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从外面回来，在小区门口被要求测体温。过了两天，我们就被彻底封在家里。那段时间，我真切的感受到了世人处境的险恶，这让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同时我又想到，那些应该得救的人，如果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没能留下来，是不是自己的罪也很大？！这些感受都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那段时间，我白天吃饭没胃口，晚上常常在半夜里醒来，睡不着。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我在学法、发正念上调整自己，同时整理一些真相资料，上网发邮件。其间，给还没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几个外地熟人打了真相电话。

在我决定用自己的实名手机讲三退时，我的怕心上来了，一种无形的物质压着我。过了几天之后，我想灾难近在眼前，没有三退的人随时都在危险当中。在我终于鼓起勇气打完第一个电话后，想不到一下子变的轻松起来，那种让我难过了几天的物质一下被师父拿掉了，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那几通电话我并没有连续打，是在自己心态比较稳的时候分几次打完的。虽然这次电话打的不多，但改变了我的一个观念：以前我不想让自己遭迫害的原因，是害怕让自己去承受痛苦，害怕自己的方方面面受到损失。而现在自己否定迫害的基点是为他的，就是希望能在大劫难之前多救一些人。

在小区解封后，進出不但要扫健康码，初期外出还限制时间。那时在大门口，街道、社区、物业、保安一帮人员，守着一个小侧门，这无疑会影响到我出去讲真相。第一次外出时，我骑车跟在一个电动自行车后面，也没有人问我，顺势我就出来了。当时我有些意外，也有些激动，眼泪差点就要流下来了：“谢谢师父！原来大法弟子可以不扫码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我骑车走了好几站，一路上看到空旷的街面依然冷冷清清，偶尔遇到的人，都是戴着口罩，行色匆匆。在一个药店门口，我跟一个买药的中年男子讲了真相，他痛快的退了党。我又告诉他，如果他家人同意，可以写在一元的纸币上退，也起作用，他很感激。

然后我去找同修，我相信自己能很顺利的進入同修的小区。果然，到了小区门口，正好有辆汽车要進去，我就跟着進去了。我和同修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我们高兴的聊了一阵，然后约好第二天出去讲真相。

从同修家出来，我以为自己出小区没问题。没想到在大门口，一个高大的小伙子拦住了我，让我扫码。我说自己不是这个小区的人。他说：“不管你是哪个小区的人，走这个门就要扫码，这是规定。”我只好拿出手机，他一看，就说：“你手机都没上电池，你是从哪里進来的呀？”我说：“我就是从你这進来的。”他一听就说：“那你走吧，不用扫了。”我就出来了。

小伙子这一拦我，我警觉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心里念着：“大法弟子不扫码，大法弟子不扫码。”到我家小区门口时，真是还没有人问我，我就直接回家了。

以后進出小区时，我就提前在心里默念几遍这句话。虽然每次都能顺利通过，但因为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这件事，我越来越感到心不稳，一要出门，就开始担心被扫码。

境随心转。果然，一天我回小区的时候，被一个保安追着大声喊：“扫码！扫码！”一连两天都是这样。第一次，我没理他，骑车直接就進去了。第二次，守在里面的那个女孩跟我讲：“你不用扫码，把健康码给我看看就行了。”我也就过去了。

这两件事发生后，我认为是一种干扰，所以再出门就念发正念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1]然后心里再想：“大法弟子不扫码。”

但随后我意识到，自己不愿意扫码的背后，其实也有一颗心，而这个心是跟许多负面思维联系着的。比如：担心自己進出留下了记录；担心总在那个时间段开机打电话，被注意有规律的外出时间，等等。说穿了，就是个怕心，也是从另外一方面对旧势力的承认。

我放下这个怕扫码的心，自己主动扫了几次，这反而让我有了一个平常心，变的放松起来。思想也变的简单：随其自然，能不扫就不扫，有人让我扫，我就扫。也不再每次進出门都背口诀，也没有担心这、担心那的想法。神奇的是，大门从此对我畅通起来，再也没遇到有人强要我扫码的事。

有一段时间，疫情有反复，本地不断传来复阳和无症状感染的消息，门卫管理松了一段时间又紧张了。我進出小区时，查前面的人，查后面的人，从没有人问我，我也没什么想法。

疫情的发生，使我的修炼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这当中，我深深的感受到师父的慈悲看护、鼓励、点化。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