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教所，我不配合劳教所的种种无理要求，如强制做奴工劳动、写所谓的“周记实”、佩戴胸卡名签、吃饭列队外出等要喊口号等等，令劳教所人员恼火，他们准备以“连坐制”的形式牵连迫害同监号其他同修和劳教人员，试图引发内部仇恨来孤立我。

监号牢头见状，先是劝说我要明白中共的劳教所是干什么的，这里就是整治人的地方，可不能硬来。她看我不为所动，又开始指责我不是真正的大法修炼人，抱怨我做事不为别人着想，只想着自己一意孤行……而其他同修悄悄的鼓励我：只要在修炼中认准的正路，就坚持走下去，不要被邪恶人员的各种说辞带动，但也对我的处境有些担心。

劳教所内监控摄像头密布，堪称全方位无死角，他们很是以此为傲。在实施迫害时，有警察甚至在同步调取监控录像，放大、放慢来观察我的表情细微变化，试图研究出攻破我心理防线的应对方案。

家人为我聘请的律师几经周折，终于在四个多月后的一天会见到了我，结果我们又被那些警察举着摄像机做了全程录像，可那个魁梧壮实的负责录像的警察手却哆嗦的拿不稳摄像机，最后只好由其他警察替代上阵。

看到劳教所这样迫害大法弟子，最初我很是鄙视他们。但想到在邪恶集中盘踞的黑窝里，在身名利益诱惑面前、在邪党暴政压力之下、在对名利情的严厉考验中，世人真是很难选择。大法弟子只有修好自己，才能真正救人。我渐渐放下了对他们的不满、怨恨和种种不解，开始考虑如何才能将他们这些生命从真正的被迫害中解救出来。

一次，管号警察来监号找我约谈，问我对劳教所的“规范管理”还有哪些反抗违规的计划，也好让他们有所准备，并将劳教所欲对我和同监号人员实施连坐惩治的细则告知了我。我在监号所有人面前告诉警察：大法弟子做人行事的准则唯以法轮大法倡导的真、善、忍为标准，大法弟子是好人，是道德高尚的人，境界层次远高于劳教所对劳教人员的规范要求。但大法弟子不是好欺负的人，我们是遭中共迫害，被非法劳教才关押在这里的，我不承认自己是劳教人员，所以拒绝接受任何对劳教人员的管理要求，拒绝接受对大法弟子强加的迫害。但对因为我坚持走正路而被劳教所连坐迫害到他人，包括如果为此也要扣发你们警察的奖金和福利等，我也绝不认可。

这个警察当时被邪灵操控的还很严，她一听，赶紧辩解和掩饰道：你这样坚持，根本牵连不到我们什么，我可不需要你为我们警察做什么，你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针对共产（邪）党的邪恶本质，劳教制度的起源及其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中所犯下的罪恶，警察和包夹被中共利用着参与迫害所面临的后果，目前国内外法律界、人权团体和社会各界等对解体中共劳教制度的正义呼声越来越高等等方面做了探讨。

面对如何抵制劳教迫害这么大的一个话题，虽然解决起来看似有些难度，最后，我提议鉴于在自己被非法劳教关押、已失去自由的情况下，还是由劳教所出面安排，或者带我去给劳教所所长、省司法厅和劳教局的负责人、司法部负责人、直至中共最高层当面讲清真相，要求终止迫害；或者将那些能解决问题的人找来，我在劳教所给他们讲讲真相，但不能由此牵连迫害到他人。

这个警察听过这些真相后，不再抵触和对立，坦承劳教所可能无法满足我的这些要求。经过商量，我们最后达成了一个可行的方案：由我在监号的监控摄像头面前将这些真相讲出来，由她记下这段录像的起始和终止时间，然后汇报给劳教所所长，他们调取这段录像研究完之后，再给我做出一个解释。

虽然最终也没等到任何回复，但从此以后，劳教所再没来刁难我的不配合，警察和在押人员都很佩服大法弟子在迫害面前，能为他人着想，敢于担当。后来我再讲真相时，他们大都愿意接受了。

二零一三年，在我被非法关押将近一整年时，中共劳教制度就被废除了，我是走出那个劳教所大门的最后一名大法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