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晚上，母亲从炼功点回来说天津同修被抓了，明天是周日，大家想去国家信访办反映情况，我说我也想去。

我们母女在周日（四月二十五日）一早7点钟从家里出来，一出门就打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问我们去哪儿，我说去国家信访办，那时早上没有什么人，雾还比较大，空气湿漉漉的，司机一路上飞驰，不到二十分钟把我们送到了北新华街和长安街交汇的马路边上。我们下车时，看到北新华街和府右街来回走动的人很多，但是不知道国家信访办具体位置，于是就找了一个警察问，警察问我们要干嘛，我当时颤抖的声音说，“我们是来上访，跟国家反映问题（因为长这么大，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会上访）。”警察就说：“跟我往这边走……”于是我们就被他领到了马路对面的府右街上，过了马路之后，警察说，你们往里走吧。我们谢过警察，就往府右街里面走，才发现府右街上已经有很多同修了，我们在离国务院大门口大约100米不到的地方停下来，发现了我的同事和母亲单位同事，大家都很安静的站着。

大概9～10点钟的样子，总理朱镕基带着几个工作人员从国务院出来，开始很严肃的对着国务院门口对面的同修说：“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时有同修说：“总理，我们都是法轮功学员，我们想跟政府反映问题。”朱镕基说：“你们这么多人我没法儿跟你们谈，你们谁是负责人……”这时有同修说，“我们是自己来的，没有负责人。”后来朱镕基说：“那你们选几个代表，跟我进来谈。”随后转身回了国务院。这时跟他一起来的工作人员说了几个条件：有没有在国家机关的局级干部，在军队里的什么级别以上的军官，高级知识分子……（这里记不清了）于是有同修沿着府右街询问，立刻有十几位同修随工作人员进了国务院。

那天的雾到上午十点多的时候散了，大家都很安静的等待着去跟朱镕基反映情况的同修回来，这时很多同修看到天空中出现巨大的法轮。到中午的时候，有同修说反映情况很顺利，去反映情况的同修很快就出来了。但是整个中午过去，同修们并没有出来，这时站在我们前面的警察早已放松了警戒，开始是背对我们的，中午的时候也转身过来和前排的同修聊天。但是到了午后，开始有几辆防弹轿车快速的开进国务院，后来又有防弹轿车在府右街上走走停停（后来知道那是江泽民的轿车），之后警力布置多了起来，开始在警察中间穿插了穿白衬衫的便衣，到了下午的时候，在便衣和警察之间又穿插进了戴着头盔的军人，在马路上也悄悄的布置上矩马。有摄像车在慢慢的扫拍沿路的同修，也有拿着长焦相机的记者对着同修拍照。下午四点半之后，天气又变得阴沉了，时不时有冷风吹来。

作为经历过八九年六四的北京市民，没有人会不对面前的情景做出揣测，这时我们一些年轻的同修站到了前排，想着如果中共开始屠杀，站在后面的阿姨和伯伯还有一线生机。母亲跟我说，“你爸之后可能会知道咱们母女就交待在这儿了（因为那时父亲不在国内，对我们母女来上访的事不知情）。”

直到晚上快八点的时候，府右街的路灯照着面前背对我们的士兵的钢盔，他们荷枪实弹的沉默不语，我们也不说话。突然去国务院反映情况的同修满面笑容的出来了，跟大家传达了消息：1.天津的学员已经放了；2.法轮功的书籍可以正常出版。于是大家迅速离开了站了一整天的府右街。

周一早上的时候，北京下起了雨，我上班路过府右街时，听到同车的同事说：“听说昨天这里有好多人，上万不止”……

二十年过去，回想当年静静站在一起的同修们，好象很平静的度过了那一天，其实，那是放下生死也要去为大法讲一句真话的伟大修炼时刻，直到现在想起还十分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