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洗脑班的门口，我的母亲紧紧抓住我的双手，要我与她一道回家。国保大队的人挡住不放，强行要把我关進洗脑班。我的老母亲放声大哭：“苍天啊！我姑娘是好人，她从来没做过坏事，你们几次差点把她打死，现在又把她折磨成这样，还不放人，还要把她搞進去再折磨，那我就跟她一起進去！”我弟弟也说：“我要到北京去点灯喊冤。你们凭什么不放人？”

在僵持期间，国保大队长和六一零的科长不停的给我儿子施压，要他来阻止我母亲和我弟弟。在压力下，我儿子过来说：“你们不要乱说，谁打过妈妈呢？”其实儿子内心真的不相信警察打人，总以为警察是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我平时给他讲中共恶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因为儿子听信了中共恶党的谎言，一点也不相信。当时我怕那帮人再逼下去，儿子会乱说而造业。于是我对母亲说：“您松手，我把他带進去看看，不然他总以为我们在撒谎。”

母亲难过的把手松开了。我对儿子说：“你跟我一道進去，看看里面是啥样。”儿子和我一同進去了。一進大厅，洗脑班要我填表，我拒绝。马上出来两个人高马大的警察，一人抓我的一只胳膊，扭我的胳膊、按我的头。我大声呼喊儿子和国保大队那帮人：“你们看见了吗？打没打人？是谁在撒谎？”儿子惊呆了，说：“原来你们真的打人啊！”

儿子要六一零和国保大队那帮人带他去找所长。儿子对所长说：“不是说放在这里学习吗？怎么一進来就打人？”所长说：“不打，不打！我们把打人的这个人调到海南去，你放心的回去工作吧！”儿子信以为真，对我说：“所长说以后再不打你，他们要再打你，我是不许可的。”我知道儿子又被他们骗了，我当着那帮人的面对儿子说：“妈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自残，如果在这里出了什么事，你世世代代告下去。”

自从儿子见到这一幕后，我再跟他讲我受到酷刑折磨，他就不象原来那样不信了。他知道报纸电台说的可能不是真话。

由于这么多年中共对我的残酷迫害，邪恶也没放过对我儿子的恐吓、威胁、骚扰。他在远隔千里之外的外省工作，平时这边的恶人经常电话骚扰他。二零零七年，国保大队一行五、六人闯進他家，当时儿子不在家，儿媳和她父母从没见过这场面，都吓坏了。他们质问儿媳为什么让我到他们家去？搞了什么活动？扬言要开除我儿子的工作，还要将我儿子如何如何。儿媳听他们越说越不象话，一下就火了，就问：“奶奶带孙子，犯了哪条法？你们要开除我丈夫的工作，凭什么？你们闯進我家，对我威胁、恐吓，我要告你们！”几句话，把他们吓跑了。

但这些事给儿子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怨恨我，很长时间不让我在他面前说法轮功的事，几乎不跟我说话。每次来我这里，站几分钟就走，一年到头我们也见不了几次面。

有一天，我要好的朋友（同修）坐在我家，儿子回来了。我对同修说：“这次我俩配合，把他加入过的邪党退掉。”同修说：“好！”

儿子见到阿姨坐在这里，很高兴，他们刚聊了几句，同修说：“伟伟，把你的党退掉吧！朋朋他们都退了。”儿子说：“妈妈早就给我办了。”我说：“什么办了？你可从来没有答应过，没答应的，能算数吗？”他大声的说：“我答应！”就这样，儿子退出了中共恶党的党组织。

二零一五年五月，我决定去儿子家陪孙子过十周岁的生日，给他们深入讲讲真相，那年五月，正好是诉江大潮的开始。我带上资料，决定去他们家完成诉状。

去了之后，我对儿子说：“我要写状告信，告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他们这么多年对我的残酷迫害，要回工资。”他说：“你写吧！”于是我花了几天时间写完了诉状。

我又对儿子说：“我想送给律师看看，诉状是不是这样写？因为我从没写过这东西。”我告诉他，我打听到了他们那地方一位人权律师的电话，并与律师通过电话，他愿意帮我看看。可律师距这里有一百多里，儿子要上班，他叫儿媳陪我去，儿媳可能有些害怕，不愿去。我说：“不要紧，我自己去。”儿子不放心，坚持要儿媳陪同。

律师见到诉状后，说写的很好，并说：“你们不是要讲真相吗？可以到处寄。”

五月下旬，儿子、儿媳开车送我去邮局发了这封诉江信。一周后，儿媳在手机上查到了诉状“已签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