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先交代一下我与几位同事的关系：杰克（化名）是我的顶头上司，莉莉（化名）是杰克的顶头上司，朱迪（化名）是莉莉的行政助理。

事例一：

有一次我给朱迪写了一封邮件，为方便对方阅读，其中关于产品数量和种类的部分我加粗并加了下划线，然后抄送了相关的人，包括杰克。可是当我们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收到的产品的种类还是错了。客户过来投诉时，我理直气壮的告诉杰克：这个错误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朱迪。杰克查看了邮件，说确实不是我的问题，然后他就把那封邮件转发给莉莉，抄送了朱迪和所有相关人员，包括我。

当我看到杰克的邮件时挺震惊的，心想：“杰克怎么能这么做呢，多得罪人呀！口头说一下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大动干戈的抄送给大家？这下朱迪太没面子了！会影响到她以后升职吗？她会不会记恨杰克？”果然，没多久我发现朱迪的邮件都没有了，既没有人发给她，也没有她回复的邮件。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个月。我更确定朱迪一定是因为杰克的那封邮件，或者被降职或者被孤立了。没想到，一个月后她的邮件又出现了，和以前一样，还是处理同样的事务，只是邮箱地址中姓氏改了。原来她是去结婚度蜜月了，回来后按照西方风俗习惯，将姓氏改成了丈夫的姓。

因为朱迪不用出差来中国，平时我们的沟通全部是通过邮件。其实我看不到她的邮件时，随便找一个人问一下就能知道她是去结婚了。但是由于我那个党文化的斗争思想，认为“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争我斗”、如果犯了错被人发现就会被整，所以自己就胡乱猜测朱迪一定是被处罚了，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去问别人朱迪怎么了。真是荒唐又可笑！用党文化整人的那一套东西去揣测正常人的行为，那肯定是猜不对的。

自从这件事之后，我对西方主流社会人的工作习惯更欣赏了，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在中国大陆的单位里，你不犯错都会有人整你，何况你要是犯了大错误，可能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这些党文化思维形成了之后，在工作中就会用它去衡量所有的事情，在外国人看来一定是怪怪的。

事例二：

公司有一个大客户的合作项目，莉莉作为领导并不看好，她向决策层汇报时请求停止这个项目，得到了认可。可是杰克却认为项目的成功性很大，就向莉莉请求直接跟莉莉的上级汇报，得到莉莉的批准后，他直接与决策层沟通并说服了他们继续这个项目。

事后杰克非常高兴的把他分别与莉莉和决策人的交谈记录给我看。在他和莉莉的聊天记录中，莉莉说的很清楚，决策人确实和她一样不看好这个项目；而在他和决策人的交谈记录中，决策人最后却同意了杰克的想法，继续此项目。杰克对我说：“你看，我常常说，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轻易放弃，坚持下去才可能会成功！”

我在看他们的对话记录时，脑中反映出的第一念是：“莉莉自己不想做，也不想让手下人做，万一手下人做成了，就抢了她的风头了！如果公司因此重视杰克而不是她，她肯定会很生气，那样杰克的日子就难过了。杰克怎么那么傻呢？”

这一念冒出来以后，我就觉的不对劲，这不是党文化里的斗争哲学和妒嫉心吗？这时我就警觉了。我仔细分析：

莉莉不看好这个项目，在我们大家面前，甚至包括在客户面前，她都是这样说的。虽然这样看起来有点武断和自以为是，但是当手下人请求跨级汇报时，她并没有阻拦，而是客观的为公司的工作考虑，坦坦荡荡的给手下人充分的机会，完全没有维持权威和阻挡别人超过自己的妒嫉心。

杰克同样没有争斗心和保护自己的心理，心里是为公司着想，并不是为了为自己争得利益，所以敢于向自己的上司请求越级汇报。成功后虽然有一点欢喜心，但没有那种想利用这个机会表现自己、向上爬的想法。

在把我自己和他们俩做了对比之后，发现我修炼大法这么久，本来对自己在常人中的成功失败、是否得到领导赏识在法理上已经看的很淡了，可是在这两件事情中，自己发出的念头却充斥着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以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什么“优胜劣汰”，以为“妒嫉”、“拆台”、“在工作中保护自己”是正常的人的行为，人人都可能会这样做。其实已经是被党文化毒化得不知道正常社会的人与人之间那种友善、信任的关系了。

结合与没有党文化的人在一起的经历，我从师父的法中体悟：在一、两百年以前，人类的魔性（负的一面）主要表现形式是人的执着心，自以为是的心、显示心、名利心等各种人心，因为人在三界中，佛性和魔性同在；而共产邪灵是宇宙在末法末劫时出现的一个变异的东西：就是时时处处争斗。一个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让人不自觉养成的“保护自己”的意识，为保护自己而养成的狡猾心理；另一个是在利益面前的争夺、争斗。而人性应该保持的祥和和善良，被视为无能和愚蠢。我发现这种念头才是魔鬼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大陆人长期浸泡在党文化中潜移默化形成的。

学这些年师父的讲法，师父一再的提到这个党文化的问题，我觉的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漏很大。把自己的思维调整到正常人类的思维模式上去，还是需要花很大力气去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