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苟金芳女士简述自己被迫害的经历。

一、修大法身心受益

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如：心脏二级杂音、重症甲亢（心跳每分钟187次，伴有房颤，脖子下一半明显粗大）、低血压（高压75、低压50毫米汞柱）、多种妇科病、严重神经衰弱等。经多年医治，西医、中医、挂专家门诊等，越治病越多。

一九九七年三月底，经朋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立竿见影，没花一分钱，多种病症很快消失，无病一身轻，心情无比愉悦。至今二十二年，身体健康，从未吃过一次药，为自己消除了巨大痛苦，也为单位和国家节省了大笔医药费用。

法轮大法教人修心向善、道德高尚，提升人的思想境界。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要求自己在哪里都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做事为别人着想，不图名利，工作认真负责，严守职业道德，遵纪守法。

二、工作单位长期监控、家人受牵连

然而，就是因为坚持修炼使我身心受益的法轮大法，不转化，说真话，自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大法以来，我遭受了严重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一开始，我就被免去了单位的“职工代表”身份。由中共党委书记主抓，把本单位所有法轮功学员集中在一起办所谓“学习班”，逼迫必须人人表态，逼所有法轮功学员交书，还把每个法轮功学员承包给具体的人负责“转化”，我被承包给分管科研的副院长。随着全国迫害形势的不断升级，单位对我们的迫害越来越严重，也成立了610办公室。因为我从来不说对大法及师父不好的话，成了单位的迫害重点，单位领导经常的、轮番的找我谈话，以利益诱惑（许诺：说不炼法轮功就涨一级工资）或以开除公职、送拘留所、送昌黎洗脑班等，威逼我表态“不炼法轮功，不进京上访”。

二零零零年七二零前，我正在上班，所长找到我说：“你表态说不炼法轮功了，就给你涨一级工资；说还炼就降一级工资”，我说：“人各有志”，他就让我到二楼会议室开会。到那一看，屋里坐了很多人，都是我单位的各级领导。主持会议的党办主任对我说：“如果你还说炼法轮功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送拘留所，再一个就是送昌黎学习班（就是当时在当地臭名昭著的昌黎洗脑班）”。无论他怎么说，我始终一言未发。最后他只好说：“你不说话，就以你“不表态不炼法轮功”上报”。

下午一上班，科技中心主任把我找到他办公室，主任说：“上边（市里）等着要结果呢”。一看不说不行了，我就说了一句：“我要一修到底！”主任颤抖着手一边掏手机（向市里汇报）一边说：“这年头谁也保不了谁。”

这次我虽未被真正抓走，但被降了一级工资，从二零零零年八月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河北省工资改革才恢复正常，七年多经济损失共计五千五百多元。

多年间，每到“四二五”、“七二零”、“十·一”等所谓的中共敏感日，单位610人员就找我谈话，逼迫表态。我单位的每个法轮功学员都由主管院长、本部门领导、单位610、保卫、居委会层层负责、监控。人事处长还多次刁难，正常请假不批准。单位还配合市610将我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为了达到铲除法轮功的目的，江泽民集团采取层层捆绑、家家株连的手段，将迫害法轮功的责任落实到每一层政府机构、每一个企事业单位及至家庭，绑架全社会参与迫害。我丈夫也被单位多次找谈话，派出所警察多次打电话施压，让他做我的“转化工作”，好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单位人员甚至逼他代写我不炼功、不上访的保证书（被他严词拒绝），并以让他回家看住我而不让他上班、以及孩子将来不能上大学等威胁他，给他的工作、生活造成很大干扰，给他的精神造成极大伤害。

三、七次被绑架、两次被抄家（包括绑架到洗脑班）

法轮大法是使人身心受益的高德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政府应该大力弘扬才对，不应该受到打压。为此我几次进京上访，坚持告诉世人真相。

一九九九年“十·一”期间，我到北京中南海西门（府右街）为法轮功上访。门口站岗的警察听说我要上访，就让我到游泳池附近的信访办反映情况。来到信访办，发现放长假、不上班。一位姓马的访民说跟我是老乡，他主动提出愿意帮我带封上访信给信访办，我就写了一封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及自己如何受益的信，署了工作单位及姓名。没想到，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秦皇岛白塔岭派出所的两个警察找到我家，把我和六岁的孩子绑架到派出所（丈夫正出差，没人带孩子），做所谓的罪犯档案（滚十指指纹、按掌印）、写对法轮功的认识，我写了法轮大法如何好的真实情况。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底，我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刚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便衣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前门派出所地下室。报了姓名接回当地后，被秦皇岛市公安局保卫分局（市公安局二处）以“法轮功问题进京上访滋事”为由，非法关押到卢龙拘留所行政拘留三十天。

因为信访局变成了公安局的后门，上访起不到作用，为了表达心声，让世人了解真相，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我走上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带有法轮大法八大特点的“真、善、忍”横幅。被警察在地上拖拉很长距离塞入警车，穿的鞋子被拖掉一只，只能穿着一只鞋。因当天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太多，到处都满了，警车辗转很多地方，最后拉到北京西站附近的一个巡警队。在那里一个女警逼我脱下裤子检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警往我脸上吐烟圈。因我不报姓名，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四个警察围上来，我告诉他们打人造业，其中一个人左右开弓，“啪、啪”狠命打我耳光，至少打了四、五下，每打完一下耳朵就听不到声音了，过一会儿才恢复正常。然后又朝我右眼下方狠命打了一拳，我脸上立即鼓起一个大包。他们几个人强行掰开我的右拳，在一张准备好的纸上按了手印。然后把我随着报出地址的其他学员一起送到秦皇岛驻京办事处，在那里被当地警察认出来。绑架回当地后，由秦皇岛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市公安局一处）关押至昌黎看守所， 二十多天后身体出现异常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秋，因单位家属院发现法轮功真相资料，居委会主任齐丽君领着市国保大队的徐英斌等四人，没出示任何证件，闯入我家抄家。我质问他们：“有搜查证吗？”，于是他们现写了一张所谓“搜查证”，给我看了一眼，上面写着四个人的名字，前两个是“许英彬”（故意写成同音字）、“牛明福”。抄完家他们撤走了，过了一会儿又返回来，叫来开锁大王撬坏我家门锁，将我绑架到保卫分局，然后关押到市第二看守所。因我绝食抗议，几天后经公安医院检查心脏有问题被放回。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再次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告诉世人真相，被绑架至前门派出所关到铁笼子里。绝大部分的法轮功学员都转移走了，留下的都先后被叫到警察办公室审问姓名和来自哪里，报了姓名的由当地驻京办接走，没报的再回铁笼子里。为了不牵连单位和其他人，我不报姓名。回到铁笼子后，我脑中闪过一念：“邪恶都是纸老虎”，过了一会儿，审问我的警察来到铁笼子门口，指着我说：“你走吧。”就这样，我于当天深夜离开了北京前门派出所。

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七日晚，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在开发区刚贴了一张真相粘贴，就被蹲坑警察绑架到开发区分局国保大队，他们把我们俩分开关押。我被铐在椅子上一天一夜，期间没给任何食物和水。因我俩都不报姓名，第二天上午他们叫来市610的人，此人一见我就说：“这不是苟金芳嘛”，他曾到我家绑架过我。我告诉他迫害好人会遭报应，他说：“我办了这么多人，活的好好的，到现在也没遭报应。”然后他们把我单位保卫处的副处长李建民找来，李建民领着开发区分局国保大队的朱卫国、李立忠等抄了我俩的家。抄走了我家的师父大法像和一些私人物品，就连坐火车用的小折叠凳都想拿走，在我丈夫呵斥下才放下。下午开发区分局国保警察何辛审问我，朱卫国想给我照相，没照成。被抓的第二天晚上，他们把我们俩送到市第一看守所，因我体检不合格、拒收，他们才把我放回家。

大约两周后，我正上班，李立忠和何辛到我单位，要绑架我去体检。他俩一边一个架着我的胳膊就要往楼下拖。我厉声说：“你们别碰我！”他俩立即松开了手，李立忠说：“你自己去分局吧”，他俩就走了。一年后，我单位所长找我、之后开发区分局也给我丈夫打电话，让去分局办理“取保候审”到期的手续，我们都没配合。

四、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二年七月初，我被绑架到山海关小湾洗脑班迫害。那天下午我正在上班，单位610的人领着两个便衣警察（市公安局一处的）闯到我办公室，让我跟他们走。我说：“不去”，俩便衣就从背后将我双手铐在一起，把我拖到走廊上，我的上衣扣子被扯开，于是我大声呼喊：“同事们你们快来呀，警察抓好人啦！”

中共酷刑示意图：拖拽

瞬间，几个同事从他（她）们办公室冲出来，一个女同事走过来帮我扣上了上衣扣子。接着，两个警察一边一个，抓着我的胳膊，头朝下脚朝上，顺着楼梯从五楼一直拖至一楼。正值夏天，穿着裙子和凉鞋，我的双腿和双脚多处被磨破了皮，手铐嵌入肉里，几天后双臂和双腿出现大面积青紫，两脚背露出骨头。拖拽过程中我一直大喊“法轮大法好！”，办公楼前聚集了不少人，我大声告诉他（她）们：同事们，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事后听说：在我被塞进汽车的时候，有一个男同事恨不得立即冲上去把我救下来。我从洗脑班回来后，另一个男同事见着我一边喊着“苟大姐”，一边立正给我打了一个敬礼！

在去洗脑班的路上，我一直喊“法轮大法好”、给他们讲真相，一个警察狠狠的打了我一拳，我对他说：“你警察打人！”，他竟耍无赖：“谁看见我打你啦！”

到了洗脑班，四个男人把我从车上一直抬到一座两层小楼的二楼。马上过来两个洗脑班的头目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转化。我告诉他们，这样做会遭报应，接着他俩坐的那张床“咔”的大声响了一下，他们走后再没找过我。安静下来后，我在心里说：“师父，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要回去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

我被抓进洗脑班算是比较早的，正式洗脑还没开始，但已是极其邪恶了。第一天夜里，他们就把我的眼镜、手表、鞋子都偷偷拿走了，到我离开时才还给我。洗脑班的房子就象集体宿舍一样，走廊两边都是单间。大夏天的，夜里睡觉都得穿着衣服，在走廊能看到房间里的一切，不管白天深夜洗脑班的男保安能随便进出女法轮功学员的房间。每天二十四小时，包夹寸步不离左右，不许和其他人接触、说话，每次上厕所（在室外）必须由包夹和一个公安或保安同时跟随、在厕所外守着，绝对禁止厕所内同时有两个法轮功学员，防止她们之间交流、互相鼓励，为的是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尽快违心“转化”。

到洗脑班的第二天上午，他们就让包夹给我念洗脑专用的污蔑、诋毁法轮功的小册子。后来又安排他们请来专做转化工作的、早期在劳教所被强制转化的姜英顺来转化我。这些专做转化工作的人与洗脑班的头目都是串通好的，我看见洗脑班的王姓校长在窗下给姜英顺和宋希黄（音）交代任务，商讨怎么转化我们。她们对不同的法轮功学员采取不同的办法，用歪理邪说迷惑不了的，就用威胁、恐吓、劳教多少年等办法逼迫转化。

洗脑班的男医生在第二天上午给我体检时，查出我有严重的“心脏病”，让我去公安医院，被我拒绝。

到洗脑班的第四天，一大早包夹就告诉我：她做梦我今天回家，说她做梦准。吃完早饭，姜英顺到我房间威胁、转化我，我就走到医务室，只有校长赵晓岭在，她摸着我的脉好长时间，说她妈妈就有心脏病，意思是她明白。这时，包夹来到我身边说：“咱们到外边转转吧”，来到前排楼的屋里，看到我丈夫和单位的人来接我了。我走后，洗脑班的人欺骗其他法轮功学员说我被送到公安医院了。

我在洗脑班虽然只呆了三、四天时间，但已严重失眠，身体急速消瘦。恶劣的环境、巨大的精神折磨使我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和摧残。

回家后，抓我进洗脑班的警察（听声音判断出来的），连续几天在深夜十一点多、后改成清晨五点多，冒充扬州电话号码往我家打电话，在终于听到炼功音乐、确定了我还炼法轮功后，指使居委会主任齐丽君给我打电话骚扰、威胁，她说：“咱有共产党撑腰，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五、长期骚扰、电话常年被监听

二零零一年五月份，老家的同修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一上班，市610的牛明福，就在我单位办公楼前，坐在白色轿车里监视我一上午，十一点多我去接放学的孩子，他开着车来回跟踪我。

二零零一年夏天，珠江道派出所的女警察冒充法轮功学员家电话号码，给我打电话，约我下午到哪儿见面。因为有其它事我提前出去了，回来时看到大门口一男一女两个便衣警察在这儿等人，其中男的曾经到我办公室骚扰过我，这次可能是想绑架我（未遂）。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白塔岭派出所的女警察，因为“诉江”的事给我打电话，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现在的家庭住址等，我没配合。问她叫什么，只说姓张，问谁让她干的，她说是海港分局。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单位主管领导给我打电话说，因为起诉江泽民的事，市里要给我们办一个全封闭或半封闭的“学习班”，还必须通知到家属。我就说：“现在还搞迫害？我起诉江泽民也不犯法，炼法轮功没错”，他说：“我也没办法，上支下派的，是某某某让通知的”。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下午，白塔岭派出所的李姓警察给我打电话，说要到我家给我照个像，我说：“不行”，他就说：“在你家楼下照也行”，我说：“不行”，他又说：“在小区门口也行”，我说：“不行，我不是罪犯，这是对我的侮辱，我配合你对你不好”，他说：“这是我的工作”，我就告诉他：“炼法轮功合法，不要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你要是给我照了像，这就是将来追究你迫害法轮功的罪证。现在很多人都明白了，不干迫害法轮功的事了，你也要给自己留后路”。最后他坚持让我告诉他我住哪个小区，我不说，他就说周一到我单位找我领导。

周一上班，我找到主管领导，跟他说这件事，要求他别配合警察。领导说：“你家住哪儿我也不知道。不是好多了吗？现在还有（迫害）？以前我可没少给你写东西（意思是：每到敏感日让他写我的表现情况）”，还说上边曾经安排他监视我，被他拒绝了，他告诉他们：“她（指我）犯了哪条法律，就用哪条法律制裁她就行了嘛”。我听后告诉他：“你保护法轮功学员将来一定有好报”。

迫害法轮功的这些年来，经过法轮功学员不懈的讲清真相，使众多世人明白了真相。在当今的中国，法律成了一纸空文，甚至被反过来利用打压正信、迫害善良，众多的公、检、法人员主动或被动的参与了迫害。真心希望每一位公、检、法人员都能静心了解真相，停止迫害，抓住这瞬间即逝的机缘，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