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幸福的家已空荡荡无一人…… 镇上又诈取了三千五百元安葬费后（亲戚邻居凑的），郭素兰的遗体才得以入土。郭素兰的丈夫匡世太当时正在西山坪劳教所遭受迫害。

匡文英，女，重庆市潼南县新华镇苦竹村，生于黄历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一九九七年与父母一家三口喜得法轮大法，父母走出了痛失爱子的阴影，身体健康了，过着朴实幸福的平静生活。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团伙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从此，这个和美的一家灾难重重：十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三人都被非法劳教。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三日，母亲郭素兰含冤离世。

在她母亲尸骨还没入土的情况下，新华镇政府几十人又来到她村，图谋绑架她。匡文英有家不能回，被迫流离失所在外租房住。

二零零八年二月七日（大年初一），匡文英的父亲匡世太独自在家，突然来了一帮当地派出所的恶警，将他家团团包围，逼他交出他的女儿匡文英。

再次遭绑架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三日上午大概十一点钟左右，匡文英买米回潼南潼柏路的出租屋，走到三楼转角处，被两个藏在转角处的男子将她双臂扭住，带进三楼出租屋里。她看到满屋都是人，不知道有多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都没有穿制服，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不知他们是怎么进的门。一进屋就强行给她照相，不配合就强行给她戴手铐。

戴上手铐后，几个男人就将匡文英强行拖下一楼，推进楼下的便车里，这过程中，她一直在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恶警绑架大法弟子啦”，车子马上就开走了，把她劫持到潼南老城靠近水井弯的派出所--水上派出所。匡文英不下车，四个大男人就强行拖拽，她又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恶警绑架大法弟子匡文英啦”，他们四人就强行将她抬上楼，关进派出所的办公室。

不知他们在出租屋折腾了多久，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一台喷墨打印机、一台激光打印机、一台雕刻机、一个刻录机、一台台式电脑、两个笔记本电脑，他们自己说房间的某一个背包里有四个笔记本电脑（一同修昨晚背来，要带走的）；一个大型订书机；一个大型裁纸机；一些大法书籍，一些大法真相资料，一些真相纸币，一些真相光盘，一些《九评》书，这些数量现在都记不清了，还有两千多个雕刻好的真相吊坠、十多个MP3、两部手机、一个上网卡；还有三千多元现金。这些私人财物全部被他们抢劫走。

下午，国保大队的李恒燕、唐红旗（他自己介绍的，三十多岁）等人来了，他们也不敢自我介绍。他们的问话，匡文英一概不答，只给他们讲大法好和自己这些年遭受的迫害。唐还逼问匡，她父亲在哪里（三月二十八日他们去她家骚扰她父亲，她父亲又被迫流离失所）。问不到他们想要的，其中有一个满脸络腮胡，四十多岁的男人还恨恨的踹了她一脚。

晚上有一个男的大概三十岁左右，他说自己是重庆来的，他一直不让匡文英闭眼，一直说话骚扰她。

四月十四日，李恒燕、唐红旗又来了，罗永红也来了，他自己说，他就是恶警罗永红。还来了其他的一些不认识的人，又非法审讯匡文英一天，直到晚上大概十点钟，把匡文英绑架到潼南江北公安局（法轮功学员严显蓉已经被绑架在此），将她双手铐住锁在审讯犯人的木椅子上，非法审讯。第二天中午法轮功学员陈碧兰也被绑架到此。他们那些人互相之间从来不叫姓名，有一个年轻人叫失了嘴，喊什么“关某某”，另一个马上就说他不懂规矩，不能叫姓。

十五日下午，重庆来了人是一个大胖子，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也不知道姓名，解了匡文英的手铐。匡文英、严显蓉、陈碧兰三位法轮功学员前后被绑架到重庆一个高山上的一个度假村里。

匡文英被锁在一房间里，里面有三铺床，当天晚上李恒燕，唐红旗他们分别睡在两边的床上。房间的门一直被反锁着。第二天他们又从外面找来了两个女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看着她，每天不定时的审问。三天后，严显蓉、陈碧兰被送回了潼南。

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几天后又把匡文英转押到同一座山上的另一个度假村里边。又另外找了两个女人看守，说什么重庆的什么主任要来找匡谈话，说什么要放匡回家等等。在度假村大概住了二十天左右，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

五月几号，匡文英被从重庆绑架回潼南，非法关押在潼南水井弯的一个小旅店里，住在一楼，窗子后面就是一座大山，屋里漆黑，房间里只有一大一小两张床，一个大电视机，一个洗手间，房间里二十四小时都有男的在看守，在睡觉，在里面大声的放电视，门二十四小时都反锁着。李恒燕，唐红旗，罗永红他们几个常来审讯，政法委的头目蔡聘来过一次，潼南还来了一些人，几乎都不认识。

在潼南旅店呆了二十天左右，他们做齐了所谓“材料”，五月二十几号把匡文英绑架到潼南县看守所。这个所谓的“案子”估计是李恒燕、唐红旗、罗永红一直在负责。

被非法判刑七年

从绑架到非法关押进看守所这四十多天，匡文英就象失踪了一样，公安警察没有告诉她任何一个亲人，她到底在哪里。在看守所，强制她穿犯人衣服，强制她每天坐板十多个小时，强制她值夜班，还强行给她抽血两次。后被非法批捕，起诉。直到九月四日被非法庭审。

在看守所这段时间里，唐他们还多次来看守所，叫匡文英放弃修炼　，按照他们说的做（出卖同修，写“五书”）， 就可以轻判或者判她缓刑甚至不判她的刑。十一月初他们还来看守所，说什么不要看到上了法庭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只要按照他们说的做，还是有转机的。 他们一直在等，等不到他们想要的，直到十一月十九日才拿出判决。

匡文英被非法判刑七年。几天后，就被送到重庆九龙坡女子监狱。

一到监狱四监区，就强制剪发，周身脱得一丝不挂的所谓“搜身”，恶警唐安智，女的，大概三十岁左右，出口就骂人，骂大法师父，把匡文英自己带的外套全部扔掉，强制穿劳改服，就是里面的衣服也全部被用油漆在背上印上“女监”，厚厚的一块，不印字就扔掉。三顿吃饭、洗碗、上厕所都必须到前门岗跟警察打报告，还必须按照她们说的那样打（犯人×××，请求××，请指示，）警察批准了才行，否则就不准吃饭、洗碗、上厕所。因她不背监规，就不准她坐，从早上起床，一直要站到晚上十二点才准睡觉。半个月后，又转入入监区——一监区。

一监区成立了一个对法轮功学员的专门转化小组。在一监区时时都有人跟着，做什么都有人做记录（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上厕所）。吃饭、洗碗、上厕所都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打报告。每天上午都强制看诬蔑大法的书，并且必须写思想汇报，下午看诬蔑大法的光盘，也必须写汇报。每天都是从起床一直站到深夜十二点才准睡觉。随时都有警察训话。每天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当中。匡文英被迫写了五书，内心里极度的痛苦。

二零一零年五月匡文英又被转入重刑监区——三监区，随时随地身边都有包夹，有时俩个，有时甚至三个，言行都要受她们的控制。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吃饭就出工做服装，一直要做到晚上六点以后才收工，有时甚至做到深夜十一点。时不时还要被强制看诬蔑诋毁大法的光盘，每周还必须写思想汇报。二零一零年底恶警樊仕平（专管大法弟子的女警）还强制她写诬蔑大法的文章，把她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而被中共邪党迫害致死的母亲，篡写成是因为炼大法而死。她被逼无奈只好写了她母亲那几年的经过，交给樊仕平。结果樊将文章改的面目全非，诬蔑诋毁大法，并在中国经济网刊登（这个是她出狱后在手机上查自己的名字才无意中知道的）。

二零一四年六月出狱后，匡文英经人介绍结了婚。她就把她父亲接到她婆家住（她父亲的房子因年久失修已经无法住人了）。二零一七年七月下旬，米心镇派出所所长张某某带人到她家骚扰，要给她父亲照相，问话做记录，还给她家的房子照相。正好她在家，就阻止，结果所长说；哦，你就是匡文英啦，我们过两天还要来找你呢。几天后他们真的又来了，非法给匡文英照相，问话做记录叫她签字，她不回答问话，也不签字。

关于匡文英一家遭受的迫害，请见明慧网文章《匡世太被迫害家破人亡　仍遭骚扰》《重庆市潼南县大法弟子郭素兰生前遭迫害事实》等。

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颠倒了所有的是非善恶，使中国的法制越发黑暗，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灾难。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公安警察、检察官、法官本应该是维护正义和公道的，而在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他们无视法律，在610的背后唆使下昧着良心，践踏法律，执法犯法，扮演着可悲、可耻的角色，如还不悬崖勒马，当正义回归、报应来时，等待他们的也将是可悲、可耻的下场。而且人间的报应只是为了警醒世人，地狱的报应那才是偿还恶业的过程，还会殃及子子孙孙。

中国百姓希望中国的法制能够更加健全，公安警察、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都能拿出勇气，尽快从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操纵中解脱出来，抵制邪恶的指使，维护善良，给子孙后代开创一个公平、正义的生活环境。试想一想：做好人遭迫害、讲真话遭迫害的社会，可不可怕？你愿意你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社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