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公道话

迫害刚开始的几年，是大法弟子们应不应该走出来，能不能走出来，敢不敢走出来的一次大考验。面对无理的打压，大法弟子们肯定都知道打压迫害是错误的，但在强权下想说句公道话，就面临失去工作，失去家庭甚至失去自由的风险。

而那时，自己仅仅修炼一年多的时间，就戒掉了赌博、喝酒、吸烟的恶习，淡泊名利，不贪不占。当我工作涉及变动时，领导让我动单位的钱去走关系，我都拒绝了。修炼法轮大法后，在我身上起了这么大的变化，怎能不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呢！

于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借休假之机，也没有告诉家人，就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在天安门广场值勤的警车上，我受到了警察的体罚，体罚后，坐到车的后面。

可能由于我也是一名公职人员的原因，他们就跟我聊起了法轮功，我就将炼法轮功如何把我变成一个好人的经过讲给他们，他们看我说法轮功的好处，就阻止我继续说；但过一会，他们又跟我聊，我又接着说炼法轮功后在我身上起到的好的变化，他们又阻止。这样反复好几次，最后，我将炼法轮功在我身上受益的事例都讲完了，他们也不聊了。

在警车里呆了四个多小时后，我被他们撵下了警车，他们将我的身份证件还给了我。

发真相资料救人

中共刚刚迫害大法时，那时候小区建设还不规范，都是自由進出，摄像头也少，是大量发放真相资料救人的好机会。

二零零四年，我有了刻录机，真相光盘图文声并茂，对告诉世人真相作用肯定会大，那时，我把绝大部份的时间都用到了采购光盘，刻录光盘，发放光盘中。因家人不修炼，做这个项目还需要背着家人，那样时间就显得更紧张。

我全力的挤出所有能挤出来的时间去做，只要有时间什么时候都去发，两年的时间，采购刻录发放几万张光盘，每个楼洞放一至两张，这样我们这个城市被我发了三遍。

发放过程中也有惊险，记得有一次发完光盘，从楼洞出来，楼下一个平房里有一条狼狗没拴，我和狗正好撞上，距离也就一米多远，它要叫一声或向我扑来，后果不堪设想，但是这只狗象没事似的，没有任何反应。当我慢慢走到这个楼角，转弯后，那只狼狗才拼命的叫，就象想叫却叫不出来、这下终于能叫出来的感觉，我走了很远很远后，还能听到那只狗还在叫。

后来一位同修知道了我做这些，觉的很好，他要参与，因为感觉发光盘相对来讲风险比较大一些，这个同修与我协商，由我负责刻录光盘，打印光盘贴，由他来发放。同修这种为他人着想的心值得敬佩。这样我俩配合，发的量更大，做的面更广，几年下来，能发放十万张真相光盘吧。

用手机项目救人

二零零九年后，新建的小区大都安装了摄像头及成立了门卫，以前的老楼很多也都改造成这样。这样给我们发放资料造成一定的阻碍。但正法進程也有了新的变化，那时出现了手机讲真相的项目。接收手机短信的人群是没有限制的，包括那些高档小区和农村偏远的地方，那是发真相资料不能涉及的地区，现在有了手机讲真相这一项目，为救人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渠道。

刚开始做手机讲真相时也遇到过诸如资金不足，购买不到能讲真相的手机等问题，但自己始终没有放弃做好这一项目的信念，耗时近半年时间，这个项目终于正常运行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发短信能有六十多万条吧，那时选择的号码都是所谓的靓号，有效率超百分之五十的。操作多的时候，同时带三部手机，每部手机带八张电话卡，那就是一天同时操作24张电话卡。

后来短信被封了，发不出去了，彩信项目又更加成熟了，就改用发彩信救人，彩信的信息量就更大，对常人了解真相起的作用更明显。一年多的时间，能发十多万条吧。

那时也遇到一定的干扰，做这一项目不久，腿突然开始痛，走路痛，上下楼梯更痛，坐着也痛，晚上睡觉都能痛醒。发短信还必须站着流动着走。那时也不太善于向内找，就认为是干扰或者师父帮助消业，就硬挺着，能有半年多时间才不知不觉过去。

去年我又通过打自动语音电话这一项目救人。当然有的同修交流时说这一项目现在听的人不多，接了就挂等，我不为所动，从回放的录音中得知，很多人听了退了后，还一再说谢谢，尽量找到这样的有缘人。一年来，自动拨打了十多万个电话，三退的人能有一百多人。

正念营救同修

一次同修被绑架，并对同修实施了酷刑，致使同修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反应。当时我们地区由于营救同修，出现了迫害加重的情况，许多同修都离开当地到外地暂避。但看到身边的同修被迫害后，我心里暗暗对师父说：弟子一定会做好，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心里这一念一出，两眼热泪就止不住的流，差一点哭出声来，那时正在去营救同修的公交车上。

我借助同修被酷刑的情况，以向律师咨询的方式，走访了好几个律师事务所，把警察的恶行告之他们，律师听后一再说：这些警察错了，这些警察错了。其实中国的律师与司法部门都有联系，他们很快就会把警察的恶行传播出去。

同时我也向检察机关控告这些警察的恶行，听到这些警察的恶行，检察机关的门卫直接告诉我必须告他们，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了解情况后，直接向他们的主官领导电话请示，主管领导又指派负责的人接待了我。负责接待我的检察人员对我们也很同情并说会调查。

我也把他们的恶行直接告到他们局长那里，但是局长不在，公安局的一个主任接待我，当然他们不承认对同修使用酷刑。

后来同修被非法送入了劳教所，按劳教规定也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不能劳教。同修被酷刑折磨的已经没有劳动能力了，劳教所还接收。为此我上省信访办反映情况，向省公安厅申请劳教复议，向省司法厅控告劳教所的违法行为，向劳教所主管所长讨要说法，与劳教所的其他能接触到的警察谈论他们劳教所的违法行为，很多劳教所的警察都同情我们，有的警察还直接说他们劳教所的领导真是没事找事。

到劳教所期间，发生这样一件事，当时我们第一次去，劳教所的门卫还没有人，我们直接進去，到劳教所办公楼前时，一个坐在车里的警察主动问我们找谁，我们告诉他找主管的所长，这名警察就下车，一直把我们带到主管所长办公室的楼层，告诉了第几个门后就走了。后来才知道，劳教所不让随便進，找哪个人需要门卫登记，征求要见的人同意后才能進入的。

由于被迫害的同修在里面也正念正行否定迫害，不久同修就被释放。

注重安全　为他人也为自己

记得有一年在学法小组，因为我刚去，他们认为我是从来没有走出来的人，需要帮助的对象，当然这是迫害后我第一次参加学法小组。该小组后来想成立资料点，说一个人忙不过来，必须有两人，明显是想让我参加，但我不表态参与。

该小组后来又想安装卫星接收装置，说人手不够，明显也想让我参加，我还是不表态参与。因为那时我本身就从事家庭资料点的项目，去学法小组前，都要把打印机设置好打印的数量才去的，本身已经忙不过来了，不可能再参与其它项目。但是在学法小组，我不说我的情况，学法就是学法，涉及到不需要同修知道的，就不让他们知道，虽然他们对我有误解。

去学法小组，我是绝不会带电话的，那时与他们谈论手机的危害，有的认可，有的还不认可。

去学法小组，我也不会带真相资料，我看见一个同修在去学法小组的路上直接面对面的发放光盘，而且离学法小组已经很近了，被发光盘的人都能看到同修進的那个楼洞，这位同修后来被绑架了。

后来我到另一个学法小组，那个小组更不注意手机安全，在学法小组里直接告诉没到的同修在哪个楼、哪个门，还告诉同修在什么地方等着，他去接。看到这种情况，我直接将这些不安全因素告诉了小组协调人，我也离开了这个学法小组，从此我也再没有参加过其它学法小组了。

那时给同修送资料，都是见面时提前定好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一次，一个同修直接电话告诉我到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去取，接到这个电话后，那次资料取完后，就断绝了与这位同修的资料之间的联系。

在学法小组，对陌生同修从不过问叫什么、姓什么、干什么，有一次，一个同修告诉我，某某被迫害了，我说我不认识啊，他说就是咱们小组的。

我也不会用手机跟同修联系，想联系同修时，都是找一个公用电话，而且同修的电话号码给我时，我在同修的面前就把手机号码加密了，让同修心里也有个底，回家后，还要把同修加密的号码分成两部份，写在不同的纸上。

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弟子根本是寸步难行，什么都是师父所做，师父却把其中的威德给予弟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每位真修弟子都会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的份量，弟子真的是无以回报师父救度之恩，唯有精進，精進，再精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