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台北演示中共强摘中国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动剧。

文章说，中共的罪行可能象《大屠杀》一书的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描述的，是“一种隐藏在手术衣下的群体灭绝。”或是象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菲奥娜·布鲁斯(Fiona Bruce)在上周辩论中所描述的，是“反人类罪，不亚于二十一世纪的群体灭绝罪。”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罪行——从良心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

主审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英国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正在一个独立法庭担任七人陪审团主席，陪审团成员包括律师、学者、高级医学专家和商人，他们将于四月六日和七日在伦敦举行进一步的听证。并将于今年六月进行最后宣判。

在去年十二月举行的听证会上，已经做出临时判决，陪审团“一致认定，无可置疑地认定，在中国，从良心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的做法已经实施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涉及大量受害者。而且是由（中共）国家组织或批准的机构和个人干的。”

对于这样一个杰出的小组来说，采取不寻常的步骤发布临时判决肯定会引起注意。他们说，他们做出了决定，希望能“拯救无辜者免受伤害”。

然而，这是最难以证实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之一，因为与许多其它虐待行为相反，唯一的证人是所涉及的医生、警察和监狱官员。在医院手术室中的证据可以清理掉。正如布鲁斯在上周的辩论中提出的那样，它“几乎是一种完美的犯罪”，因为没有受害者可以作证，“因为没有幸存者”。

指控说，不仅死刑犯，而且还有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藏传佛教徒和某些家庭教会基督徒，他们被要求接受体检，以进行器官匹配。许多人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器官被摘取。这些器官是为了满足巨大的器官移植交易的需求。

三年前，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美国资深媒体人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发表了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An Update），该报告以先前的调查为基础，侧重于对中国712家从事肝肾移植手术的医院的公共记录进行研究。

他们发现，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报道的数量，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强迫器官摘取的规模也是如此。仅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一家医院每年就进行六千多例移植手术，他们推断，中国医院每年移植六万至十万个器官。这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器官来自哪里？

中国没有自愿捐献器官的传统。在二零一八年，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器官捐献者的人数约为六千，捐赠了一万八千个器官。然而，大卫乔高、麦塔斯和葛特曼表示，“几家医院的移植器官量就可以轻易超越这个数量”。

此外，在中国，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患者被承诺在几天内就可以匹配到健康器官，而在大多数先进的西方国家，患者需要等待数月，有时甚至几年才能等到器官进行移植。冒充患者的研究人员给中国医院打电话，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兼器官移植委员会主席黄洁夫，二零零五年在新疆做肝移植手术，他在重庆和广州两家医院订购两个备用肝脏，第二天早上就送来了。

简单的事实是，这些数字对不上。几天内就能为患者提供健康的匹配器官，全国有数百家医院进行移植手术，而每年只有几千名自愿捐献者，这意味着一定有另外的器官来源。

死刑犯可能是少量来源，由于中国法律要求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必须在七天内执行，这使得该来源的器官供应有限。这让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良心犯是器官来源。他们总结道：“这种反人类罪非常猖狂。”“最终的结论是：中共以国家之力大规模杀害无辜者，以获取移植器官。”

恩维尔·土赫提（Enver Tohti）曾是新疆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作证说，一九九五年，他在执行死刑现场强行从囚犯身上取下器官。在医院主治医生的指示下，他准备了设备并被带到现场。

他回忆说：“我们被告知要在一座小山后面等待，一听到枪声就马上过去。”“片刻之后，枪声响起。不是一声，而是很多声枪响。我们赶到了现场。一名武警告诉我去哪儿。他让我们靠近，然后指着一个身体说‘就是这个’。那时主治外科医生突然出现，他告诉我要摘取肝脏和两个肾脏。他催促我快点，然后主治外科医生把这些器官放进一个盒子里上了车。主治外科医生告诉我，回到医院后不要跟任何人讲发生的事情。”

专家们在世界各地的立法机构，包括在美国国会作证。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和其他立法机构通过了决议，谴责强摘暴行。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以色列、意大利、西班牙和台湾，已经禁止去中国进行“器官旅游”，加拿大参议院已经立法禁止“器官旅游”。联合国特派员呼吁中国对器官来源进行说明，但没有得到回应，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器官移植伦理发声人安妮卡·蒂博尔(Annika Tibell)博士呼吁进行国际调查。

中国有回应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希望听到它。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政府、媒体、律师、医疗从业者、专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都必须考虑他们的回应。如果独立中国法庭的临时判决曝光了真相，那么就要让正义得到伸张，责任者应当承担责任。如果是真的，则需要重新评估与责任人的关系。

其他国家应该效仿那些已经立法禁止去中国进行器官旅游的国家。联合国应任命一名中国人权问题特派员，并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则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阻止更多的无辜者被谋杀。

正如布鲁斯总结的：“当最终真相出来时，我们是否会再次遗憾的听到‘绝不能再发生’这句话？我们不是什么也做不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需要迫切解决。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有一天会被追究责任。”

本尼迪克特·罗杰斯是人权组织CSW的东亚团队负责人，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以及终结滥用移植国际联盟（ETAC）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