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口的接待处我了解到，我不能在那里直接申请工作。SWR电台的播音组是在巴登巴登的，所有的求职申请都得在网上发到那里去。

我不知所措的站在那里，这时我看到接待处有个放传单的架子。于是我就问，我可不可以在那里放些法轮大法的传单。借这个机会，我对这位接待处的女士讲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经历的迫害。我可以看出她很受感动。我就问她怎么能把这个话题放在广播里。她告诉我，可以跟一位编辑联系。我可以感受到她很想提供帮助。

这位编辑在电话中告诉我，第二天，周五晚上，在广播电台那里有一个活动。在一个谈话节目中ARD电视台驻上海的记者会亲自来。另一位参与者是费莱堡的中国论坛的一位先生。SWR在费莱堡的主编会主持这个节目。

因为我第二天要去我先生那里，于是我首先想：“太可惜了，我去不了。”可是我也觉的，如果在这个晚上能提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那就太好了。这天晚上，我的小女儿出于各种原因请我能待到周六。我马上明白，这不是偶然的。于是我周五晚上就去了这个谈话节目。去之前我了解到，那个中国论坛是孔子学院的合作伙伴。让我惊讶的是，整个节目对中国（共）政府是持怀疑态度的。那个ARD的记者把中国和中共区分的很清楚。

当到了观众提问的部份时，我知道是说活摘器官和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时候了。整个会场坐满了人，有二百到二百五十个人左右。虽然有这么多人，我却仍可以很平静和清晰的讲话。我也又一次着重讲了要把中国和中共政府区分开。这个晚上，SWR电台里上演了一段简短而成功的关于法轮大法的采访。

在几个月之前，我就开始和费莱堡大学的欧洲法律学生协会一起组织上映某电影。一切都是完美的安排。电影上映的日期正好是为这个采访做准备的时候，这个电影提供了很好的论据。回头看来，一切都是简单有序的。可是在有些地方我还是得很有耐心和毅力。我两次去那个学生协会都没有达成目标，和他们主编找时间谈话显得很难。后来在大学找个房间放映电影突然也变成了问题。我就想，怎样对别人是有利的，可以接受的。在困难面前，我不去想是谁的错，同时也把考虑什么对自己有利的想法放下，比如说考虑什么时间对自己最合适。整个过程中，我注重让自己不要走极端，随其自然。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大致上可以保持平静的心理，能不断的想到救众生的愿望。一次，我也请了我们小组的其他同修发正念，排除干扰。当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时，我告诫自己，不要起欢喜心，不要让求名的心干扰自己。我一直想着我面对的众生，想着他们能得救。让我惊讶和深受触动的是，每个独立事件都象一块拼图一样，最后演变成一个整体。最后，我甚至得到了播音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对我采访的记者还向他推荐了我。这个记者本人也在播音组里。师父把一切都安排成最好的。

在家庭中修炼

让我感到可惜的是，我在家里的行为往往和我在大法项目中的表现完全不同。在大法项目中我尽力精力集中，并注意自己的行为要符合大法。常常从丈夫和两个女儿那里我能学到正直，慈悲，大度和忍耐，什么叫为别人着想。不久前的一个早上，我和我的丈夫和女儿开车上路。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我的女儿就把电话递给我。因为我本来就要停车让我女儿下车了，所以我就接了电话。是一个同修打电话来问我关于一个大法项目的事。我头脑中立刻有了一个想法：“我先生肯定马上就要生气了。可是我能证明给他，我能把一切都处理好，他不会有什么损失的。”这样一想，我就没有继续停车，而是打着电话把车开了起来。我的先生两次提醒我：“停车，打电话就是打电话。”看到我不听他的话，他才真的生气了。实际上是我“想比别人强”的执着心让我跟别人不断的有矛盾。

如果我能从整体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抱有争斗心，那么“追究是谁的错”的想法就完全是多余的了。那样我就不需要给别人指出他们的错误并同时想证明我有多么对。如果留心观察，我可以不断得到神给我的提示。有时广播里会有关于家庭矛盾和对家庭和睦的向往的报道，有时一篇明慧网的文章会正好我的处境相似，有时别人的评论会给我提示。如果我真的明白相由心生，我身边的一切，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场，那么生活会变的非常有意思，即使有时会很痛苦。

我家几年来经济状况都非常不好。多年来我发现，如果我在受到刺激时能保持平静的心态，家里就会有收入。如果我陷入争执中，就会有相反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本来订了房间的客人会突然退房。

几天前，我的医疗保险要求我补交一大笔钱。通过向内找，我看到我常常批评那些为了钱而让步的人，或者那些为了钱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的人。实际上，我是在鄙视那些普通人：大多数人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钱财。可是我呢，在多少情况下我能真正做到百分之百的相信师父，用法而不是用自己原来的观念做指导？比如我认为“用艺术方面的技能是挣不到钱的”。在苦难中我感到迷失，而不是高兴的把困难看成我提高的机会。

加入天国乐团

我长久以来一直有加入天国乐团的愿望，因为我会吹长笛，而且乐团演奏散发的强大能量深深吸引着我。可是我一直觉的乐团的服装不好看，太美国化了。终于，我用这种形式向世界展示法轮大法的愿望成为主要的，其它的都变成次要的。同时我也知道，加入乐团可能会加重我的经济负担，但我不想因此而放弃。

因为我们弗莱堡的学法小组里有两位乐团成员，所以象来回路上的安排之类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当我通过电话和一位同修做了音乐听力和节奏感测试后，他建议我在乐团里吹小号，因为吹长笛的人数已经足够多了。

开始时我很惊讶，然后我就竭尽全力的做准备：我先在一家出租乐器的商家租了一个月小号，后来天国乐团借给了我这个乐器。我还找到一位老师教我。当我终于吹出“欢乐颂”这首歌时觉的很自豪。可惜我的老师告诉我，我吹的低了八度。

我第一次参加乐团游行是在巴黎。我是作为乐团的新成员登记的，通过发传单支持乐团。整个经历是无法置信的美好。两天里，早上先是集体炼功，集体学法，然后游行演出，还在两处停留演奏。虽然没有人特地说什么，可是我能感受到乐团的凝聚力和整体的力量。看上去像是军队似的纪律严明实际上和争斗心没有关系，而是来自发自内心的坚定和勇敢。

我非常希望能尽快成为一个真正的乐团成员，也能在游行中演奏。因此，我又问了负责协调的同修，乐团有没有对长笛的需求。他说没有。第二天他跟我谈话时说，他考虑我是不是更应该先打小鼓，因为将来这个乐器组里也需要人手。这样，我就能比原计划早很多的参加游行。打小鼓得先练习大约半年，而吹号则一般需要练两年才行。虽然他的建议完全是为我着想，能早日参加乐团游行，可是我却感受到内心受到很大冲击。

我知道这是一个考验。我做到了象个旁观者一样，在自己身边观察自己，而不是被各种各样强烈的情感所左右。一方面，我能尽早参加乐团演奏，但是得用一个我还完全陌生的乐器。另一方面，我已经喜欢上吹号了。我觉的它很高贵，轻松，而且师父也用。可是这样，我就不能这么快加入乐团演奏了。

我内心斗争后，决定接受这个建议。我应该随其自然，尤其不能给乐团造成干扰。可我仍感到失望。开始练习小鼓时，我不是那么积极。很快我又找到能教我的人。我开始意识到，成为乐团成员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必须有付出的准备，得放弃急于求成的执着心。

“在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作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你不失，要强制你失。谁起这个作用？就是宇宙这个特性起这个作用，所以你光想得不行。”[1]

跟同修对话时，不断有人表示，觉的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能在乐团里用我已经会的乐器演奏。我意识到，这都是为了让我出现争斗心的。我清楚的知道，我应该无条件的配合协调人。现在，我只是觉的我选择乐器的过程挺有意思的。

最终一位同修建议我两种乐器都要学，并一下就借给了我一个小号。我开始觉的这个建议很荒唐，可是后来我发现挺好。现在我知道乐团还缺小号吹的好的成员。而我两种乐器都有，我都在练习。我为新的一年周末的训练而高兴。

希望我的交流能对同修们有帮助，感谢同修们给我的支持。我尤其感谢师父，给了我这样无比珍贵的机会成为一个大法弟子。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二零一九年德国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