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外地部队工作，母亲抚养我和妹妹，还要上班，非常辛苦，落下了一身的病。特别是有时腰腿痛得起不了床，下不了地，中西药、针灸封闭、什么偏方都用过也不好。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母亲病的厉害，下课后同学们都在教室外面玩得热火朝天，而我却独自一人趴在桌子上想：等我长大了给母亲买个轮椅，推着她……想着想着，眼泪便悄悄的往下流，同学看见问我怎么了？我赶快抹两把眼泪说：“没什么……”

母亲一九九七年春开始修大法，那时我刚毕业，在外地上班，回家看到母亲多年被疾病折磨的身体焕然一新，充满着活力，每天三点多钟起床参加集体晨炼后，骑着自行车到百里以外的乡镇、农村去洪法教功。我感到了大法如此的神奇，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再也不用苦苦牵挂母亲了。

风云突变，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母亲被绑架、非法抄家。这让我感到非常的迷茫，中共为什么把帮助人民祛病健身、提高人民道德的功法当作“×教”来打击呢？一天，母亲单位一位和蔼正直的局长奉上面的指令来我家做母亲的工作，他指着桌子上的西瓜说：“西瓜瓤是红的，他们非要说成是黑的，你就跟着说呗，顶着风头上，一点好处也没有。”我听了后，当时觉的这位叔叔说的“有道理”，在中共体制下的国家干部都这样违心的无可奈何的对待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尤其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又能奈何？

年底我把母亲接到我地帮我照顾小孩，可以在家学法炼功，觉的这样在自己身边更放心一些。母亲照样做着她之前所做的跟大法有关的事。第二年，也就是二零零零年冬天，母亲去北京证实大法，没敢告诉我们，事后她说当时也有好多顾虑，担心父亲、担心我和孩子，又怕我们阻拦她。很庆幸，几天后母亲安全回来了。

不久，靠近大年了，我知道母亲又要去北京，怕母亲被抓的心使我失去理智的又哭又闹，挡在门口不让她走。母亲说：是别人给买的票，我不去也得把票钱给人家吧，我相信了。我在家左等右等不见母亲回来，于是我去给母亲买票的同修家找，得知他们一块去火车站了。我象疯了一样上火车站到处寻找，感觉自己被“骗了”。那时全国迫害形势很严重，央视广播很恐怖。看到父亲憔悴的面孔，成天倚坐在床头彻夜不眠，孩子没人看，我的工作咋办？此时焦头烂额的我不理解母亲的做法，怨恨过她。

大约半个多月后，临近过大年，母亲原单位领导通知父亲去北京接被绑架的母亲。几经周折父亲把母亲接回家。我却冷言恶语的数落了她一顿。我说，“你不管我爸了吗？你不管孩子了吗？你不要这个家了吗？”母亲平和的说了一句：“让你操心了，我对不起你们。”不知为什么我听了后更来气了，但是母亲一边跟我道歉一边告诉我为什么要去北京。

母亲说，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大法给了她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当大法遭受污蔑时，怎么能在家里偷偷学而不出去为师父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呢？古人不是有句话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吗？虽然还在生气中，母亲这么一说，我又觉的有道理。

后来我知道母亲在天安门广场打“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时，被警察打倒在地，用脚又踹又跺，把母亲踹的遍体鳞伤，脚不能走路，晚上关在郊区的空屋里。因不说出叫什么、是哪里人，母亲被揪着头发打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整夜不让睡觉，也不让起来，警察们边吃西瓜边拿着刀子在母亲头前比划：“不说就捅死你！”第二天早晨来接班的警察才把她从地上拖起来。起来后，母亲全身僵硬，手指不能弯曲，头发落了一地。之后被我地在京的公安警察劫走，关押在他们临时的驻京所在地。母亲整天戴着手铐脚镣坐在警察床铺的夹缝中，不能睡觉，不给饭吃……

为了信仰，母亲遭受那么大的痛苦而又无怨无悔。我看到了迫害者的邪恶，修炼人的大忍之心和坚如磐石的意志。母亲没有错，母亲太了不起。一想起这些我打心里难过，为当时不理解、不冷静说出的那些伤害母亲的话深感惭愧和内疚。

二零零一年春天，父母带着我刚满两岁的孩子回老家，被当地的六一零绑架到洗脑班。孩子是我母亲一手带大的，离开她后加上受惊害怕病了，高烧不止。白天父亲看着她，没办法晚上跟着母亲睡在洗脑班二十几人的男女混合大房间里。

那时我已经慢慢的理智起来了，也会思考了，身体健康固然重要，但信仰更重要，也渐渐理解母亲修炼过程中的艰辛和不容易。所以这次我没有怨言，虽然一会儿担心母亲，一会儿又担心孩子，但已经能冷静面对了，知道邪恶对不放弃修炼的人的迫害是无孔不入，我从此也开始坚强起来了。

二零一二年母亲在我所在的城市再次被绑架。国保大队长领着八、九个人闯進家中，翻腾了一上午，抄走了母亲做资料用的所有耗材、机器和孩子学习用的电脑。孩子中午放学回家的时候正好碰上，她哭着要求这些警察把她的学习资料从电脑上复制下来。我知道后，毅然决然的、堂堂正正的走了出来。因为在这近十年，我虽然没有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但母亲把《转法轮》这宝书送给了我，并给我看师父发表的新经文。特别是当我看了《九评共产党》一书后，更加明白了真相。

孩子在我的母亲的养育下，从小学法，还跟着一起做证实大法的事，我也非常支持。孩子上一年级要集体入少先队之前，母亲去找孩子的班主任老师，讲大法真相和为什么不入少先队，老师很痛快的答应并说要征得校长的同意。两天后班主任告诉说校长同意了。当时家里其他人心里还有点不踏实，怕影响孩子的学业等。其实什么也没受影响，而且孩子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也让我很省心，更加相信法轮大法是正法。

母亲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于是我天天到派出所、国保大队去要人，遭到国保的非法拍照和多次恐吓，我没有惧怕。因为我知道大法没有错，母亲没有错。有一次通知我全家去看守所见母亲，到那一看，门口横幅标语布置得冠冕堂皇，原来叫我们来是让我们配合拍照，宣传邪党的“伟光正”。我们不配合转身就走，宁肯不见母亲，也不能往明目张胆迫害正信的人的脸上抹粉。几天后我要求去看守所见母亲，在接待室我要求所长把摄像和录音的设备都关了。母亲告诉我：妈妈修炼真善忍没有错，非法关押好人是他们在执法犯法。直起腰来做人，正面告诉你老板，让他了解大法，理解你的暂时处境，以免影响单位的工作。我照母亲的嘱咐做了，果然老板非常理解并同情，这样我一边坚持工作一边去公安要人，母亲也很快就回来了。

二零一五年诉江大潮一开始，母亲义无反顾的率先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大魔头江泽民。亲历母亲被多次迫害的我也投了诉状，不久被派出所绑架。之后每年邪党的所谓敏感日，派出所的电话和進门骚扰不断。特别是去年青岛峰会前，父母亲原单位六一零、派出所、司法所的人几次驱车来谈话拍照，期间我心平气和的向他们讲述父母亲退休前都是单位和同事公认的好干部、好人，自修大法二十多年没吃一分钱的药，身体健康，为国家节省多少医疗费不说，就我们做子女的一点负担都没有。多年来不用我们晚辈的洗一件衣服，做一顿饭，七十多岁的人走起路来腰板挺直，象年轻人一样。回原单位时，同事都说二十多年了母亲跟退休时没变样。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在学炼法轮功，我诚心希望他们顺天意而行，生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些来的人听了看了不断点头认可，并很抱歉的离开。

母亲还有好多好多修炼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就不一一赘述。说起来惭愧，经历了母亲这些年的风雨历程后，二零一七年我才真正恭恭敬敬的捧起《转法轮》，如饥似渴的学起来。晚上去父母家一起学，早晨一起晨炼。慢慢的放淡了为名为利这颗心，明白了师父讲的：“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地”[1] 。我系统的学了师父的各地讲法和明慧网刊登的同修的交流文章，意识到背法是我这个得法晚的弟子的当务之急。

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认真的背法，有时会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马上就能找到师父在哪个地方也阐述过这个理，真正体会到背法的殊胜和收获。当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所有大法弟子须知》，我一点没犹豫立即行动起来，删除了微信和QQ，克服了单位用微信、学校用微信的种种障碍和观念，做到后全身有一种特别释放和轻松的感觉。当在政府部门任要职的同学电话问我为什么不用微信时，我说给孩子做个榜样。他说：“你做的对，我支持你！买个老年手机用就行。”我知道这是师父用常人的话在鼓励我。

师父说：“你今天是最幸福的宇宙生命了，你是大法学员了，天上的神都羡慕你呢”[2]。是的，我太幸运了！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把我安排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现在我们一家在一起学法炼功，好幸福！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澳大利亚法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