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九年八月四日会见日，家属去探视，被告知不能会见，家属从法律、人情、道义等各个层面讲要求会见的理由（周敦望妹妹病危），狱方还是不让会见，主要歪理是：为了七十周年 的“国庆”安定。

周敦望是湖北省麻城市水利局的一名干部，负责全市水利工程的技术工作，修炼法轮功后从精神和身体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家庭里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女婿，在单位也有着良好的口碑，在他这次被绑架之前还升他为副局级。单位两次加工资的唯一指标让给别人，水利局局长明确指明第二次的指标只能给周敦望、不能让给别人，他还是让了。在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单位领导让他填贫困家庭补助申请，他没有填（当时兼职单位会计）。他二十多年没有报销过一次医药费。

周敦望的家庭情况很特殊，他兄弟姐妹五人，姐姐四十多岁时中年丧夫，小妹于中年突发脑溢血去世。大妹从小就有先天风湿性心脏病，嫁的夫家也就差一些，后成单亲家庭。妻子杨险峰于一九九零年突发精神病，儿子也于二零一四年六月份突发精神病。这么多亲人的家庭遭不测，能从艰难中挺过来与周敦望的悉心照顾是分不开的。父亲去世之前，多余的退休工资全部交给他处理，他没动一分，而是在父亲去世后平分给了兄弟姐妹五个人。家乡是遗产只分男，不分女，周敦望在利益面前看重的是亲情。

周敦望一家于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日开私家车到浙江省金华市杨险峰的妹妹家探亲，在离开金华时被金华市国安绑架，非法关押在金华市婺城区看守所。据悉，他们因为在车上发真相短信被拦截和搜查并被构陷，杨险峰（妻子）、周敦望、周梁（儿子）分别被冤判三年九个月、三年六个月、一年九个月，并被处罚金分别为二万元、一万五千元、一万元。

周敦望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被送往浙江省第二监狱，妻子杨险峰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送往浙江省女子监狱，儿子周梁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被送往浙江省第四监狱。其中因杨险峰及儿子周梁被迫害得精神病复发比较严重，家属得到了四监及女监的电话及书面通知。

直到二零一八年的四月份中旬以前，家人根本就不知道周敦望身在何处，所有的亲人都很担心他的安危，多方打听，在往二监外的打听途中，有警察说只剩下两年的刑期的人，不可能送往二监，二监关押的都是重型犯、死刑犯。说是法轮功的，那有可能。通过猜测及在四监侧面了解，估计周敦望可能被关押在二监，找到了杭州市驻监狱检察室电话咨询情况，予以证实。

检察室几天后电话告知家属可以在二零一八年五月份或六月份会见一次（话里有话，什么时候能见第二次还不知道）的权利，（后来得知周敦望是在二监狱一监区服刑，一监区的规定是从进监狱的第一个月起家属可以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允许会见。）但还是大打了折扣。电话里说一次可以会见三个人。

家属好不容易开了各自所在地派出所亲属人物关系证明，千里迢迢从四面八方赶往浙江省第二监狱，最终监狱在不情不愿的情况下只允许周敦望的兄长会见。同去的家属不想放弃难得的机会，到监狱教育改造科找主管反映情况。开始说主管不在，一说法轮功，马上就有了葛科长。家属从法律层面解释，希望能允许会见。狱方不仅没有允许会见，还高声大噪，态度粗暴，竟然反咬一口，当即反映到家属所在地的610办公室及所在单位，说家属到二监闹事儿。真实情况是教育科同办公室的一位女士因为看不下去一个胖胖的男士的态度，还说了一句公道话。“他们首先就表明了态度，不是来闹事儿的，只是想要一个不让会见的理由”。教育科负责人还说，我们要到周敦望的家乡去调查的。果真不久就到周敦望的家乡调查，这是后话。

周敦望的兄长在这半小时的会见时间里，除了与其他的会见家属享有被电话录音的“权利”外，还多了许多“特权”，周敦望那边有包夹、有警察“陪同”，家属这边也有警察“陪同”，当会见的互动双方每说及一个人物的姓名时，警察要在中间插话问这个姓名与周敦望是什么人物关系。

家属第二次想迫切见周敦望的人是他的儿子周梁，周梁的出狱时间是二零一八年八月一日，周梁与爸爸周敦望是同时同车送往杭州的，只是不同的监狱，周梁当时的状态很差，进看守所身高一米七十六体重一百七十多近的他，在送监的那天已经没了意识，送监的时候是下雪天，体重只有一百零五斤。爸爸是流着泪与他分别的，尽管两监狱会见地址只是一墙之隔，父亲得不到儿子是否安危的半点信息。

儿子出狱的第一个想迫切且能会见周敦望的时间是二零一八年八月五日，第二监狱百般刁难，说要周敦望的单位证明（此时单位已被二监通知开除周敦望），要周敦望户口所在地麻城市政法委的证明，都被推诿。后又说要周梁户口武昌区所在地的政法委的证明，政法委对周梁说“你在我们这儿住几天学习班才可开”，硬是给阻拦掉了不让儿子会见的第一个机会。

会见的再次机会是二零一八年九月一日，此时周梁的妈妈杨险峰被迫害得出现了严重的疾病，除原先的精神病复发之外，子宫里长了一个拳头大的畸胎瘤及鹌鹑蛋大小的子宫肌瘤，需要手术。本来在会见日的早上八点多就可以会见的时间，被“特批”在下午方才得以会见。

第三次会见周敦望的时间是二零一九年的正月初一，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有很多领导来监狱视察，家属也“沾点儿光”虽然比普通的家属登记后多等待半小时后，被“特批”了。同意了同去的两个家属会见，但被告知你们家属只能说家人的日常生活，不能谈及任何其它问题。

第四次会见是二零一九年的六月二号，同去两个人，登记时发现周敦望的材料被放在一个写有大大的六个字“打黑除恶特批”的档案袋里，“特批”了很长时间才得以会见。算比较顺利的是二零一九年的第五次儿子的会见，没有“特批”的等待时间。

家属通过第五次的会见情况误以为终于监狱醒悟过来了，身在司法机关的狱警，最懂法律，会按法律办事儿了。哪知这次因家里有特殊情况，最需要会见，却没有被会见成。

周敦望的亲妹妹（单亲离异妈妈，女儿靠周敦望及其他亲属帮助抚养）心脏病复发，住了重症监护室，二零一九年八月四日会见日的前几天，已经做了第一次手术，等待筹款进行后续手术。同时考虑到经济原因，只去了一个家属。特批三、四十分钟左右时间，被二监一监区新上任的副监区长张海平告知不能会见，家属从法律、人情、道义等各个层面讲要求会见的理由，张副监区长进行了三四次所谓的申请特批，周敦望所在中队的中队长也到场。家属拿出了其妹妹病重的照片证明，张副拍了家属手机上存有的病人照片，在得到了周敦望的亲口证明周胜香是其亲妹妹、及电话周敦望的大哥证明，还是被使诈说成是会见家属说的是谎话，还说打电话打到武汉医院去调查了，病人并不严重。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电话给医院。这三四个回合的所谓请示时间里，是请求吗？不是，是在打电话给这次想会见周敦望的家属所在的政法委、所在单位，用变相的威胁手段阻挠家属会见，不让会见的主要歪理是：为了七十周年 的“国庆”安定，会见家属也是炼过法轮功。家属问以前也是同一情况，既然也让会见过了，并且也没有违规，怎么就不可以呢？说到最后，要想会见，必须要会见人所在地610办公室的证明。会见人辗转多地从千里之外来浙江二监为了这次会见，别说“610”办公室不存在了，也不会打证明；就说能做到还来得及吗？通过以上所有情况得知这实质上是不折不扣的百般阻挠、刁难家属的正常会见。

下面再来讲一下前面所说到的“后话”，周敦望兄长第一次会见不久的三天内，浙江二监的人到周敦望所在单位及上级部门调查，然后再到其兄长家说：“周敦望真是一个好人，他家里情况特殊，希望争取减刑。”实际上就是拿“减刑”作诱惑，要好人按改造的要求把好的说成是坏的。

至今日为止周敦望已经被强制服了三十五个多月的“刑期”了，还有八个多月时间。按照浙江二监对周敦望减刑条件是：要其居住地市级以上民政部门的贫困证明材料，没有证明必须交清罚款（三个人都服刑，已没了经济来源，明摆着的事情），家属还是开了证明，寄去了。之后家属会见时顺便再次询问有关的减刑情况，回答说只能减二、三个月，还必须要有认罪悔过书之类的，还要当事人当地政法委的人来监狱，也向他们认错。

在能会见的几次里，了解到即使只聊家人日常生活的信件，大部分也没有到周敦望的手中，在一次会见时陪同警察直言不讳地说：“被我们截留了。”

说白了周敦望在监狱中享有的各种“权利”，不如重刑犯、死刑犯，不如社会上的人渣。如此看来，所谓的“依法治国”是欺骗老百姓的把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