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史记》，许多人都知道。当年司马迁专心致志写作这部煌煌大著时，曾因为得罪了汉武帝，被判了宫刑。悲愤交加之下，他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想到这点，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就这样，司马迁在屈辱之中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8年时间，在他60岁时，终于完成了52万字的巨著——《史记》。

那么，司马迁究竟为什么要耗尽毕生的心血，用自己的生命来写完这部《史记》呢？用他自己的话说，目地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

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探讨天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不仅是司马迁和以他为代表的古代中国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一大目标，也是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的一根主线和一大主题。

比如，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问题的对策中，一开始就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天人相与之际”，也就是天人之际，是董仲舒这个对策的基本内容。和董仲舒同时，以治《春秋》位登宰相的公孙弘，在建议汉武帝开办儒学教育的时候说：“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史记·儒林传》）但是，一般的官吏不能懂得这些，所以需要培养儒学的人才。这就把通天人分际，也就是天人之际，作为儒家学问的基本方向。西汉末年著名儒者杨雄也说：“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者也。（《法言·问神》）”到三国汉魏的时候，何晏称赞王弼，也是说：“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世说新语·文学》）。何晏著有《论语集解》，也是当时的儒林领袖。北宋著名哲学家邵雍也曾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

几千年来，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个主题，人们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究，构建了中华文化的思想观念体系，人们通常称之为天命观，或曰天命思想。而夏商周上古三代则是中国天命观发展历史上有确凿文献资料可考的最早阶段，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天命观的源头。

那么，那时的中国人究竟是怎样看待天人关系的呢？各位且听下回分解。（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