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与另一同修搭伴儿，不管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风雨不误。记得有一天雨下的很大，我俩撑着伞，趟着水出去了，到汽车站点，乘车的人不少，有的没拿雨具，我们用伞给他们遮雨，一边讲真相，衣服、鞋都湿透了我也没觉的苦，因为那天有二十一人做了三退，生命有了得救的希望，感觉心里热乎乎的。

一、回老家参加婚礼讲真相

有一次过大年，河北老家的弟弟打来电话说，“我儿子正月初四结婚，家族有七十多口人，有在外地工作的，有上学的，赶上过年都来参加婚礼，姐呀！就差你了，必须得回来！”我跟老伴商量，我侄子结婚，我得回去。可他就是不同意（怕我到处讲真相被抓），说把钱邮去就行了。但我决心已定：我是大法弟子，必须回去讲真相救人，我师父说了算，谁也挡不住，我参加婚礼不是目地，让亲朋好友了解法轮功真相，清除头脑中被灌输的党文化、无神论、假恶斗等毒素，劝他们快“三退”保平安，得救度。

正月初二，我让孩子去买票，他说不大过年的不卖票，我知道他在骗我，于是下午我骑上自行车，自己去车站把票买了，一切准备就绪。初三我早早起来，给老伴做好了饭，写个条说明住两宿就回来。我吃完饭去了车站，在车上我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弟子，清除解体干扰众生明真相得救的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邪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八点半准时发车，八点二十分左右，在距车五米远的地方，我看到二儿子脸色焦虑急躁的正打电话，在寻找我的样子。

我在老家住了两宿返回，共劝退三十九人。回到家后，二儿子说在汽车站走了几个来回都没找到我。家人都觉的很神奇，不可思议！

二、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

二零零六年九月，我老伴得了心脏病，需要搭桥，当地治不了，得去外地，联系好了去北京阜外医院做手术。老伴心里很害怕，压力很大，跟三个儿子说：“下不了手术台，死了之后送农村埋葬。”我听了之后对老伴说：“你不要害怕，没有那么严重。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家人会受益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临走前我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老伴接过去揣在兜里。我告诉他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九月十三日下午一点半到北京住上医院了，第二天安排做手术。手术时，我把心放的很淡，一切交给师父做主。手术非常顺利，效果非常好，麻药过劲了，他哪儿也不疼，也不难受。在北京住院期间，病房三张床，各地住院的都有，我利用家人不在场的机会抓紧给病人和家属讲真相，给他们都做了三退。有一次，老伴去厕所出来时，看到我正在病房门口给人讲真相，当时我忘了发正念了，把他气的够呛，说：“这是什么地方？你还敢……真出事了可咋办？”臭骂了一顿，说啥也不叫我护理他了。撵了几天，我就是不走，三个孩子也都很生气。我是修炼人得向内找，是我没做好，错在我。是我起了欢喜心了，认为北京这地方救人还挺好救，没有反驳的。我悟到了，它不是我，清除它，去掉它。然后我给老伴赔礼道歉，孩子们也在场，老伴气消了，住院十五天出院了，我们一起回了家。

出院一个多月后，社康（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有人介绍海刺参保健品，自那时起我老伴一直服用了七、八年。那里经常搞活动，用保健品的中老年人不少，年轻的员工也比较多。我有时陪老伴去参加，目地是给有缘人送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七、八年中至少有四百多人明白真相，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员工调入调出比较频繁，看到新面孔的，随时讲，劝三退，基本没落下几个。

记得一次社康组织去旅游，我陪老伴去了。乘火车到大连，由大连乘客轮途中经由蓬莱、威海、青岛、崂山等地。所到之处，时刻不忘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在船上、宾馆、旅行车上或闲暇时间，给司机、导游讲真相。这次又有二十几人办了三退。

三、遇险不用怕，警察也得救

在二零零八年八月北京奥运前两天，我和老伴送孙女去学琴，到市政府北的住宅楼三楼，我俩就在道北花坛那等着。这时老伴非叫我到三楼看看，我本不愿去，就勉强上楼了。正走着，我发现兜里还有张真相传单，就直接上四楼，把真相传单挂在门把手上。这时，从楼上下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士，先我一步下楼去了，楼的西侧就是派出所，那女人举报了。我下楼后正往北道去找老伴，从派出所过来一个警察叫住了我：“老太太过来，叫你老伴也过来。”我心里很平静，没有害怕。向内找是自己有漏了，没及时发正念，显示心、欢喜心冒出来了，清除它，解体它，它不是我，我不要它。我清晰的记着师父的一段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2]师父就在我身边，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怕，我绝不配合邪恶，不停的发正念。魔难来了不是偶然的，修炼人无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心想：机会来了，正好给警察讲真相救他们。

跟着警察上了三楼，让我们坐在沙发上。我接着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弟子，清除解体所有警察背后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3]我只归师父管，有师父为我做主，今天谁也动不了我，一个小时就回家。警察拿出纸和笔，开始问叫啥名？在哪儿住？我不配合，就是给他讲真相：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和权利，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公布的十四种邪教没有法轮功，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善恶有报是天理，不要迫害法轮功，善待大法会得福报的。警察说：“法轮功的书我看过了，也去北京接过法轮功学员，挺好的。”言谈中看得出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得把他救了，刚要劝他“三退”，突然他有急事走了。

又進来一个年轻的，我继续给他讲真相：法轮大法是正法，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政府都支持，给大法和大法师父的各类褒奖三千多项，唯独中共与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打压，残酷迫害，天理不容，罪恶滔天，必遭恶报！文革中挑动群众斗群众，公安警察也都参与了，最后中共卸磨杀驴，有798个警察包括支左的军代表17人，都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给家属一张纸条，以身殉职了事。贵州藏字石都说话了“中国共产党亡”，天要灭它，谁也挡不住。小伙子，你年纪轻轻的，正邪要分清，要守住良知，伸张正义，保护善良，法轮功被迫害是千古奇冤，谁参与迫害谁违法，谁负责，最终追究法律责任的。今天咱们有缘，所以我告诉你真相，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否则最后把自己毁了。你是党员吧？他说：“是。”我说：“你举手宣毒誓的时候，额头上打了兽的印记，我帮你抹去吧，远离邪恶，远离灾难，保命保平安，天灭它的时候，就不跟它一块遭殃了，就有神保佑你了。”他把姓告诉了我，起个化名给退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

二零一五年六月，因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实名控告江泽民，诉状被高检高法转到当地派出所。九月初的一天下午两点半左右，我刚从街上回来，看到一帮警察在我家，我老伴也在家。我想既然来了，讲真相救他们，就给他们讲：法轮大法是正法，是高德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重德行善，祛病健身，信仰无罪，修炼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从天安门自焚伪案讲到两亿多年的藏字石现天机，从九二年师父开始传功到至今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和政府的尊重与支持，唯有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惨绝人寰地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必将受到天理的惩罚，正义的审判。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控告或举报的权利。

警察们笑眯眯的听着。我接着说：“控告江泽民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谁派你们来的谁违法。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有省部级的、国级的高官纷纷落马，薄熙来、周永康、苏荣、郭伯雄、徐才厚、王立军等都遭了恶报。人在做，天在看，希望你们识正邪、明善恶，停止迫害法轮功，选择美好的未来，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讲了足足一小时，那个笔录上不知道记的是什么，有个小警察让我签字，我不签。我说：“我师父说了，不能配合警察，如果我签了字，对你们不好，我是为你们着想啊！”警察看我不签字，拿出搜查证要抄家。我说：“你们警察不抓坏人，专整好人，将来都要偿还的。”当时我就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大法书是我的，不许恶警拿走，不让警察对大法犯罪。那时我心态不稳，正念不强，被邪恶钻了空子，他们还是把大法书抢走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我在家发完正念就去了派出所，去要大法书。那个警察说：“你签了字就把书还你，不签就不给。”我请师尊加持，让他们把书给我。三天后，书交给分局了，我去找所长，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不要对大法犯罪。从各办公室到大厅来回讲，那个所长不想见我，一会儿说开会，一会儿说有事，稍不注意就溜走了。我隔三差五地坚持去了七、八次，最后我写了八封劝善信，给所长、副所长、教导员和去我家抄家的警察，有的亲手递，有的放在办公桌上，一定叫他们了解真相，救他们。后来我又去了一次，问给他信的警察：“那封信你看了吗？”他说：“看了。”我接着问他：“你是党员吗？”他说：“不是，只入过少先队。”我说：“帮你退了吧。”他说行，把姓告诉我，起个化名退了。还有一位管户籍的女士，她看了信，旁边无人时问她：“你是党员吧？”她说：“是。”我帮她退了邪党，保命保平安。其实，救多少人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

还有过几次被恶人举报，被绑架到派出所，被非法抄家，但伟大慈悲的师父保护着我，点化着我，使弟子一次次逢凶化吉、有惊无险。我更加体悟到：“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4]的深层法理。

师恩浩荡，弟子无法用言语表达对师父慈悲救度的感恩之心，弟子只有抓紧这最后的有限时间，实修真修这颗心，修好自己，完成使命，兑现誓约，精進！再精進！叩拜师尊！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快讲〉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