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先他后我的好人

刘凤成在二十多岁时，一次赶牛车去打柴火，牛受到了惊吓跑车了，把刘凤成压到了车底下，他的脊柱折了，腰部打了一个十多公分的钢板。钢板取出后，腰不敢吃硬，干不了重活。刘凤成试了各种方法，也练过气功，没有多少效果，一家人百般无奈。

有一年，刘凤成在原恒太乡政府所在地大街上，看见几个人在挂法轮功宣传条幅。他抱着试试的想法开始炼，那时炼的人很多，炼了不到两个月，不但能干一般的活，还能扛麻袋了。

法轮功教人做个好人，要处处为别人着想，谁家有事找，刘凤成二话不说，放下自己的活，就去帮忙。有一年在秋收时，他先帮助别人家拉玉米秸秆，结果一场大雪把自家的玉米秸秆捂在地里。

一次村里的孩子们去邻村上学，冬天下雪，路不通，刘凤成早早起床挖雪，来往的司机和邻里乡亲都很感激；夏天下大雨，大水挡住了孩子，他一个一个将孩子背过去。

一次邻村有一堆垃圾，村负责人雇谁谁不干，嫌活脏还给钱少。后来找到了刘凤成，刘凤成二话不说，给多少钱也无所谓，用了自家的三轮车拉了两天才拉完。

刘凤成勤劳能干，除了种地，在农闲时给人刷墙刮大白挣点工钱养家。法轮功教人放下利益之心，与人为善，刘凤成给五保户刷墙一分都不要，给困难的刷墙只收成 本，不收工钱，刘凤成刷的质量好，价格合理，所以谁都找他刷墙。

刘凤成还非常孝顺父母，每次外出打工回来，都要给老人买一包老人爱吃的油条和豆浆。

三次被绑架、关押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刘凤成家再没安宁过，村书记和派出所经常来家骚扰。每次年迈的父母都很担忧恐慌。不仅如此，刘凤成被绑架三次，被非法关押至少六十八天（不包括在依兰县被绑架关押），被敲诈勒索二万五千元，被非法判刑一次五年。

第一次是被绑架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在勃利县拘留所被非法关押至少三十八天，被勒索四千元现金。

第二次是二零零零年六月至七月间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勃利县拘留所三十多天，又被勒索罚款六千元现金，两次合计一万元，没给任何票据。

第三次是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依兰县被警方绑架。当村民知道他被绑架的消息后，有十六户村民在“刘凤成是我们村的好人”的证明书上联名签字按手印，村负责人和乡派出所还盖上公章保他回来。省公安厅经过调查属实后，不但不无罪释放他，还敲诈勒索他家一万五千元钱。为了救刘凤成出来，他父母为他请了正义律师。当年七月三十一日，正义律师在法庭上为他做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依兰县法院还是非法枉判他五年刑期。先是劫持到佳木斯监狱迫害后转到呼兰监狱迫害。

刘凤成被迫害后，五年间的家庭重担都落在妻子身上。农村种地，秋收是大事，刘凤成老父母七十多岁了，无奈也得上地干活。本来很健康的老母亲，由于牵挂儿子，很快疾病缠身，不幸在二零一五年离世。作为儿子不能见母亲最后一面，为母尽孝，刘凤成痛苦万分。

遭五年冤狱迫害

下面是刘凤成在结束五年冤狱迫害回来后自述被迫害的情况：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晚上，我和张金库、莫志奎等九名法轮功学员在依兰县农村发送真相光盘时被依兰县警察绑架。参与绑架的主要负责人有依兰县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李栢河、刑侦队长孙道光、刑侦科的杨兴华等。

当晚我被绑架在依兰看守所，受到刑侦科警察刑讯逼供，被几个警察用拳脚打了几次，右眼被打的青紫。两天后把我送到哈尔滨第一看守所关押。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又把我带到依兰县法院非法开庭，入庭时我们五位法轮功学员都被戴上黑头套、手铐、脚镣进入法庭，都被强迫穿着囚服。检察院公诉人是宁岩，主审法官是张安克和吕守芳，判了我五年刑期。庭审后被非法关押在依兰看守所，于九月十八日早八点，被劫持到佳木斯监狱。

（注：刘凤成当时七十三岁的老父亲、七十岁老母亲六点多到依兰县看守所去送儿子，七点左右接见时，接见的儿子电话里的声音特别小，隔着玻璃也听不清儿子，二老在看守所大门外一直等着送儿子，想再跟儿子说几句话，可是看守所的车出了大门，并没有停，快速地开走了，老父亲急得直蹦，大哭大喊，吐的痰中带血。）

在集训队关押了七十多天后，十二月四日我又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呼兰监狱迫害。

刚到监狱大院内，集训队狱警对我说，来到这的都得“转化”，不“转化”如何如何。我说：不“转化”。刚到监舍楼里，几个犯人就对我拳打脚踢，打了一会儿，他们一看没吓唬住我，就让我靠墙站着。到了晚上，那些管事的犯人有的来劝说我，有的威胁我，说什么不“转化”就别想活着离开集训队，之后又对我拳打脚踢几次，一直到半夜零点多才停下来让我去睡觉。

第二天，管事的犯人让我编车坐垫，我干了几天就不干了，我想我不是犯人，我修炼法轮功没有错。他们就让我整天罚站，一天站十三个小时左右，站了八天左右，两条腿都站肿了不能行走。他们才停止强迫我劳役。

由于我不遵守他们的无理要求，我经常在车间里打坐，那些管事的犯人三天两头的打我，头部多次被打肿。

我在这个集训队被关押了五十多天，至少得有四十天，六、七个人睡在不足三点五平方米的床上，挤的呼吸都困难，再加上被褥上还有大量的虱子，很难入睡。

后来开始分队（监区）了，我被关押到本监狱六大队（监区）。在这个队因为我不参加劳役，所以有些狱警经常刁难我，经常干涉我炼功。有一次我在车间发正念，狱警魏景柏让我停下，我没服从他，当场被他踢倒在水泥地上，然后又连踢二十多脚，头部肿了三个包，二十多天才消下去。第二天又来干涉我（发正念），他带了几个人把我双手铐了三、四个小时。

二零一五年十月份，因为我不穿囚服，被几个狱警殴打。狱警王萌用电棍电了我两下，大队长李闯踢了我一脚，用牙签扎了我两下。十月四日，狱警魏景柏又指使三个犯人（吴迪、刘大力、王景志）整天看着我不准睡觉，还经常遭到他们的打骂。

十月五日至八日，狱警与犯人联合起来打骂我，用拳头打我、用木板打我、用针扎我、用打火机烤我，不让睡觉。

十月九日，我不听狱头的吆喝，被狱头上来一脚踢倒，然后被连踢三脚。

十月十八日半夜一点左右，我被王景志和吴迪打了十几拳，头部踹了十几脚，并起了大包，第二天早晨狱警许延军知道后不但不警告他们，反而对我大打出手，头部又被踢了几个大包，并威胁只要不穿囚服永远别想好过，并命令我穿囚服、剃光头。整个十月份迫害我持续十七、八天才放松。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初，我学法用的电子书被警察发现，被关进小号。禁闭室里很冷，进去的人只给一套棉囚服和一双棉毡袜，还有一条短裤，晚上给一条床单睡在地板上，穿着棉衣都感到很冷。因为我不穿囚服，只能穿条短裤在囚室里，经常被冻的全身发抖。这样冻了我十五天才被放出禁闭室。几天后的十一月二十三日，犯人刘大力和吴迪让我给他俩干活，被我拒绝，他俩就找茬殴打我，头部重伤，眼眶被打出血，被送监狱医院缝了两针。

在这几年中，我在狱中被打骂、折磨的事实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