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善心

徐少渔是钱塘人，光绪庚寅八月初，他向彝斋借了一百圆银币，没有立借据，只口头约定一年以后如数偿还。第二年八月初，徐少渔病倒了，危在旦夕之际，躺在病榻上的他一直喃喃自语：“还钱的时间快到了，我如果死了怎么办啊？”

其妻听后对他说：“你借的钱没有借据，没有履行约定的必要，你就不要愁了。”徐少渔说：“他因为相信我，所以才没要借据，我怎么能自己不守信用呢？”于是让妻子将家中的一柄玉如意和两件狐裘拿去卖了，共卖了九十银圆，又从别人那里借了十圆，最终在约定的日期如数偿还给了彝斋。没过几天，徐少渔的病痊愈了。

答应别人的事，就应秉持“真”的原则，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做到，这是为人处世之本，是一种传统美德。看一看这些不惜身家性命而谨守守信重诺做人准则的古人，真是令人由衷的钦佩，神迹也可能在这些人生活里出现。

季札挂剑

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也就是现在的江苏一带，算得上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虽然吴国在当时算是边疆，却被上天看中，选为“孙子兵法”的诞生地，吴越争霸的故事也发生在那里。

它的特产也和战争很有关系，吴越出产精良的兵器，享誉当时的春秋各国。

那时有首古歌谣叫“徐人歌”：“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唱的是封地在延陵的吴国公子季札，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

季札是吴国第十九世君王最小的儿子，季这个字有最小的意思。有一天，季札到鲁国出访，中途要经过吴国的附庸国徐国。宗主国的贵公子来了，徐国的国君自然热情欢迎招待一番。这期间，徐国君王喜欢上了季札的一样东西──他腰间佩带的宝剑。

季札的宝剑哪里吸引了徐君，如今已经无从知道，但是吴国的铸剑技术，从近年来挖掘出的文物中可以管窥。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两千多年后出土，照样寒光凛凛。

季札此去鲁国还不是一般的出门，是进行国事访问，宝剑确实不能相赠。按照春秋战国时代贵族的标准，出门是不能不佩剑的。不然，就会象女子蓬头垢面出门、出席宴会穿拖鞋一样不合礼节。

于是季札决定，回国时再将宝剑送给徐君。不过，他只是心下暗许，并没有说出口。一年之后，季札回到了徐国，却发现徐君去世了。可是，宝剑还是要送给徐君的。后来他将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自己离去了。

季札说：“上次我经过徐国的时候，从徐君的神情上知道他很喜欢这把剑。但我还要出使，不便把剑献给他。虽然这样，但我在内心里已经将剑赠予徐君了，不能因为他的亡故就违背原先的承诺。”

古人知道，亡故的只是人的躯体，真正的徐君，在季札真念一动之际，已经收到了这把守信之剑。

所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天地都知道了，天地中的徐君当然也能知道。

恪守贞义　三十年如一日

程允元，字孝思，他家世代都是淮南地区的望族。父亲程勋着，贩卖咸豆荚往来于淮扬间，可生意日渐没落，于是放弃了这个行当，游学于京师北平。

北平平谷县有个人叫刘登庸，当时要进京候选部曹的官职，碰巧与程勋着邂逅于旅店里，二人相谈甚欢，聊起家中儿女，于是双方缔结为儿女亲家，定下婚姻之约。当时刘女和程子还只是稚龄年纪而已。

后来刘登庸任职河东蒲州太守，六十多岁仍无儿子，衙署中唯有老妻与弱女、奴婢数人而已。不久刘妻过世，太守倍感凄凉唏嘘，也得了病。临终前告诉女儿：“淮南的程允元，是你的夫婿。是经过我们俩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你应谨记不忘。”他死后，刘女扶柩归葬返家。

程勋着自刘登庸就任后，不几年也故去了。程允元丧服期满，正打算到山西，听说岳父病故，就直奔平谷县而来，查访其乡里邻居，说：“刘女葬亲之后，不知去哪儿了。留下几间老屋，至今门户紧闭。”

程子想，自己一身寒酸落魄，走了数千里路，手上的钱也快用尽了，这该如何是好。正为难之际，适逢一侠客慷慨解囊，赠以路赀装备，这才得以辗转南归。

而刘登庸也因为居官清廉耿介，死后囊中毫无剩余，刘女只好以代人缝纫，依靠做针线度日。邻里中的熟人，大多认为她贤淑温婉，因此求婚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刘女每每以实相告，说自己早就有未婚夫了，而那些人根本不信。

刘女有个姑母，在津门“接引庵”出家为尼，刘女为了躲避说媒，只好偷偷潜往庵中依靠姑母。老尼劝她也剃度算了。刘女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而且父亲于弥留之际，还谆谆告知与程生有婚姻之约，侄女咋敢违背呢？所以我出于不得已，只能匿迹销声投奔您而来，以杜绝乡邻悠悠之口。至于因为削发、剃度而改变原本的容貌，那侄女是绝不敢听命的啦。”

于是刘女从此深藏于密室，虽是三尺孩童也不得见。每日朝夕只是仰天默默祝祷，期望能见程生一面，就死而无憾。

而程孝思归家以后，每日生计益发困顿。也有人劝他另行匹配，得个帮手共同奋斗，孝思神情郁闷、愀然不乐的回答：“刘女生死存亡尚未可知，倘若死了，则这事儿就完结了；如果她还活着，一直为我守着贞洁、待字闺中，而我就这样在不明真相之下，对她弃于不顾，绝对是不应该的。”

就这样程孝思一人独处几乎达三十年，年近五十了，粗茶淡饭仍然不能自足。后来，在漕运的船只上，谋得授课一职，随着跑船南北往来，年年习以为常。

乾隆丁酉年四月，舟船停靠于津门，孝思与船上的旗丁登岸到茶肆喝茶。恰巧有人在谈论刘女之事，他仔细听着，终于知道了刘女的消息，马上到“接引庵”求见。

老尼为他陈述始末，之后老尼又把程子的情况转述给刘女听，刘女却说：“桃与梅生长的果实，所贵之处，在于及时采摘。以我这把衰老的年纪，仍答应与他缔结花烛、完成婚配，听闻此事者，肯定哂笑、齿冷，以怪异视之；我在此敬谢程君一番诚意，该怪我俩三生缘份浅薄，我还有啥话可说呢？”程子诚心邀之再三，可她始终仍是不答允。

程孝思无奈，就去到县衙，长吁短叹的告诉了当地的县令金之忠。金县令是个全心为民的良吏，听毕即刻直奔庵中，反复劝导、晓谕，并责以大义。第二天，终于把刘女接进衙署，与程孝思成婚，结为连理。

一个是旷夫，谨守道义，从无狭斜不当之游；一个是处子，怀着贞洁，不作失去时机之怨恨。虽然两人年龄都五十有七，却齿未动摇，发未苍白，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俩只是四十多岁而已。

自古至今贞义之人不少，可从来没有象程、刘二人，在相隔数千里之外，素未谋面，又音讯不通，生死不知的情况下，彼此却各自矢志贞洁、守义，积三十多年仍如一日这样的表现。

最终上天庇佑善人，在颠沛流离、连年困苦、百折不挠之后，为之成就“天作之合”。

后来金之忠县令不但成全他俩的美事，更为他们申请旌扬与褒奖；又考虑这对义夫贞妇无盘缠归家，无以养家活口，首先捐出微薄的官俸，并倡议几位往日曾从事贩卖咸豆荚的商人及绅士共襄盛举。一时，倾力相助者甚多，不管金银或物资，纷纷慷慨解囊，如此一来，夫妇俩得以买舟南返，构筑屋室，安置家产，朴素俭约的持家过日子。

有从淮南回来的商客谈起，说孝思回家后，一连生了两个儿子。刘女快六十岁了还能怀孕，这又是前所未有。难道不是慈悲的上苍，为了奖赏他俩的善良，想方设法为其曲意周旋、扭转、保护，不使他们有一丝一毫的缺陷，并以此事来劝醒世人该信守然诺吗？

朋友，看过这个故事之后，您也许并不赞同这两位主人公用半生来信守承诺的做法，会认为他们太傻。可是中国的古人重视的是诚信，是一诺千金，是真诚的为对方为别人着想。虽然经过了苦难，但这样最终得到的幸福那一定是长长久久的，是会得到神明的保护和世人的赞赏的。而之前的辛苦付出也就获得了最佳补偿。

今天的中国人真的是无法理解和想象这样的行为，在一个无神论充斥的国度里，人们更看重的是及时行乐和所谓当下的幸福。而追求一时的快乐，甚至感官的刺激，往往留下的却是长久的内心的空虚，还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无时不在的痛苦与不幸：身体上的病痛，经济上的匮乏，人际关系的苦恼，精神上的痛苦，欲望的无法满足。也许并未想到，这正是违背了神给人规范的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准则，才会带来了各种苦难。反过来再看程刘二人，坚守诺言，换得的却是下半生的幸福快乐，不是很让人称羡不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