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受看守所的酷刑迫害、劳教所的超时有毒劳动和监狱的超时高温有毒劳动等，兰军的身体被严重损坏，在回家后的这十二年里，一直被病痛纠缠着，直至现在。

兰军女士诉说：近六～七年来我能躺下的时间很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坐”久了腰又痛，就靠双臂支撑着，晚上坐靠在床边地板上、两手握紧拳头顶着地板支撑着腰打一下盹儿；白天坐椅子上、两手臂弯曲后向两边的肩部靠拢，双肘撑在桌上，双手掌又支撑着头，几年下来双肘处的肌肉、两手拳头面十指间的肌肉，都被磨出了厚厚一层老茧，想站起来都很困难；肺部的疼痛，心慌，鼻子的不通气，就是在大冬天也被疼的大汗淋漓。这“病状”将我推向“死亡”好多次了……

兰军的遭遇源于中共邪党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下面是兰军女士讲述自己被迫害经过：

我叫兰军，27岁时，也就是九五年初我身体突发黄疸型肝炎：全身发黄、四肢无力，中西医治疗无效，十一月份修炼法轮大法两、三天后病状全部消失；修炼前，我性格好强、暴躁，还专注赌博、不管家、做生意中有“掺假”等陋习；修炼后，我从此不赌博了，“生意”中尽可能寻找到当初“假货买主”给予补偿，从此诚实守信、关心丈夫带好女儿，主动做家务、婆媳相处的很好；每当同我的家人、同事和朋友在一起时，都会赞扬我身心的巨变！我也更坚修实修大法，特别在“洪法”中和父母一道很用心，由此也在较大范围内结识了不少修炼人。

九九年迫害开始后，我和当时的一批同修在邪恶疯狂打压时，最先站出来证实法：因去北京上访、去贵州省政府上访、去贵州日报社澄清《贵州都市报》攻击大法师父和大法“事实真相”、和与外地同修交流“大法修炼人站出来维护法的问题”等等，曾被邪恶疯狂的频繁的绑架关押。时间上我的被迫害主要集中在前七年里。下面先集中曝光迫害我的恶人。

一、贵州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人：

在贵阳市有：
赵小峰（南明区朝阳派出所警察 警号：007473 已退休）
张震忠（音）（南明区公安一科警察，已于二零零八年车祸暴死，死相惨烈。）

在赤水市有：
田红（音）：（赤水市公安局警察）
黄燕：（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
公安局局长：（当时赤水市公安局长）

在贵州省“中八女子劳教所有”：
顾新英：（劳教所入监队队长）
李剑云：（劳教所 警察）
张琴：（劳教所 副所长）
尹厚梅：（马三家劳教所邪悟人员）

在遵义第二看守所有；
陈声慧：（遵义市第二看守所狱警）

在贵州省羊艾监狱有：
孙艳萍：（监狱八大队警察 据悉已调至贵阳“610办公室”）
王友发：（监狱教育科科长，已遭恶报死亡）
帅医生：（监狱场部医生）
甘明惠：（监狱八大队大队长）
吴贤娥：（监狱八大队四中队中队长）
蔡华：（监狱八大队四中队中队长）
王芳：（监狱八大队四中队警察）
许涛：（监狱八大队四中队中队长）
邹孔仙：（监狱八大队狱警）
王姓：（监狱八大队四中队警察）

二、我的历次被迫害

1、去北京上访

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面对铺天盖地诽谤大法的宣传，我去了北京。在“信访办”警察不让填写“上访单子”，还说：“没用！回去吧！”我跟警察说：从贵州千里迢迢来这里就是为了告诉政府：“法轮大法是正法，师父好！大法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警察被感动后让我填写了“上访单子”，达到了我来京的目的。但随后我被贵州驻京办事处非法“接管”；在交贵州公安劫持回贵阳的当天，在“贵州野生动物保护中心”那里，我被南明区公安一科警察张震忠（音）非法提审，警告：不要再去“北京上访！”。当晚十一点被送到白云区戒毒所，在被非法拘留的十五天里，南明区朝阳派出所警察（警号：007473） 赵小峰两次提审也是警告：“不准去北京！”还问，“家里有无大法书籍？”我说：“人在法在！”赵小峰不语了。回家后被单位开除了，失去了工作。

2.两次被绑架

“劳教”之前的两次被绑架，都发生在二零零零年的二月。

第一次是：被朝阳派出所关押三十多个小时：期间警察赵小峰提审说，我是去“贵州日报社反映情况、和去省政府上访”的组织者，企图加紧迫害；期间我被铐在凳子上，深夜了我对手铐说：“手铐啊，你是铐坏人的，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你别铐我……”手铐自己就解锁了，第二天值班警察起床后很吃惊！问我：“这手铐是怎么回事？”看炉火已被烧的旺旺的、人也没跑还在；下午父亲和女儿把我接了回家。

第二次是：应邀去赤水市与同修交流，回贵阳后被赤水两个公安（其中一个叫黄燕）绑架到赤水看守所。公安局长和警察田红（音）提审时一开始就问：你看中央电视“新闻节目”了吗？我答：“中央电视台是在向全世界七十二亿人撒谎！”局长威胁说：“你是要为这话付出代价的！”又提出：你能写出“脱离法轮功的保证书”，一切都可以过去，我可以马上买一张卧铺票送你回贵阳。我回答：“你们休想！”

不几天后，我和当地的几个同修，被硬拉到大卡车上在赤水市城里被“游街示众”（通常是杀人犯、偷抢等刑事犯之类的人才游街示众），开公审大会后我被宣布“劳教三年”，随后送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下面简称：中八女所）。

3、在中八女所

二零零零年二月到二零零一年三月在中八女所期间。迫害我的狱警主要是：“入监队”队长顾新英、副所长张琴、狱警李剑云和马三家邪悟人员尹厚梅等。

在中八女所：一方面，我被逼迫从事超时、单调、有毒的劳动。在到“入监队”几天里白天被晒太阳，除吃饭外一直在烈日下被暴晒得头晕目眩，两眼直冒金花，晚上就叫站“军姿”手怎么放、脚怎么摆之后，下来走路、上厕所、躺下都全身疼痛难忍，每天十多个小时。

几天后被下到以劳动为主的“二中队”：

（一）超时劳动。在那里干活八个月很少有休息天，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九～十点钟、甚至十二点，夜深人静了还在干活，中晚餐饭都在车间里用，根本没有一点点让人休息的时间，连让人“喘口气”的时间都不给。

（二）有毒劳动。整天的“串珠子”、“缝排球”或“打鞋帮”等，塑料制品和胶状制品散发出的“毒气”，毒害着人的呼吸系统和内脏，才三十出头的我就常感身体不适，特别是肺部、呼吸道等。

（三）单调劳动。“串珠子”、“缝排球”或“打鞋帮”在超时的、有毒的劳动基础上，因长时间坐那儿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是弯曲的、始终弯曲着，手的活动也是恒定不变的那几个姿势。每当结束一天的劳动后，全身都是僵硬的，腰和脖子也弯曲着，完全不能伸直，就现在也伸不直。

（四）“串珠子”、“打鞋帮”的劳动一天下来看东西是模糊不清的，从那以后眼睛视力也一直不好。“缝排球”双手被缝线拉出一条条细细伤口，火辣辣的痛，久了以后伤口难以愈合，就现在伸出双手来还留下当年的道道伤痕，一般人少有的手掌模样！

（五）吃的饭菜，那菜里面没有一点油花花，肉眼能看见煮过的菜上面还有泥土，甚至还闻到过那菜里的“粪便”味，当场就被噁心呕吐，一星期说是吃一顿肉的那餐饭，有啥肉呀？！当然那肉味还是有一点点的。

（六）在劳动之余逼写“三书”也是经常的事。

另一方面在“入监队”：副所长张琴、入监队队长顾新英，要么她们亲自出马，更多的时候是指挥手下的狱警和劳教犯人，说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思想改造”：我被频繁的逼着听音频、看视频等诽谤大法的资料；我被频繁的“谈话”；我被频繁地写“认识”；我被包夹二十四小时的“监控”。“背法”、打坐、炼功等是全部被限制的等等。我都是排斥的、抵制的。一天包夹说：“你们所有炼法轮功的都要被集中在一起，他们（指狱警）从北方请人来给你们做工作”。

二零零零年九月的一天，我们被集中在一块时，面前四～五个（四十岁左右，也有个别五十来岁的男女）陌生面孔与司法厅的人站一起，说是“马三家”劳教所来的，说是中央司法部统一部署的，来与西南三省监狱、劳教所内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交流”的。我们几十名学员被分为四组，我所在的组与一个叫尹厚梅（介绍说是俄语教授，五十岁）的进行了所谓“面对面的交流”，实则是马三家劳教所的“邪悟人员”，是来“诱骗”这里的学员来的。她说什么“写三书是放下了对形神全灭死的执着！”、说我们“已经圆满了！”、说“大门关了，面前留一道窗户，你要不要利用！”等等；一个多小时结束后我回到监室，正迷惑之际，狱警来问：“如何？”我说：“你叫那位女俄语教授（尹厚梅）来一下！”那狱警去后回话说：她们忙着离开，不来了。之后，狱警抓住我的“迷惑”乘虚而入地加紧“转化”，那兰教导员还在我面前“抱头痛哭”，之下我写下了所谓“三书”。之后，狱警利用我们已经被“邪悟”的，在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面前“亮相”， 高压强制又加诱骗他们写“三书”。

在邪悟“转化”后，我心灵被“扭曲”，随之而来的是大法正面的也不信了。劳教所看我真的被转化了，就提前放我回家！但哪有家呀！丈夫见不到面，女儿也不让我看，家里空空的没有一分钱，只有婆婆（同修）接纳了我。也正是这期间——回到大法修炼后的半年多里，意识到自己的确是被“邪悟”了，还被狱警利用来再去“影响”其他学员的邪悟，真是罪过，罪过呀！好在当初我们都有“约定”：“如果“错了”，我们就要“走回来！”，之后，我用了各种方式去寻找同修，最后，我们都在大法网站上发表了“严正声明”，都回到大法的修炼中来了！

4、在遵义第二看守所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从遵义来了两位同修，是来找我交流的。几天后遵义红花岗分局警察在贵阳绑架了我，同时破门抄家：家里凡值钱东西被抢劫一空、我身上的现金也被搜干净。

在遵义：红花岗分局警察非法提审我四十八小时：叫我下跪，我不从就毒打我，用手铐把我铐在铁凳子上，只有头能活动；随后警察用手铐把我挂在七楼的铁门上，对着风口吹，那是十一月份的气候，身上只穿了薄薄的单衣。

酷刑图：吊铐

在遵义第二看守所：狱警陈声慧多次对我非法搜身、强迫我戴上五十六斤重的脚镣、每次家人给我“上钱”陈声慧都要从中扣取百分之二十，说这是“规矩”！

酷刑演示：脚镣

我被遵义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十八个月，期间我有过两次反迫害“绝食”：第一次八天；第二次“绝食”是十三天，狱警利用“关闭了监室里全部犯人的家人接见，和购买食物” 等方式，企图让监室的犯人一齐来“仇恨”我，来威胁我，目的是要我“进食”！我心诚的跟她们讲，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后，犯人们从骂我一直到能理解我，她们说：“只要能走出去，就绝食下去！”

一天红花岗区法院庭长来看守所说：我们同是年轻人，你只要放弃你的信仰，我可以判轻点！我回答：不可能！后被非法判刑六年。送贵州省女子监狱（也叫羊艾监狱）。

5、在羊艾监狱（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到羊艾监狱第二天被两个包夹，直接送到八大队四中队的“水胶鞋车间”劳动。在羊艾监狱几乎所有的车间，都是从事与塑料制品有毒性的劳动。监狱规定：在一般的车间干上一年，算一个“劳积”，可减刑九个月；我所在的“水胶鞋车间”干上一年算一个“劳积”，可减刑十二个月；“水胶鞋车间”完全是高温、塑料气味很浓的有毒劳动，我被四中队狱警安排“套铁鞋”。铁鞋一只有几斤重的、有十几斤重的，一次要抱几只，贴着身子、又重又烫，外面温度三十度，车间温度就有四十几度，汗水一直流个不停，等不再流汗，原有的汗水在脸上自然的干了之后，手一摸脸上留下的全是“盐颗粒”；在结束一天的劳动后几乎都要去洗澡，我要去，所有的狱警都不让，说：你只要写三书，就让你天天洗。我说：我修真善忍的，不能说假话，写了心口不一致。他们说：假的也要，只要能够交差就行！

后来他们拿我没办法，就去四川监狱去学习怎样迫害我们，回来后成立“攻坚小组”，对我们一个个进行攻坚。不断的播放造假和攻击大法的电视、不断地找我谈话、不断的逼我写三书：一次，是个星期天我被叫去办公室，逼我写“三书”！我不干，狱警吴贤娥、蔡华、王芳几个一起上，两人控制我的身体和双手，我又拼命在反抗，一人把笔硬往我手里塞，我就握紧拳头就是不拿笔，就这样她们被搞累了，没有得逞。我回监室后，包夹看到我脸色发白，嘴唇发紫，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太累了，休息一下！”

一次，大队长甘明惠、狱警邹孔仙和帅姓狱医来监室，是要叫我去车间出工！我说：“没炼功身体不舒服，出不了工！”帅姓狱医就大发脾气，我也不示弱的开始给他们摊牌：“你们不让炼功，我身体受不了，炼了就没事！”他们说：你越说越神了！我说：“别人的体会我不说，就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体会，是我自己亲身体会到的，你能解释吗？所以我相信大法讲的是真的！”大队长甘明惠时刻都在想，怎么叫我把“三书”写了，就又说：不管是真的假的，只要能回家就行了！

那时我开始出现咳嗽、心慌、胸闷、呼吸困难的症状。二零零四年十月丈夫和女儿来狱中看我，被吴贤娥、蔡华带出去见面时，她们不准我丈夫给我上账、不准送东西、还要丈夫劝我转化；并威胁丈夫说：如果我不写“三书”，到刑满释放的时间也不准我回家，直接送洗脑班。当时丈夫悲痛欲绝地说：“等时间到了我们就来接你，看能不能接回家！”

我望着丈夫和女儿远去的背影，想着自己的处境，我彻底地崩溃了，我放声大哭之后神志不清时，狱警与包夹乘虚而入，我被迫在监狱拟好的“三书”上签了字，在回监室后我很失落，感到生不如死，想到死了算了！

我被“假转化”后，一天我们学员又被集中关押到四号楼。在四号楼，我看到了我接触到的四位同修被迫害的惨状（都是在羊艾监狱三中队，白菊当队长的时候发生的）：

见到同修A时她已经神志不清，当晚被送场部医院，没过几天就传来说走了。

同修B被绑在床上七天七夜，蛆虫从背部爬出来，管B的包夹把她放下来后，说是带出去“锻练”身体，其实就是带出去打她，天天如此，身上被打的没有一块好肉，其她的犯人都不忍心、都看不惯了，纷纷起来反抗，向监狱提出“抓出凶手”，不然就不出工，后来，队长甘明惠说要“抹去”这个犯人一个劳积（九个月），去问B，回答说，不希望这个犯人因这事晚回家，甘说“这是你们修炼人的慈悲！”

同修C天天被包夹折磨，包夹给C规定：小便一～两分钟，大便三分钟，超时了就用塑料凳子砸她，有时砸在身上、有时故意不砸在身上，就是吓唬她，最后同修C精神出了问题，在被关押十一年之后，才同意保外就医的。

同修D被犯人从三楼拖到一楼出工，脑袋上全是包、皮鞋都被拖烂了。

在四号楼每个学员被关一个房间，没关房间门，只把外面的大铁门锁上，只要包夹不管，我们在一起的学员就可以互相切磋。在二零零五年过完大年后，我们在羊艾监狱全部同修写“严正声明”又回到了大法中。邪恶警察为了“再转化”就去都匀监狱（贵州男子监狱）学习，回来后把我们法轮功学员分开，开始“攻坚”，就是一个个的被关在黑屋里进行迫害。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我结束了羊艾监狱的被迫害，回到了家中。

三、至今仍伤痕累累

回想这五十一年的人生路，二十七岁喜得大法才两三天，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身心健康无比，在和平修炼的几年间，我走着自己明理后该走的回归路，深深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幸福。可是，从中共邪恶的迫害开始后，我又被推回到灾难的深渊，而且更加深重：

1、出牢狱至今十二年来一直出现的“病状”

最早出现在“中八女所”，当时就有腿发硬、手掌变形、腰颈弯曲、眼睛看东西模糊、咳嗽、鼻塞、胸闷等；“羊艾监狱”五年间，在长时间的、超负荷的、高温的、有毒的环境下劳动，这等等“病状”更加严重，尤其是心脏、肺部和整个呼吸系统，被损伤的很厉害。

回家后的前几年：因坚持学法炼功，“病状”得到了极大抑制，但还是时不时的感觉心慌气短、全身发软、鼻子不通气、咳嗽和喘气等，每次咳嗽吐出来的东西不是痰，但也不知道是什么。虽然这样，但在那几年生活还能自理。

从二零一三年五月身体的“病状”开始被全部爆发：不停地咳嗽、不停地边咳边喘气、甚至是很急促的喘气，加上心脏的衰弱气接上来时，人就像死亡前一瞬间的感受一样，极度的痛苦；咳嗽、哮喘、心衰、加上鼻孔内的息肉堵塞又不能正常呼吸，导致不能正常躺下睡觉，因为一躺下就“出不了气”、一躺下就“感觉心慌”。

近六～七年来我能躺下的时间很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坐”久了腰又痛，就靠双臂支撑着，晚上，坐靠在床边地板上、两手握紧拳头顶着地板支撑着腰打一下盹儿；白天，坐椅子上、两手臂弯曲后向两边的肩部靠拢，双肘撑在桌上，双手掌又支撑着头，几年下来双肘处的肌肉、两手拳头面十指间的肌肉，都被磨出了厚厚一层老茧，想站起来都很困难；肺部的疼痛，心慌，鼻子的不通气，就是在大冬天也被疼的大汗淋漓。

这“病状”将我推向“死亡”好多次了，平时我经常能感觉到自己随时都在面临“死亡”！而在极度的痛苦时，我无数次的想到“以死”来解脱，清醒时我又顶着病痛的折磨而不愿离去，因为我知道，我的肉身是要保存下来修炼的，所以我伤痕累累还始终活着。常人当然是理解不了的。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我家人劝我说：你不怕死，这我们知道，但是你应该去医院查一查，即使死了我们也知道是什么病走的。因为那时我全身发肿，背部、胸部、大小腿、腰部等多处还发硬，家人看着也非常着急；去医院后：检查了太多部位、没有一个科室收下我，最后到“心脏科”，那是个博士医生，他正在研究我这样的病症，他告诉是“疑难杂症”、是治不好的、吃药只能缓解，但“这药”在我们这个城市只有一家药店有卖，不仅非常昂贵，还不一定有货，因为得这种病的人很少了，所以卖药的也不进这类药品。医院不收我，针不打、液不输、没药开就叫我回家了。

又一年过去了我还活着，但“病状”还是有增无减，我经常回忆起在冤狱中的那段日子，我的身体“病状”是邪恶的迫害造成的。

2、十二年来一直挥之不去的“心灵伤痛”

在“冤狱期间”的被迫害，最让我刻骨铭心的，除了肉身的被迫害外，就是对我“心灵的伤害”。

我知道：看守所的酷刑、劳教所的超时有毒劳动、监狱的超时高温有毒劳动等等，对我身体的摧残，都是要整垮我坚修大法的意志，摧毁对大法的信仰。你看那赤水公安局长说的：你能写出“脱离法轮功的保证书”，一切都可以过去，我可以马上买一张卧铺票送你回贵阳！你看在“中八女所”引进邪悟人员说的：“写三书是放下了对形神全灭的死的执着！”“大门关了，面前留一道窗户，你要不要利用！”那兰教导员“抱头痛哭”的场景；你看在“羊艾监狱”警察说的“你只要写三书，都让你天天去洗澡”、狱警甘明惠说：（当时我说，硬叫我“写三书”是心口不一）“不管是真的假的，只要能回家就行了！”

劳教所、监狱的邪恶为了让我脱离大法修炼，真的耍尽了招术：脚镣手铐、恶劣环境下的超强度劳动、没完没了的所谓“学习”、“写思想认识”和“谈心”、“拒绝家人接见”、包夹二十四小时的监控、狱警变着花样的“苦肉计”等等。在这样迫害下我在劳教所最后是：在“马三家”劳教邪悟人员的“诱骗”下，“邪悟”后，再被狱警逼迫利用去“帮助”其他的学员也跟着“邪悟转化”；在监狱最后是：在身心被迫害的极度衰弱疲惫下被“假转化”，再被狱警逼迫利用去“帮助”其他学员也“假转化”，牢狱中的所谓“转化”都是违心的，都是被逼迫所为，我心灵的“求真”被“扭曲”了！至今已十二年了这“心灵的伤痛”，一直不能愈合，一直被陷入深深的痛悔中。

我从修炼大法的第一天开始，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过大法，恰恰相反我很“珍惜”他。这些年里一次次的在责备自己，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徒，我怎么会不能坚守住我心灵深处的那份“纯真”！这是我的“罪过！罪过呀！”，而这罪过却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在九九年“七二零”后疯狂迫害法轮功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