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六月的一天，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说在谁家学法轮功，我也跟着去了。一進屋，看师父讲法录像，我入心听進去了，心里很舒服。第四天，小病不知怎么就没有了。我感到很神奇，不到十月份，所有病都没了！我心里说：“谁不学（这个法）我也得学，谁不炼（这个功）我也炼。”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大法，快到二零零零年元旦时，我带着自己打工挣的二百元钱，和四位同修到北京证实法。听说不带身份证不能住旅馆，我发出一念：“不带身份证一样住旅馆。”我的这一正念，真住進了旅馆。我们到达天安门，只见广场上警察在抓大法弟子，一片混乱。我和同修走散了，但平安回到家中。

二零零零年，我就开始到村大队办公室送大法单张真相，面对面送给大队干部，他们说：“放桌子上吧。我们看。”后来，由于我家收苹果往外地发，被人骗，没给钱，近五万元钱款打了水漂。由于心性没守住，和一位卖苹果的乡亲拌了口舌，他的儿子在大队里干，告发我发大法真相资料，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抓捕，送到市拘留所。在拘留所里，我大声讲真相：大法教我做比好人还好的人。我不配合干活，照常炼功。我们七个大法弟子被关小黑屋，我认为我不是犯人，我绝食抗议迫害。一天不到黑，就放我回家了。

二零零四年，我在镇驻地挂大法真相条幅、喷写大法真相标语被非法抓捕送往大山看守所。警车开進地区市里，车转了一圈，还是在原地打转，就是去不了看守所。开车的小警察问我，说：“你（施）用了什么法？”后来，另一警察开车，把我送去看守所。我给他们讲真相，但有气恨心。送去后，值班室的人问：“体检了？”警察撒谎：“体检了。”我说：“没有。只化验了血，还没拿结果。”看守所拒收，警察想方设法也没把我送進去。一路窜回当地，当地拒收，又送回大山看守所，还是拒收。他们又把我送回当地拘留所，第五天我正念走出拘留所。

二零零五年一天晚上，我们四位大法弟子走到镇驻地，一人一兜子单张真相资料、真相条幅、小喷壶（喷真相标语）。走到派出所旁边，没能挂上真相条幅。于是走到派出所门口，一下子挂上了真相条幅，“善恶必报！”唰一下子挂好了！起了欢喜心。真相标语喷的到处是，每个胡同口、十字路口都挂上真相条幅。我和一位同修按原路返回，低头高兴的说着话，走到派出所门口，见灯火透亮，截下一些车。此时我们没有退路，我往前走，一个警察一把抓住另一个同修，我走过去了。后被他们追上，我挣脱往前跑，他们开车追。我跑進庄稼地里。想到儿子还有七天就结婚，我求师父：“师父救救我！”警车灯照得很亮，我往村里去，敲敲谁的家门，谁家都关着门。我钻進了玉米秸堆里，被他们抓住。两个警察离开，留下一个警察看着我，我求师父帮我。我在前面快走，警察在后面紧跟。我七拐八拐，甩掉了警察，進了一个半掩的门里，终于脱险。第二天早上，我悄悄回到家。七点钟，警察找到我家。丈夫不知昨晚的事，说：“你出去说说。”我说：我不去说。你还不知道他们干什么！连市里刑警都来了，加上当地派出所警察，来了五辆车。家人撵他们走。我让同修赶快找家人要来衣服换上，辗转来到外地一位同修家，住了六天。眼看儿子明天就结婚了，我求师父帮弟子。我用公用电话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丈夫在那边着急地说：“你来家吧，没人找。（儿子明天结婚）家里什么也没准备！”我回到家，顺利为儿子结了婚。另一个同修也不到一个月从洗脑班回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