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守所“C老狠”说：法轮功（学员）都是我的朋友

一九九九年九月的一个晚上，我第二次被绑架到看守所。被称为“C所长”的包号警察次日上班时，听说一位处级干部被分到了他包管的监号，就迫不及待的把我提出去“谈话”：“听说你是处级干部？放着好日子不过，你怎么也‘整’这个，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在我的号里必须服从管理，不能炼功，不准……你没来之前，已经有几个（法轮功学员）被我给‘收拾’的不敢炼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别给我找麻烦。”

他的这番话，让我联想起刚来时一位同修告诉我的：一位同修被他打的臀部呈黑色，而且肿的很高；一个刑事犯罪嫌疑人被他吊在窗户铁栅栏上铐了整整一天，放下来后，胳膊和手几个月不能动。看来他就是那个被叫做“C老狠”的警察了。

仔细看着他，感觉他的面相不是很恶，我问他：“你了解法轮功吗？”他说：“这两个月电视上天天放，这些天总在传达上级文件，谁不知道啊？我就不理解，你怎么能相信这些迷信的东西？”

看来他是被中共谎言给毒害了，我就开始给他讲为啥要修炼法轮功：我出生在农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上学时，家里人口多，家境艰难，只有父亲一人在生产队劳动，欠下三角债一千多元，那时一个农民干一天只能挣一两角钱，一千多元的债务，对我们一家而言简直是个天文数字。生产队年终不能分红，就连提供的口粮都吃不饱，一家人生活就靠父亲种自家开荒的自留地和母亲养猪维持生活。一天深夜，父亲去生产大队开会一直没回来，母亲的针线活也做不下去了，急得团团转，弟妹还都小，他们都早已入睡了，身为长子的我虽然躺在被窝里，但被母亲的焦虑不安牵动的也为还没回家的父亲担心起来。终于听到开门声了，我的心就象一块悬着的石头落了地。只听母亲问父亲：你咋才回来呀？！父亲呜咽着说：唉！我们今后的日子更难过了，大队里传达文件，说“小开荒是口粮，老母猪是银行”，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批斗会上，我被当作典型，还逼我承认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了。可是，没有开荒、不养猪，这日子怎么过呀？再说养猪开荒的不只咱们一家，这是明着欺负人啊……听母亲一边劝着父亲，一边哭泣着。那一夜之间我仿佛成熟了许多。

这件事给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父母养活我们一家人太不容易了，我暗下决心，不能辜负父母的期望，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我就发奋读书，终于上了学，跳出了农家院，毕业后经过努力，从企业团委书记直接被选为党委副书记，又成为实权在握的中层领导，当熬到副处职时，还不到四十岁，成为被同行羡慕的佼佼者，也是被上级列为年轻有为、最有发展前途的后备干部。可谁能知道对一个没有权势背景和钱财的农村孩子而言，这些荣耀的背后，得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为了给家里尽量多攒些钱，我节衣缩食，加之常年在官场上争争斗斗，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患上被全国各大医院确诊为几近绝症的血液病。

父亲得知消息后，進城来看我时，在众人面前嚎啕大哭；母亲甚至为此将自己的后事都安排好了，还告诉我的几个弟弟妹妹：你哥哥要是好不了，你们谁也别想留住我，我就和他去了……在我病情最严重时，几天就得输一次血，那时看到别人的嘴唇是红的，我都羡慕不已。后来通过练气功、吃中药等，病情才稍有缓解，但各项指标都不稳定，等我当上副处职干部时，由血液病诱发的各种疾病都不期而至，在别人都羡慕我要继续提升为副局职时，我却在病痛中煎熬着，每天靠药物维持生命，不知哪天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一九九四年九月，有同事向我介绍了法轮功，万万没想到，一个曾经五次被送到邪党党校進行所谓的培训、被灌输的满脑子都是无神论变异思想的我，却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和“真、善、忍”的法理所折服。炼功仅短短十几天，所有疾病都不翼而飞，那种无病一身轻、重获新生的喜悦，和按真、善、忍做好人，升华境界的感悟，只有亲身修炼大法的人才会懂得大法的神奇与珍贵。那时我常常为自己得法太晚而懊悔，可怜自己被中共无神论欺骗了这么多年。我常常下决心，将来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都要坚修大法到底。

接着，我首先将大法洪扬给我积劳成疾的妈妈，妈妈炼功后，风湿病，肺心病、顽固的头疼病等多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接着妹妹也得法了，肝硬化好了；父亲也修炼了，他动脉硬化也好了。很多亲朋好友看到我们全家人在大法中受益了，都相继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了。他们也都是无病一身轻，成为大法中的受益者。如果不修炼大法，我可能早都不在人世了。C所长，你说我修炼大法，是象被中共宣传的那样，是那种不理智的人吗？当我擦去眼角的泪花看他时，他刚才的愤怒表情消失了，眼里似乎也闪烁着泪花。

他沉思了一会看看窗外，回头说：“那本书（《转法轮》）我也看过，我觉的不可能是他（李洪志师父）写的吧，他也没上过大学，怎么天文、地理的什么都知道呢？”我解释道：C所长，你的想法我能理解，可是我曾亲自参加过李洪志师父在大连举办的一次报告会，亲历师父当场讲法三个多小时，却没有任何文稿。作为一名在首都北京闻名遐迩的气功大师，这可不是谁想当就能被认可的；在两次健康博览会上为众多患者治病，无论什么病可以说是手到病除，有的病人是抬着進来的，被大法师父当场就给治好了，可以自己走着回家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曾对大法师父的功力進行过现场测试，我家现在还有相关测定的完整资料呢。再说，如果这本书真是别人写的，那就更不应该说大法师父如何如何了，怎么不把写书的人公示于众呢？他听了很吃惊，笑着说：还得是处级干部啊，你说的真有道理。我说：并不是我会说啊，道理就在这摆着呢。

自那儿以后，只要是他当班，或找我去办公室，或就在监舍的窗外找我交流。随着对真相了解的深入，他对大法的心态越来越正。当他听说我一连几天腹泻，他就把暖瓶拿到监号，叮嘱牢头：“看管好暖瓶啊，只能给老M（指我）一个人用。”他还每天给我送来几枚煮熟的鸡蛋和一罐大米粥。牢头羡慕的对我说：你们俩啥关系啊，老C可不象别人，他最讲原则了，按理说，这暖瓶是不准留在监号里的，因为怕犯人想不开，可能打碎后用作自杀的工具，我在这个号里都待好几个月了，他这样对待在押的人，你还是第一个。

回家后，我曾邀请单位领导作陪，请C所长吃了顿饭。当听到我和单位领导非常感谢他对我的关照时，他赶紧说：“不用感谢我，我还得感谢你，是你让我明白了那么多（真相）。人这一生就象在下棋，遇到关键的几步，棋错一招乱全盘，一旦走错了路，一生都无法再挽回。要不是你和我讲（真相），我就相信电视说的了，谁能想到国家（中共）还能撒谎啊？！”当时我单位领导虽然很了解我和法轮功，但迫于压力，原本还想说几句“党话”，可听他这么一说，也随之归正了。

C所长对法轮功的态度完全变了，他因此得了福报，原来他血压高，还曾患一种病，从此好起来了，至今身体都很健康。后来，他不再管理监号了，被安排到一个令人羡慕的岗位。据说，他这个新岗位得是所长最信任的人才能用。

每当他听说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看守所，他就象关心他的好朋友一样告诉牢头：“给我照顾好他（她），这是我的朋友。”他还自己出钱，给黑窝里的同修订购生活用品和咸菜食品等。有位同修从看守所回家后，特意来告诉我，说受C所长之托要给我带好儿。同修说：“在我被绑架到看守所的第二天，C所长就進到号廊里对着窗口喊：昨晚進来的法轮（功学员）在这儿吗？因为我不认识他，还以为他是要来非法提我出去提审我呢。听到牢头的回应后，他就叮嘱牢头：‘你给我照顾好他啊，这是我的朋友。’牢头笑着说：‘C所长，你的朋友真是不少啊！’他说：‘对，凡是法轮（功学员），都是我的朋友。’”

每次找他想了解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同修的情况时，他从不回避，还主动帮助打听。

有一次，一位从看守所回来的同修和我说，咱们被非法关押在里面的同修经常找C所长帮忙，很多人都知道C所长关心法轮功学员。

有一次牢头就问我，C所长是不是也炼法轮功啊？我说，“他不炼，但是他就象你一样，知道我们都是好人。”我担心这样下去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为此在一次和C所长见面时我说，我们修炼人应该为他人着想，这几年老找你为我们做这做那的，里面的同修也和你不见外了，有事就找你，时间长了能不能给你带来不好的影响？他说：这个我考虑过，我觉的你们与那些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不同，你们都是好人，没有伤害第三者，也不涉及串供的问题。而那些犯人嫌疑人不行，我帮他们就等于帮他们继续伤害别人。我在看守所是老人儿了，我们领导都了解我。其实，这么多年了，他们也都对法轮功有所了解了，就是一场运动，说不定国家一换领导了，运动也就结束了。我就是愿意和你们在一起，一见到你们就高兴，和你们在一起我就特别舒服。

C所长还特别关心法轮功学员的安全，几乎每次和他见面都说：可得和大家说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呀，一被他们弄那里（看守所）去，那些没有人性的东西，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好人，一律往死祸祸你。我能帮的也是有期限的，一被走程序我就啥忙也帮不上了。

他还曾想方设法的帮同修往里面送物品（包括师父经文）。为了表达对他的感谢，同修想请他去饭店，可等吃完饭同修去付费时，才得知他已提前把钱压在服务台那了，还和服务小姐交代，必须由他买单。看到同修为此很是过意不去时，他却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你们现在还被（中共）打压（迫害）中，很多人都已失去了正当收入，等法轮功平反时，你们再来请我吧。”他对大法的正信，对魔难中同修的理解，真是令人感佩。

因为同修在看守所能看到大法经书，正念和救人的心越来越强，看守所的环境也越来越宽松，同修很少被强制参加奴工劳动。平时除了坚持学法、炼功、发正念外，同修大都会主动给犯罪嫌疑人和狱警讲真相。曾有被非法关押同修在请律师时，因没有直系亲属签授权委托协议，只好由同修以亲友身份来代签，看守所也没因此给律师会见同修设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