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资深政治家、保守党前领袖史密斯撰文写道，英国的企业和大学过于天真，没能认识到中共正在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加入中国共产党（CCP）与加入英国或任何其它民主国家的政党完全不同，那更接近加入纽约黑手党的犯罪集团。”他写道，中共党员必须对中共绝对效忠，必须“保守党的秘密”，“一生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时刻准备着“为党牺牲一切”，而且必须在上级面前宣誓。

事实上，能在这些国外大机构供职的中国人大多学业有成，出国前就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国人在美国博士毕业后至少七成选择留在美国，他们中绝大多数也加入过中共组织。按此计算，中共党员在海外机构工作的数量应该相当高。

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共以各种方式向海外渗透，游说、行贿、间谍、大外宣等是常采用的手段，更为可怕的是，一些西方政界精英已经在利益驱动下成为中共的“带路党”。

离职官员成说客　获取商业利益

今年10月，美国两名共和党议员汤姆·科顿和迈克·加拉格尔计划提出新的立法——《中国共产党影响力透明度法案》，迫使那些被中共政府控制的中国公司的游说者，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并披露自己的活动，以前有很多类似信息并未披露。

科顿认为：“中共将其在美国的公司作为中共在美国的使馆或情报服务机构的延伸，以游说国会，游说政府和游说州长，以图获得亲北京政策，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两党政客都屈服于此。”

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企业——尤其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武器，并最终处于该政权的控制之下。是时候让我们的法律承认这一事实了。”加拉格尔说：“这项法案将确保那些接受中共指令的公司，会使用适当的信息披露标准，美国人也能够更清楚，我们的对手是如何利用这片沼泽来对付我们的。”

在美国五角大楼确认包括科技巨头华为在内的31家中国公司为中共军方所拥有或控制之后，这两名议员在9月份写信给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表达了对中国公司在美国注册的游说者的行为的担忧。巴尔最近也敦促美国公司拒做中共“棋子”。

美国的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企业、权益组织和其它团体会与国会和政府行政部门互动，以求影响相关决定，这就是“游说”。它已成为华盛顿的一个主要产业，华盛顿著名的游说公司云集在K街。而大批美国国会议员在离开国会山后，即到K街从事游说，利用原有的政府资源获取商业利益。比如，12名华为的说客中，就有6人是前政府官员，包括为中国人所熟识的基辛格。

华府K街云集众多游说公司

今年7月，美国无党派研究机构“响应政治中心”披露的信息显示，中国公司投巨资游说美国政府与其被调查的时间线同步。例如麻烦缠身的华为、遭美国调查的TikTok、涉嫌侵犯人权的视频监控巨头海康威视等等，都是如此。如华为在2019年、2012年的游说花销分别为180万美元、120万美元，都是华为在美国被审查最严重的时期。

事实证明这些花销起了作用。华为通过游说公司影响政府及媒体，去年3月《今日美国》发文，替华为辩解“并不是美国说的处于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相反，华为由员工拥有”。结果，美国政府给了华为供货商半年宽限期，等于给了华为备齐存货的机会，让华为从“生死一线”的边缘活了过来。

华为的公关费在美国的中资公司中还不算最高，根据响应政治中心的数据，中兴通讯从2013年至今已经花了1163万美元，阿里巴巴也花费了1041万美元。由于被美国盯上，这两家公司在2018年和2019年的游说费用都十倍于历年开销。

由于担心用户数据可能会与中共共享，美国考虑禁止TikTok运营后，TikTok从四家不同的K街游说公司雇佣了27名说客，在各个圈子里展开积极活动。其中一位是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的前助理，因为舒默是对TikTok抨击最猛烈的政客之一。

当视频监控巨头海康威视因涉嫌侵犯新疆人权而在2018年面临制裁时，这家由中共政府控股的公司也转向了这种看似行之有效的防灾战略，从K街聘请前国会议员，结果也获得了好处。

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人权

回顾历史，华府最典型的游说案例是2000年，波音等数百家美国跨国公司，花费上亿美元，共同游说美国政府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参与人员包括各公司内部的政府关系专家，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委员会、行业联合会，以及共同雇佣的专业游说公司。

当时中共因侵犯人权和商业权利而受到抨击。中共无视知识产权保护，并关闭其国内市场，使美国无法出口。但是这些美国公司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兴趣已经压倒了所有其它担忧。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举办大量讲座和会谈，逐步向国会灌输开放对华贸易将会给美国企业带来的巨大商机，最终获得成功。换句话说，在利益驱使下，将涉及大是大非的人权问题搁置一边，悬挂美国国旗的跨国公司充当了中共代理人。

BLJ Worldwide是华府著名的游说公司，代表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游说美国政府。BLJ提供的服务包括为中共大使馆管理脸书专页、贸易和有关中共十九大的讲座、传媒及社交媒体训练、提供贸易及关税建议等；支持《纽约时报》等5家大媒体到中国之旅程；向传媒发放新闻稿；接触哥大、哈佛、哈德逊研究所等41间美国大学及智库，邀请他们为《中美聚焦》网页撰写观点文章，“促进加强改善中美关系”等等。

游说行业的道德伦理标准和游说规则一直让人疑惑。BLJ最具争议的游说案例是，其纽约办事处于2009年受聘在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出访联合国期间，将他提升为“一个迷人的世界人物”。

《国家脉动》还报导，联邦议长、民主党籍众议员佩洛西的前助理戴利也曾为中共党媒中央电视台在美国的发展做“战略顾问”。

川普总统在当选后公布的百日计划中，明确地提出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期望通过立法限制离职的政府公职人员参与游说，以此来改变华盛顿的政治生态，消除华府“藏污纳垢”的贪腐。上台一周后，川普签署行政令，将公职人员离职后，担任说客的时限，从过去的2年，延长到5年，并终生禁止为外国政府游说，这无疑触动了华府政客们的利益。

中共拉拢美国精英当“带路党”

2018年，美国新闻和政治网站“The Daily Beast”曾发表一篇调查性文章说，中共不但在华盛顿政治圈聘请游说和公关公司为其利益代言，而且也雇​​用了众多的前美国官员和议员作为游说者，他们有的曾在国会中地位很高，有的曾在政府敏感部门如中央情报局工作，还有的曾帮助美政府起草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及制定网络安全措施。

前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说：“20世纪80年代冷战时期没有人会在美国代表俄罗斯政府，但现在你却发现有这么多的人在为中国（共）政府游说。我在国会任职34年，这令我震惊。”

中共正在拉拢美国精英为其服务，“The Daily Beast”总结了一些较具份量的政界人士和官员，他们或为中共游说或其商业利益与中共密切相关。其中包括前众议院议长博纳。

博纳在2015年卸任众议院议长后，加入了Squire Patton Boggs公司，担任战略顾问。这家游说公司长期代表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为其提供美国国会事务方面的咨询，包括国防授权法案和有关美台、美港关系、南中国海、人权等方面的议题。博纳还曾在1990年代晚期主导促成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

在中央情报局（CIA）服务28年的菲利浦，结束了驻北京站主管任期。在离开CIA后，菲利浦出乎意外的选择了留在北京，加入了私营调查公司，在北京兜售自己的服务，引起CIA的关注和不满。

霍尔兹曼曾在总统行政办公室工作，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贸易大使在公共事务方面的特别顾问，后来又在小布什政府期间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人员的顾问。他后来成为公关公司BLF的合伙人，曾负责管理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活动。霍尔兹曼目前登记为“中美交流基金会”（CUSEF）的外国代理人，为其提供服务，以促进该基金会在美国的利益，包括扩大第三方支持者，进行媒体投放，安排代表团访华，支持CUSEF与美国的活动。CUSEF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2008年设立，这些年来将大量的美国记者、学者、政治和军事领袖带到了中国大陆。

用精巧设计的谎言蒙骗世界

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马蒂斯表示，中共已经学会将其想要传达的信息渗入到美国人的特定群体中，然后再由这些人去施加影响。“有谁能够比美国人更好地影响美国人呢？”“如果他们（中共）在正确的地区培养了足够的人，就无需直接出手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能够改变政策辩论。”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中共不惜花重金在海外扩展影响力，每年相关的经费达到了约650亿人民币。该中心主任、美国知名的“中国通”白邦瑞认为应该花大力气研究“带路党”。他在北京亲眼目睹了两名统战部前官员向80家智库的专家部署如何反击白宫即将出台的一份有关中共威胁的报告。这些反击论调往往设计得很精巧，比如宣扬中国很弱小，很贫穷，不可能称霸世界。以此来弱化外界对中共威胁的看法。一些跟着共产党跑的御用西方学者专门撰文、出书宣扬这种理论，再通过海外宣传平台放大这些声音。

除了游说，中共及中共企业在美国还使用行贿、间谍等手段腐蚀美国政要，把腐败伎俩带到美国，败坏美国的商业秩序。2018年11月，身兼洛杉矶议员与洛杉矶市规划和土地使用管理委员会主席惠泽尔，被FBI突袭了办公室及住宅。FBI发现其家中衣柜内藏有12.9万美元，这些现金被折叠塞在一些中式红包内。

调查证实，行贿者为多名在洛杉矶投资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检方起诉书称，这些地产商通过替惠泽尔支付账单，换取其对地产项目的支持。惠泽尔向中国“朋友”开出的账单包括20次赌场之行、涉性骚扰案的和解金、房地产和法律咨询费以及竞选捐赠等等。

难怪美国人说：“美国已经不是美国了”，所以要在这次大选中为美国信仰与价值而战，不能再让共产主义侵染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