身份的人，自称是袁江爸爸的学生，自言他家的老婆也是炼法轮功的，他本人是记者，让任灿如女士把袁江的事告诉他给上明慧网。

任灿如女士说，明慧网上不去，你别费那心了。

这时，袁江的爸爸袁助国教授从里屋走出来，来人自称是袁教授学生，却显然不认识袁江的爸爸袁助国。因此，家人确定了此人真是来探听消息的特务。

下午，兰州飞天网景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李副经理来了。任灿如从猫眼看到是经理，就开了门。这位经理一进门，后面一下子涌进来四、五个穿着统一服装的人，不知要干什么。

任灿如女士说：“下午快六点了，兰州市公安局一处（现市局二十六处）的路志斌带着刑警队队长到我家来。晚上市局一处的刑警队长带着一帮人，警察扛着录像机妄图给我们录像，问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袁江出事后是怎么知道的？等一些情况，并做笔录。其间警察又指派了几拨不明身份的有男、有女等人指认我和袁江的父亲。”

在袁江的遗体火化那天，警察一处的王继续仍然领着四、五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火葬场路边站着让这些人指认任灿如女士。

事后，警察专门派人去兰州寺儿沟看守所到袁江待过的号室说：袁江没在这里关过。言下之意：谁也不能承认袁江曾在这里关过。

三、救助袁江的人们被入狱　其中于进芳被迫害致死

袁江被迫害离世后，为了报复救助过袁江的人，兰州市公安局一处（以前称政保处、后来改称国保大队）警察在兰州市开始了大搜捕。参与救助过袁江的几位法轮功学员都相继被绑架。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兰州市城关区公安一处路志斌带十几名恶警再次闯入于进芳家，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而绑架了于进芳、于进芳的妻子夏付英，家中不修炼的女儿、女婿、保姆，并查封了他家的住宅。于进芳当日被绑架至甘肃榆中县看守所，妻子夏付英两天后被放回；女儿、女婿则被非法关押三日，勒索一千元后才放回，但住房被查封了半年多。

于进芳、夏付英夫妇

于进芳、夏付英夫妇

于进芳在甘肃榆中县看守所，受折磨十几天，身体受到摧残。后来，恶警通知家人说他“胃出血”住院，指兰州大沙坪劳教康复中心医院。事实上，于进芳抵制迫害，曾绝食抗议几天，但没有人性的警察竟然把绝食中的他捆在铁床上四天四夜，以增加折磨和痛苦。

二零零二年四月，于进芳出院，公安一处经办人逼迫家人交四千元。因家中无钱，女儿们交了两千元，单位代交了两千元（后从夏付英工资中扣出）。

之后，于进芳被非法关押到兰州市大沙坪看守所。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初，曾救助过袁江的法轮功学员于进芳、夏付英、王志君被兰州市城关区邪党法院秘密审判，警察拒绝任何人参加旁听。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左右，兰州公安局十六处的何波带领五个警察突然闯进夏付英女儿的家里，把夏付英抓到兰州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几天后，于进芳被非法判刑五年；夏付英被非法判刑三年；王志君被非法判刑五年。

法轮功学员文仕学本是二零零二年二月九日在河北石家庄市悬挂真相横幅被两恶警绑架的，被劫持回兰州后，被兰州国保警察利用袁江之死一事编造伪证据、非法判刑八年六个月。

于进芳在牢房遭受非人的待遇，睡的是阴暗潮湿的地铺，导致全身长满了疥疮，体无完肤，全身流脓血，持续发高烧不退，卧床不起，不能吃不能喝，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看守所下属卫生所才通知他女儿。二零零三年三月，女儿交两千元给兰州大沙坪劳教康复中心医院，于进芳在多人的搀扶下出来治疗，但不到一个月又被看守所押回迫害。在家属多次要求下，家属又被勒索四千元后，于进芳才被转入医院。

狱中漫长的五个春秋，让于进芳身心均受到极大的摧残。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是所谓的“刑满”。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家人将于进芳在接回，发现他非常消瘦，身体虚弱，不能吃东西，经常呕吐。据于进芳本人讲，快出狱的两个月以来就有这种情况。比他早三天出狱的妻子问他：“你难道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他只是笑一笑，什么也没说。

后来，于进芳越来越不能吃东西，呕吐也越来越频繁。回到家才十二天，就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六点多钟与世长辞，给家人留下了重重疑团。

* 结语 *

袁江、于进芳的经历，是数千万在迫害中坚贞不屈的法轮功学员的一个缩影。

这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迫害，不仅仅伤害了亿万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人，也害了各级参与迫害的人员，把后者推向了罪恶的深渊，恶报如影随形。让我们看看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防范×教领导小组组长马西林家所发生的报应：

马西林是甘肃省主抓迫害法轮功的官员。二零零三年，他妻子病死；二零零四年，他在财政厅当官的独子死于肝癌，儿媳领着孩子走了；他女儿被车撞成了植物人。二零零六年十月，马西林被撤职，他手下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省“六一零”办公室主任韩剑飞也锒铛入狱；极力诋毁法轮功的《甘肃日报》社长石星光，在家被保安杀死……

纵观历史，古今中外那些采用恐怖手段迫害正信的政权，都是在天灾人祸中毁灭了自己。在这场对善良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中共将自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暴露无遗。中共威逼利诱人们去残害无辜善良的人，摧毁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

从遍布媒体的谣言攻击，到遍布全国的强制洗脑和酷刑；从非法抓捕拘留，到枉法劳教判刑；从公开镇压到后来的秘密迫害；从非法关押、洗脑，到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中共是从根本上摧毁人类道德的主犯。

为了唤醒社会良知，为了人类的未来，千千万万个袁江，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付出了自己高贵的生命。历史终将给袁江以及今天所有为捍卫佛法真理而蒙冤的法轮功学员们一个公正的评价。未来的人们会深深敬仰这些承受无名苦难、呼唤正义良知的法轮大法修炼者。

欢迎袁江生前的亲朋、校友、同事向明慧网提供更多袁江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